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所谓“三支两军”，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毛泽东、中央军委之命，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的简称。在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９７２年８月的５年多时间中，解放军先后派出２８０余万人，分赴全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三支两军”的实行，曾使军队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严重地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建设和军队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它对于稳定“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一１９６７年１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时，全国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已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司法、检察、法院等机关，已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呈现停产或半停产局面；各地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局势已难以控制。 １月２１日，安徽省造反派组织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请求”军队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声称：“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于２１日１４时前给予答复。 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同日，毛泽东即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规定：“（１）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２）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该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３）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该坚决回击；（４）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防空洞；（５）要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随后，《解放军报》于２５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 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以１月２３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二 毛泽东作出“三支两军”决策，目的在于确保“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实施，避免生产建设受到冲击和损失，并将“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在人民解放军“支左”之初，中央军委于２月２３日向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各总部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生产”；“各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生产落实”；“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动员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的骨干，发挥民兵组织的生产突击队作用”；“各地驻军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支持农业生产，并对破坏生产的各种活动，协助当地专政机关予以打击”。 《指示》下达后，全军各部队迅速行动，采取定点挂钩支援、普遍支援、定期支援和临时性支援等形式，支援地方农业生产。３月３日，毛泽东又在一份“军委收电”上作出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在这之前，为了扭转国内的混乱局面，解放军已开始执行“军管”、“军训” 任务。 在“支左”尚未开始时，中共中央就决定“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对“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１月２６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决定“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先后作出一系列相关指示、决定，“军管”范围不断扩大。至１９６７年２月，全国已实行军管的单位达６９００多个，大多为公安、邮电、报社、电台、银行、仓库和监狱等部门。其中，仅被军管的仓库就有３１００多个，约占军管单位的一半，被军管的银行有１４００多家。在以上军管单位中，人民解放军共投入兵力达３２个团。 以后，随着解放军对“文化大革命”的逐步参与和介入，有的军队内部也发生混乱或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因此军管中还出现了一部分军队“管制”另一部分军队的怪现象。 这年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所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２０天”，“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２０天”。 ３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数学班为基础实施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上的批示：要求解放军除分期、分批对各个学校实行“军训”外，还要“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并令全国各地驻军参照执行。这样，军队除“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任务，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为了加强和保证对解放军“三支两军”的组织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三个办公室，即支左工作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工作办公室（军训工作不设办公室，由总参总政分管）。同时决定，“支左工作办公室”由肖华负责，并直接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支工支农办公室”由杨成武、邱会作等组成；“军管工作办公室”由叶剑英领导，并吸收总参、总政及军委办公厅负责人参加（其中，科研系统的军管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负责，国防工办系统的军管由粟裕负责）。同时规定了各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即：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负责向中央、中央文革和军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办理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交办的事项。 随后，解放军大批人员便投入到“三支两军”中去，并在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正式列入军队编制。 三 为了响应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召，从１９６７年１月下旬开始，
各部队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仅１９６７年２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大召开，全军每月投入“三支两军”的人员均在９０万人左右，最多时达每月９５万多人。此外，为“支工”、“支农”，空军部队还派出飞机１９７６架次、海军出动舰船２３７艘。尽管随着九大的召开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全国混乱形势有所好转，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逐年减少，但至１９７２年正式取消“三支两军”前，全军进行“三支两军”的人员仍有２７万人。 在“支工”过程中，解放军在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中，每年派出１０余万人，深入厂矿、企业，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和党的各项政策，要求广大职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时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给予恢复生产的企业大力支持，抽调大批技术人员携带物资、车辆，直接参加许多重点工程建设，使许多厂矿企业逐步得以复工，使国家一些重点工程项目得到继续建设和发展。 另外，解放军还经常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进行突击装卸和运输，解决物资压车、压船、压港问题；并出动大批车、船、飞机等，抢运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不少战士甚至还顶替工人采煤、采矿等。经过“支工”，“文化大革命”之初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避免了工业生产建设遭受更大损失。 解放军在“支农”中投入的力量最多、贡献最大。仅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至３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中，“支农”部队即达７３。９万余人。到第二季度时，每天“支农”的解放军人数，就达５０万人以上；“支农”负责的县（市）达２０７２个、公社达２万多个。１９６８年一年，解放军共抽出１１６个团、１１９个营、２６６６个连、１２５个排、８６１个宣传队，进驻到１２３６个县（市）社队，进行定点“支农”。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年第二季度，用于“支农”的汽车即达２万余辆、各种机械８００余台，马车３０００余辆，出动劳力３０００多万个，支援公社、农场达１。５万多个。当年半年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为“支农”还出动飞机７１８架次、舰船４２艘。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普遍深入田间、地头、队组，与农民同学习、同劳动、同开会。经过与农村干部、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损失。 在“军管”过程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仅在１９６７年前５个月中，
就对全国７７５２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２１４５个单位进行了警卫保护。这一段时间，全军抽调担任军管和警卫保护任务的干部战士达１５万人；实行“军管”的有９个省、２５个大城市、１７６个县。同时，对中央各部委，除向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系统派出军管会（组）外，预定实行军管的部委达３７个；对占全国银行总数４２％的计１２１９个银行，实行了“军管”（其中，对辽宁省１１０个银行、上海市４１个银行，均全部实行“军管”）。另外，还对占全国广播电台总数２４％的５４７个广播电台（站）和占全国报社总量５３％的１１１家报社进行了“军管”；并对全国１８个铁路局中的１０个实行了“军管”；对１０４１个厂矿实行“军管”，另对１５３个重点厂矿，实行了军事保护。在最为混乱的一段时间内，解放军甚至还对总政治部等一些军事部门和军事院校等，也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保护了国家的财产、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正常运行及社会生活的运转。 当毛泽东下达了“军训”的指示后，全军各部队又普遍承担起地方学校师生的军政训练任务。据统计，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至２月１０日２０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４０００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５所著名高等院校计２。２６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１９６７年４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５。３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３０９１所。至１９６８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１。１７万余所。从总体上看，这次“军训”，对于恢复各级学校的教学秩序、防止出现更大规模混乱现象的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在“三支两军”中，“支左”始终是其核心内容。“支左”出发点就是支持“造反派”夺权，这势必造成军队“支一派、压一派”。两派群众，必有一“革”一“保”，但在当时情况下，各派群众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这曾使军队一度感到左右为难，并导致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派性。 军队派性的出现，加剧、扩大了地方两派的矛盾和对立，助长、延长了某些地区“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也败坏了军队的风气，损害了军队的形象和团结统一，破坏了军队建设。 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７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正确对待群众》的社论，指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即看他们“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此后，各地群众组织为证明自己最为“革命”，开始更大规模地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派矛盾加剧、斗争不断升级。从８月份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许多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仓库、车船及档案机要文件被抢，铁路交通被严重破坏等严重的违法事件，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战和内乱中。 为了制止派性斗争，毛泽东在一方面强调“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另一方面力图对全国混乱局面加以约束，并发出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消除派性”的指示。他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１９６７年９月，军队“支左”进入“支左不支派”阶段。 此后，解放军“支左”人员开始手持《毛主席语录》，到处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并设法将各派组织的头头们集中组织起来，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力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领导成立了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组织负责人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所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一时间，各级“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多数的“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其主要负责人是由军队“支左”领导成员和解放军将领担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自然会将由林彪倡导的、军队时兴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做法，生搬硬套到地方工作中去，因此助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地方上的蔓延，并对各地的生产、科技和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一定冲击。甚至有些“革命委员会”成员，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搬用军队制度和工作方式，搞“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等，不仅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也给地方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文教事业带来一定损害。 从１９６９年秋开始，“三支两军”进入巩固“革命委员会”和“斗、批、改”的新阶段。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全国各派组织基本走向联合，武斗基本得到制止，全国局势趋向稳定。１９７０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基本扭转了下降局面。 但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加之派性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曾经出现一些对立两派“相互揪斗”的现象，增加了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斗、批、改”运动，因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的突然发生而中断。１９７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支左”人员于８月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需要提及的是，在“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消除“三支两军”中的消极后果，毛泽东开始着手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他直接抓军队工作，并把一批顽固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同时为防止派性死灰复燃，亲自决策“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此同时，逐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为一些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恢复了名誉，使党和军队的内部团结及优良传统，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扬。但是，真正的、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 １９８１年３月，当人们对“三支两军”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三支两军”，“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部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