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文/吕伟明

    当中央高层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普罗大众如梦初醒：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充斥着金钱、美色和性话题，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理应被整肃；新版《红楼梦》设计了林黛玉裸死，颠覆了原著艺术精神，自然要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所谓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到不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不会被视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课题。可是，我们要找找这“三俗”的根源在哪儿，看看到底是何等社会土壤让天山雪莲的种子长成了一株地瓜牡丹。不然的话，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电视相亲节目也好，是新版电视剧也好，推波助澜的都是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问题似乎就出在这儿——假如知识分子们不去组织相亲节目，不去重拍电视剧，恐怕就会失去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许多门径。正因为有中等收入的诱惑，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世风日下竟然与金钱利益驱动密切相关，而由此衍生的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盛行无不与这个大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从清朝后期“洋务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就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继而又从辛亥革命前的政治推动者一变而为五四时期的政治参与者，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论战到随后成为“现代性困境”的受害者。若说如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低俗，那是因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有诸多心理失衡之处。在二三十年代，文人买个四合院住似乎是家常便饭。鲁迅就在1919年和1924年买过两个四合院，一大一小，大者3500元，小的1000元。鲁迅1919年的年收入是3600元，不吃不喝，刚好买个四合院。如果按四合院为标准来比较当今天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平均收入，又有几个文人能轻轻松松在今天的北京城买一幢四合院过悠闲日子？如果说只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保障一个文人独立的人格和思想，那么今天在失去意识形态论战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又有什么动力去重新构建五四时期的政治参与热情？恐怕，连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境界都已经被瓦解为无形了吧。当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放低姿态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时候，“三俗”的风就越刮越烈了。当知识分子不再是文化领域的中流砥柱，那么道德滑坡自高阶层向下“落势化”的移动趋势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知识分子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为稻粱谋，这才是“三俗”的根源所在。要生存，必须要加倍珍视饭碗，所以知识分子才会众口一辞，说雷同的赞语，唱雷同的颂歌，不迈出自己的圈圈儿，不做出格的事儿。因此中国虽然不缺人才，但是出不了特立独行的大师。当知识分子首要考虑的是吃饭问题，又迎面撞上了权力的铜墙铁壁，就不能不患了软骨病而直不起腰来，于是才盯住下半身不放，用身心实践着《金瓶梅》，演绎的是官宦文化，用手一摸却是宦官心理。谁敢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有几部影视剧不是首先考虑商业利益？有几个文化人不屈从于广告商？从《白蛇传》到《西游记》，几乎所有的神话故事都被当代的编剧们狗尾续貂，直至面目全非，只为了每增加一集就能让腰包更鼓一些，知识分子对金钱利益的渴求都已经到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程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如此缺乏朝气，而一味见钱眼开。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崩离析，换来的是整个民族的道德沦丧。当知识分子在当代史构建过程中出现了缺位，不仅政治参与热情荡然无存，而且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今天的中国，国内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一，而产生价值却甚是寥寥，原因何在？无非是论文抄袭而已。当我们的学术品格让位于急功近利，就永远无法实现学术独立和自治。这个矛盾恰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面临的困境相一致。

    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缺位是极其不利的。当现世的功利成为压倒性的目标，的确会出现中国别无信仰的悲剧性局面。学历造假虽然可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谋生策略；气功大师日进斗金，当谎言被拆穿后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现象世界的形式上的否定”。知识分子智计百出，可当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着眼于金钱的时候，在中国的一代精英里就永远出不了苏秦和张仪这样的人物了。当中国的网站管理员们兢兢业业忙于删帖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连牢骚都没处发，就会慢慢销声匿迹。中国不再有知识分子，只剩下了官员、商人和农民。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就顺带着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现世价值给腰斩了一半。

    其实，应该让知识分子说话，而且是理直气壮地说话！《管子·水地》有一句至理名言：“故水一则人心正”，当知识分子都以匡时济世的精气神来参与国家建设，谁又敢从中作梗？可是我们发现，偏偏有人不愿让知识分子说话，想说只能拐着弯儿说，只能用自嘲或相声“砸挂”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一不小心，连相声都不让说了。郭德纲便是一例。当相声有可能重新繁荣的时候，却偏偏使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被对一个人的围剿所破坏：郭德纲的书籍及光盘在京城遭下架，郭德纲的节目在某些电视台停录停播，郭德纲只因说了几句喜闻乐见的话，却几乎被葬送了艺术生涯。只不过欣逢盛世，郭德纲的遭遇比王实味或胡风要好得多。不过，也或许正是有了这样新鲜的阅历，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那么，更深一步说，以反三俗为核心的“新道德运动”能不能升级为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核心的文化复兴运动呢？中国要想稳步前进，应该重视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要广开言路，广收民心，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前进途中的沼泽和陷阱，也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中国才能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勉励与相互交锋的扶持下走向一个中国人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