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特点看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

首都博物馆副馆长   高凯军
首都博物馆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六十周年而制作的“多彩中华” 展览即将开幕了。为了帮助观众对多彩中华的深入了解，这里就中华民族起源、形成的自然和历史背景及其主要发展趋势和相关概念问题，作如下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并以此文来迎接和纪念中华各族人民的伟大节日。
中华大地的外部屏障
早在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就生息、繁衍在亚洲大陆中、东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之中。由于中生代燕山运动和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等大陆板块运动，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南沿海呈阶梯式倾斜的地貌。最高一级阶梯青藏高原，由极高山、高山和大平原组成，海拔平均高达4000—5000米。青藏高原的外缘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雪峰山之间为第二阶梯，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环抱的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以及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组成，海拔在1000—2000米。从这里往东至海是第三阶梯，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淮河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间的丘陵和山地组成，平均海拔500—1000米。① （图1）

图1.中国地势图（引自周立三主编《中国农业地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图2-1）
这里东滨大海即世界上最大的海域太平洋，近海包括今天的鄂霍次克海、鞑靼海峡、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中国历史文献中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秦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丹、东晋法显东渡、唐朝贾耽“通海夷道”、元朝远征日本和爪哇以及明代郑和下西洋等航海活动的模糊、零碎的记载，②但总体说来，在近代航海业兴起以前，大海成了中华民族同外界交往的天然阻隔。
陆地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东北的外兴安岭和大、小兴安岭一带，山峦重叠，遍布原始森林，地处北纬50°—55°的寒带和寒温带，古代人迹罕至，直到辽金时期，女真人才把北部疆域扩展到外兴安岭一带。北方是呈荒漠、戈壁和草原景观的蒙古高原，萨彦岭、唐努乌梁山、贝加尔湖一带属北纬55°上下的高寒区，不具备农业甚至牧业的发展条件，因此，这里成了中华先民向北发展的极限。西北耸立着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等连绵巨大、常年积雪的山脉，阿尔泰山和昆仑山之间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和山地之间有少量的绿洲和草地，历史上被内地人视为畏途，直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才逐渐开辟了一条与中亚乃至欧洲通商的“丝绸之路”。西南与今天的尼泊尔和印度之间横着拥有世界最高峰的青藏高原，从西北向西南耸立着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等巨大山系，这些至今也是陆路通往西方无法逾越的巨大屏障。与青藏高原相衔接的云贵高原分布着横断山、高黎贡山、怒山、乌蒙山以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流速湍急的江河，呈山川纵横态势，同样构成了东西陆路交通难以逾越的障碍。（图2）

图2.中国海疆和主要山系示意图（引自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页）
这种因海上一面受阻、陆上三面屏障所导致的相对封闭的地貌特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是，在古代，域外民族的重大军事行动无法染指这一地区。如，著名的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的远征军，长驱万里攻占了伊朗、印度，却未能越过帕米尔高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也未能进入帕米尔以东。这就给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近两千年的宝贵时间，使中华民族得以形成了华夏—汉族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中华文明也因此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
负面影响则表现为，这种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使古代的中华各族难以选择外向型发展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闭关自守的保守观念。从历史上看，除了北匈奴、西突厥、契丹的一部分（西辽）迫于汉、唐和金朝的强大军事压力以及蒙古早期的四大汗国出于对外扩张的目的而通过漫长、艰难的西北和中亚通道走出了这一区域之外，绝大多数部落或民族都选择了内向发展的方式，很少再有民族或部落，集团式地离开这片故土。诚然，今天的华侨、华裔已遍布世界各地，据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室估计，大约有三千多万人，③但总体说来，移居海外的华人仍只占中国总人口极小的一部分。
中华各族发展的内陆条件
中华各族之所以主要选择了内向发展的方式，不仅是受到东亚大陆外向天然阻隔的限制，也与这一封闭区域内部的地理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地理单元地域广大，内部阻隔较小，给中华各族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和族群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便利条件。
就面积而言，这一区域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南北跨纬度约50°，东西跨经度近70°，比整个欧洲还要大。这里地势多变，资源丰富，在古代，人口和资源压力较小的情况下，生存环境的选择具有较大的空间，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非得向外发展。这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各国形成鲜明对比。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之所以较早成为中世纪以来的世界航海先驱，采取了不断向海外掠夺、贸易或殖民扩张的发展方式，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最疯狂的阶段，国内资源已不能满足需求，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压榨也已达到了极限，于是，他们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海外。
从内部交通条件来看，这里虽然呈阶梯地势，也有众多的山河阻隔，如祁连山、贺兰山、阴山、黄河、长江、秦岭、淮河、巴山、蜀水等等，但是，跨越这些障碍比起向蒙古高原以北、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以西、云贵高原以南以及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以东发展的困难要小得多。所以，相对说来，给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便利。这些构成了中华各族做出内向发展选择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这一地理单元内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具有内向凝聚力的民族分布格局。地处这一区域中、东部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分布着低山、丘陵和面积辽阔、土壤肥沃的平原。这里江河、湖泊密布，降雨充沛，气候温暖，资源丰富，有利于古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所以，中华远古祖先都十分向往这里，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裴里岗文化、磁山文化等都分布在这一地区，使这里形成了史前两大交相辉映的农耕文化圈，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文化圈和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旱作文化圈，成了华夏—汉族起源、发展的摇篮和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
随着华夏—汉族人口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加大，从春秋、战国开始就不断向周围扩张。周围受自然条件限制而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或者被强制同化于汉族，或者被排挤到生存条件更加恶劣的山区、高原或者气候寒冷的边疆地带。秦、汉时期，汉族逐渐占据了年均400毫米雨量线以内的地区，即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的宜农地区，形成了以汉族农耕文化为中心，以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和原始农业文化为边缘的民族分布格局。（图3）

图3.中国湿润带与干燥带示意图（据李润田等《中国资源地理》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图3-4改制）
这种分布格局导致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因为，少数民族已经被排挤到了边疆地区，进一步外向发展有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所以，通过互市贸易、朝贡赏赐、战争掠夺等多种途径从汉族地区获取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弥补自身经济生活的不足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面临因周期性气候波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生存危机的时候，向内地寻求生存之路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谓“五胡”、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明清时期的满洲等，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这也是他们对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经济发达地区保持持久向心力的根本原因。
少数民族内向发展的选择与中华各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中华各族在独特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分布格局和内向发展特征，必然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密切接触、交往和融合。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种融合的主要趋势和最终结果是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共存和进一步融合。
中国政府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大陆人口：126583万口（不含港、澳、台地区），其中已识别并确定下来的有56个民族，占上述总人口的99.94?（当时还有0.06?的未能识别并确定为何种民族的人群），其中汉族占91.6?，55个少数民族合计占8.4?，总称为中华民族。④从历史发展和民族认同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华民族不仅应该包括已经回归祖国的港、澳同胞，还应该包括台湾同胞和具有民族认同感的海外华侨、华人。⑤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为什么如此悬殊？这是因为除了近三千年来华夏—汉族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众多少数民族的融入，从而不断地改变着中华核心民族华夏—汉族的民族构成，春秋战国时期蛮夷戎狄的融入，使华夏族发展成了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五胡”和南方蛮、僚、俚等族与汉族的融合，形成了早期的中华民族；辽金元明清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的渐次融入，使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了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是：不同的民族在共同地域内的长期密切交往、杂居生活的过程中，居于落后、少数的民族无论是作为被统治民族还是作为统治民族，最终都必然融合于处于先进、多数的民族。这条规律或可归结为“先多”效应。
华夏、汉族、中华、中华民族人口变动概况
族称
数据采集时间
主体民族人口（万）
少数民族人口（万）
所占比例
华夏
战国时期
4，000
？
？%
？%
汉族
公元157年
5，649
？
？%
？%
中华
公元755年
5，292
？
？%
？%
中华民族
公元2000年
115，950
10，633
91.6%
8.4%
资料来源：见上述及作者《论中华民族—从地域特点和长城的兴废看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将由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有关章节。
从华夏—汉族方面看，自夏代开始，华夏—汉族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向周边扩张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就不断地交替进行。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最早占据了黄河中下游流域，此后逐渐以武力兼并、移民、推广郡县制等形式进行扩张，先是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然后是河西走廊、西域和云贵高原，最后是汉族遍布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地方。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加上秦汉王朝对当地民族采取强制同化政策，逐渐同化了相当数量的氐、羌、巴、蜀、楚、吴、越、哀牢等民族，使汉族于扩张发展空间的同时，由于在“先多”效应推动下，不断地同化少数民族，人口也越来越多。到两汉时期达到六千万左右。在此后的三国、魏晋、隋、唐、宋、明等汉族王朝统治时期，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仍在规模不等地继续进行。
从少数民族方面说，自东汉，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气候的转寒，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出于谋求生存、发展或者反抗中原王朝民族压迫的原因，屡次突破秦汉以来中原王朝所修筑的长城防线，南下掠夺、内迁或者靠武力入主中原，在这里建立政权或王朝，如五胡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清。尽管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的上层程度不同地实现了逐鹿中原的梦想，当上了统治者，有的还曾对汉族采取过野蛮、残酷的强制同化政策，如金、清王朝强制推行的“剃发易俗”、元朝的“四等人制度”等，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也占少数，最终都程度不等地融合于人口众多、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这样，汉族分布的地区更加扩大了，人口也急剧增多，再加上民国和新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上述那样比例悬殊的民族人口结构，使汉族成了中华民族当中人口居多数的主体族群。
晚清以来，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国门，粉碎了清政府“天朝大国”
的幻想，迫使中国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也唤醒了中华各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即对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整体和民族整体的广泛认同，强化了中华各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内在凝聚力。在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推动下，中华各族人民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平等，把中华各族真正整合成了稳定的政治整体和多族群统一体，即中华民族，造就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从而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与发展和以应有的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尽管中华各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还会长期存在，但是，从发展的角度和长远的观点看，随着族群间相互交流、互助合作与互相融合的加深，这些差别也会逐渐缩小，总的趋势是逐渐加快中华各族一体化的进程。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援助力度，使这些地方的交通、教育、文化、医疗等基础设施都有了巨大地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提高，缩小了同汉族地区的差距。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成员通过上学、参军、经商或进城务工等方式从边疆进入内地，很快都学会了普通话和各种专业知识，在接受汉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同时，带着他们本民族优秀的因素融入了主流社会。
华夏、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
从华夏、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也可看出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在世界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概念，它所指的是在境外民族国家环绕的国际背景下，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多民族统一体。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撰文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⑥所指的是当时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这可能是首次将“中华”与“民族”连在一起用的先例，反映了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林立的国际背景下，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一词在英文中，被译为：The Chinese nation 。 “nation”一词含有国家和民族的双重涵义，如：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The Scottish nation （苏格兰民族）等，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整体和多族群统一体的基本内容。
尽管中华民族作为近代民族概念，产生、确立得较晚，但它的雏形早在唐代就已形成。如唐太宗在总结其民族政策成功经验时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云云。”⑦这里将“中华”与“夷狄”对举，用的自然是民族概念，所指的是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有文化的民族，即以汉族为核心融合了北方的所谓“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和南方的所谓蛮、僚、俚等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新的族体，即中华民族，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或汉族了，故而，此时唐太宗称“中华”而不称“汉”。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上华夏、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渐深入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和少数民族人口逐渐减少而汉族、中华民族人口逐渐增多的历史脉络。
唐朝以后入居中原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少数民族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中华文化，不断地壮大着中华民族。据史料记载，有一次，辽道宗令汉人儒士为他讲解《论语》。当讲到“夷狄之有君”句时，儒士怕有忌讳，想一带而过。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然后叫儒士继续讲下去。⑧辽道宗所说的“中华”与唐太宗所说的“中华”，虽然都是指中华民族，但后者又增加了契丹等新的民族成份，内涵更加丰富了。金代女真统治者不仅接受了中华传统语言文化，而且进一步试图统一全国，做中华正统皇帝，如海陵王完颜亮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⑨元、清两朝的蒙古和满洲统治者在同一全国之后，也都以中华正统自居，接受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边疆少数民族这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一直传承下来，即便在元、清王朝灭亡以后，也是如此。如民国初年，众多爱国蒙古王公得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等宣布“独立”的消息，就立即在绥城（今呼和浩特）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并郑重通电声明：坚决主张捍卫领土主权，珍视汉蒙团结，认同中华民族，拥护中华民国。⑩
华夏、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
族称
时代
主体民族及其成分
少数民族
华夏
东周
夏、商、周三族
周边的蛮、夷、戎、狄
汉族
两汉
华夏＋秦、楚、吴、越等
北方的五胡和南方的蛮夷等
中华
唐代
汉＋北方的五胡和南方的蛮夷
突厥、契丹、靺鞨、室韦、南蛮等
中华民族
近现代
由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汉族
55个少数民族
华夏、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恰好反映了中华民族是几千年来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融合以及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各族经济、文化的精华与共性的结合体。从长远的观点看，虽然中华各族在语言、宗教信仰和习俗等的差异性还会长期存在，但这种差异性会在不断密切的民族交流中日益趋同，共性和认同意识则必然与日俱增。因此，中华各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具有差异的不同族群与这些族群因诸多方面的共性和共识而结成的多族群统一体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消除人们在处理中华各族与中华民族概念逻辑关系问题时所遇到的困惑了。

①参见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13页；周立三主编《中国农业地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1页。
②参见上海海事大学、中国海洋学会等编《海洋—我们民族留下的记忆》，海洋出版社，2008年。
③据作者2009年2月18日电话咨询，目前移居海外的华人总数尚无确切统计，这个数字是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室根据有关材料的大致估计。
④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⑤据统计，截止2006年中期，香港总人口：485.7万人；澳门总人口：49.9万人；台湾总人口：2287.7万人。参见《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第925、977、1002页。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载《饮冰室文集》专辑，第11册。
⑦《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条。
⑧《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又《松漠纪闻》卷上。
⑨《金史》卷八四，《来辱盌温敦思忠传》、卷一二九，《李通传》。
⑩该通电的原文是：“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西盟会议始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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