我所知道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革

我所知道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革，更接近于高默波的高家村
高默波写了个高家村，写了文革时期的高家村。这是农民眼中的文革，这自然与一部分或高干、或军干、或文人（与理工科知识分子相区别）笔下的文革不同。高默波感慨，文革以后关于文革的所谓历史书，基本上就是文人与官僚的视点，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声音，这也成为高默波写高家村的原始动力。在这一点上，尤其是看到楼下几位控诉文革的贴主，也不过是文人与官僚后代以后，我依稀间与高默波有了心灵相通的感觉。
我是文革前生人，文革中还是小毛孩，对于我身边的十年文革，文革前五年的感知来自于父母和有关资料，文革后五年的感知来自于我的眼睛。父母都是理工科大学的普通教师，五十年代毕业，文革时期大概算是中青年，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他们也是我的大学里，在当时占大多数，因此是有代表性的。
父母与我聊天，谈起文革的时候并不多。一个是1967年的夏天，为了躲避武斗，全校几千教工及家属，连续三天每天晚上都跑到学校渔场附近的山上避难，白天又回到学校。母亲说，这是她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情，校外的武斗派别攻打学校的时候动了枪炮。另一个是父亲当年的系总支书记，也是我们的楼下邻居，被一帮学生带到家门口批斗，正好是下班的时候，所以很多的邻居们包括大人小孩都看到了。父母所说的文革的坏话，大概就仅此两例。我有时候在想，父母是否说了假话，或者没有解放思想的觉悟？父亲是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母亲则是典型的老好人不惹事的类型，文革前留校当助教一直当了二十多年，直到文革以后恢复职称评定才一步一个台阶地分别当到了教授和副教授，他们显然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起当年分到工厂去的同学，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他们没有理由不随所谓否定文革的大流。因此我觉得，他们不说文革的坏话，更多的是与科学实验和工人师傅直接结合的理工科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的两位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的父亲，碰巧是那场武斗的遇难者，两个人都是学校附属实验工厂的工人。若干年后当我长大以后也在这个学校读书时，我的研究生导师提到过那件事，当时他还是辅导员，学校的大学生上街游行，学校特意派了附属工厂的年轻工人和青年教师参加到队伍里，走在队伍的两端，保护学生。再往后我有机会从网上了解到那场武斗的情况，我的感觉是这怎么像是当年马日事变时的国民党军阀对付农军？一边有枪弹和改装的装甲车，另一边是自制的梭镖。有枪的那一派后来玩得更大，玩过火以后被解散，文革以后又被平反成为所谓抵制四人帮的英雄，当然没有枪的那一派也没有被说成是四人帮的什么，就是没有说法，无疾而终。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解放军的枪会跑到群众中的一派手里？谁下的命令，让解放军战士成为武斗头头的保膘？谁挑起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搞武斗？在我看来，那些挑起武斗的人，更像是反文革而不是文革。
有一种现在时髦的说法，说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迫害，不干工作。这一点，至少在我父母的大学里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父母的大学是由解放前国民党的几所大学相关院系合并组建的，解放前的教授有二三十个，当时有十个系、部，每一个系、部主任几乎都是解放前的教授，即使在文革中间也不例外，这可以在系史上查得到。学校文革前的一级教授只有两位，因为工科的缘故，不是科学院学部委员，要放到现在就是院士了。这两位老先生，恰恰是在文革中间获提拔担任了副校长。有一位老教授，文革前和文革中致力于科普，写了好几本教工人看机械零件图的书，从当时直到现在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典范。这几十位老先生，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受到了什么迫害，更别提什么投河上吊自尽之类的事了。唯一一个有受迫害嫌疑的老教授，是一位大经济学家，比后来的历以宁之流高一辈，建校时从一个综合性大学调过来，担任学校的建校办公室主任，以后当基建处长，算是改了行(当时两校之间的人员流动很容易，他为什么不回去？)，文革以后创建了学校的经济学系，是他那个学派的一代宗师。我母亲1972年自愿到离学校几百里远的五七农场（就是某些人笔下的牛棚）下放劳动一年，她从来就没有说这是受迫害，反而是在报名时大家争着去，看成是一种自觉改造的很光荣的事情。我父亲文革期间参与的一个科研项目，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另一个项目则由于某最高领导人的光临而在后来成为学校反复宣传的荣耀。
至于文革后五年对我父母的大学的感知，在我眼里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套用一句歌词：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提到我父母的学校，不能不提学校的第二任党委书记兼第二任校长，一位三八式的抗日老干部，后来被广泛赞誉的教育家。他从文革前几年当校长，直到80年代中期退休，当了二十多年，我就在想：如果他在文革中垮了台，那当然就是受迫害了。可是他文革前后一直在位，如何解释？就像我的父母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一样，他也不能用是走资派还是革命派来贴标签。看了高默波的高家村，我有一点点释然了，我父母的大学在文革时期，是平静的历史的一部分，是存在于真实的历史当中的，而不是存在于文人的笔下的。
历史只有一个，写历史的书或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却有大大的不同，这正常地很，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你有权利控诉，我也有权利说出平常人的阳光灿烂。我不会把阳光灿烂强加到那些文人和官僚们勾心斗角的地方，那些勾心斗角也休想玷污真实的阳光灿烂。
原载华岳论坛（作者： 稀里糊涂/200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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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补遗：
牛棚是后来的文人们对五七农场的诬称
五七农场就是五七干校，我父母大学的五七农场，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起来的，是学校教职工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进五七农场，是很光荣的事情，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有关，与所谓犯错误无关。那时候犯错误的，叫做被办学习班。
牛棚这个称呼，当时并不存在，那是后来的文人们对五七干校的诬称。而且，文人们的笔下，似乎并没有把进五七干校当不光彩呀，反而是当作一种受迫害的政治资本而津津乐道，某些人隔三差五地拿出来炫耀一番，以博得善良人们的眼泪。
同样是进五七干校，有人把它当作改造思想而光荣，有人把它当作受迫害而津津乐道，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