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竞争推动的中国经济

互联网周刊　　2005-08-09 11:57 　　张军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再重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但是，我们尚需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批评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迟迟不能发生？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这么巨大的经济躯体，我们要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一个垂直集中的决策机关吗？在政治热情消退之后，我们怎么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
为增长而竞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和体制。这个现实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今天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整体和一个完整的市场组织，它过去不是，今天更不是。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欧洲各国的差别还要大，而且这种差别长期存在着。
作为经济学的同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这样一个转型创新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倍加注意和认真对待：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权威，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的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控制权市场”，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没有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却有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空母舰”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当中国经济被事实上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型的经济体之后，表面看上去它们之间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并且很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表明，当我们在批评各地区“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上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它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实际上促进了区际贸易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的进程。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分散的经济决策，没有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没有发达的经济就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
以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要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且要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过去20年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其难度远不是打赢一场战争可以比拟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反复调整的困扰。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试图想提出一个帮助确立合理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其认识始终没有超越“行政分权”的范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和在1994年被正式确立为“分税制”的基本架构，无疑取决于多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它涉及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方式，想必非常有意思。也许常常不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因素和事实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根据我的理解，首先应该就是“增长共识”的形成。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增长共识”纳入执政党的纲领中，从政治上最终取代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长期主导的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实行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了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的有效激励与治理结构。再加上财政体制上的分权和分税，很快就把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动力和能量的问题）解决了，在地方政府和干部人事制度上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成功地解决好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平衡。
我们可以批评“政绩观”贯穿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中可能产生和诱发出来的问题，但是让地方官员都能树立起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果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地方的共产党干部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你一定会觉得好奇，他们为什么会整日忙于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我们也无须否认在一些地方的确可能出现“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问题，可是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计，如果数字是“吹”出来的，像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浮夸风”那样，我们的经济早就因为数字的膨胀而崩溃了。
作为一个地区差别大的巨型经济体，一个农业和农民占绝对比重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解决好增长的共识和增长的动力。当增长的潜力和机会被改革开放的“眼镜”发现之后，如何尽快把中国经济引入到快速增长的轨道，如何尽快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和分享世界市场，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观察家总是不能摆脱固有的思维方式，总是把经济增长想象成一个灵性的东西，总是要与那些需要漫长时间来演变的标准制度或者“最佳实践”联系在一起。但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发达经济看到的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这种增长的过程固然已经没有了泥土和扬尘，而他们所忽略的是“古典竞争”（主要是数量竞争）在开始经济起飞时的重要作用。
持久增长的动力
在增长潜力和机会随处可见的时候，只有数量上的充分竞争能够产生足够的增量来推动更快的增长。在经济落后的起点上，数量的改变（即增量）本身就是增长。只有足够的增量才能让没有收入的人口迅速变成就业人口，才能维持持续不断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依靠持续的商业化过程逐步改变经济的落后面貌。
在地方间展开的古典式竞争不仅是一种力量，而且竞争能够节省信息和执行成本，简化对制度的过高要求。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中，最容易改变的要素、对制度安排要求最低的要素，会最先被用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最先表现为最容易识别的量的变化：更多的厂房、更多的机器、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公路和桥梁、更多的学校和大学生、更多的楼房、更多的机场以及更拥挤的城市。而对那些不太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要素或者对制度有更严格要求的要素，变化就相对缓慢一些。例如，人口的素质和文明水平、信誉与商业伦理、科技与研发、金融制度以及创新能力等，这些代表着更高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的能力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还没有大量地表现出来。我们的增长在现阶段上还更多地表现在更容易改变的地方和更容易看得见的“数目字”的变化。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体制在现阶段为这个以“更多变化”表现出来的增长提供了一致的激励和动力。
20年来，尤其是过去10年，中国庞大的经济身躯已经幸运地被地方分散决策的模式和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考量体制推上了增长的快车道，“变化”成为衡量我们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的尺度。我们需要变化，需要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需要让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变成就业人口从而获得收入的增加。需要开放和进一步开放，因为我们需要分享更大的世界市场，需要更多生产性的资本和资源来帮助激活与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20年来我们保持了平均10%的增长率，我们还会继续高速地增长几十年。我们需要更长的增长时期来覆盖这些地区和人口。要知道，国民富裕水平的提高就是依赖经济的持久增长而最终把人口的增长降下来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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