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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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作者:王淑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26  浏览:3908 显示全文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11月10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周瑞金。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现象,大大压缩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尽管2005年出台了“非公36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根本问题。其实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大,7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吸纳的,特别是科技创新,85%以上是靠民营企业支撑的。可以说民营经济的衰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倒退,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要反复强调。
  而且“国进民退”和特殊利益集团又连在一起,带来了新问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国有垄断,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对我们来讲太危险了,经济体制能不能沿着原来的初衷,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方向前进,这很重要。
  《南风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是不同的。
  周瑞金:对,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奇怪。利益集团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创造社会财富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将社会财富占为私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社会公正。前几年媒体揭露的“鲁能收购事件”,就是个别人企图鲸吞国有资产,后来由于中央领导人介入,阻止了这桩恶性收购,这是公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成功一例。
  《南风窗》:您刚刚提到“国进民退”跟“特殊利益集团”是有关联的,前者是在后者的推动下高歌行进的,后者则是分享前者的成果。怎么来解决这种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局面?
  周瑞金:这实际上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北京有位改革开放的老理论家,看到我的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我提出“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很及时很重要。他认为我国封建主义影响很深,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很大,他说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封建特权的残存表现。
  我非常赞同这位老理论家的分析。公权力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渗透到经济里面去,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公权力很多却变成了特权。这是我们体制上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公权力和资本权力才能分割,才能斩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避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急不得的,要逐步推进,包括司法公正、党和政府“裁判员中立立场”、培育新社会组织等。
  《南风窗》:您提到特殊利益集团不仅盘踞瓜分国家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它渗透到政法系统,并寻找政治代言人,“绑架”了一些政府官员,您怎么看待这种危险的迹象?
  周瑞金:司法本来是社会良心,但这些年看来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却下降了。发达国家的腐败大都出在公权力领域,而我们渗透到政法系统。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美国200多年来只有40多名法官犯案,新加坡则没有。而我国这几年司法腐败已经出现了多少?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都出问题,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另外我们的腐败还蔓延到舆论领域,这两大社会良心腐败了,那就比公权力领域的腐败更严重,更危险了。
  所以要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司法体制的改革,还有新闻体制的改革,要重新发挥它们的社会良心和社会公器的作用,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来监督政府。这是应有的执政观念,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两个监督搞好了,政府的公权力腐败就少了。
  《南风窗》:重庆打黑事件,显然为党和政府加了分。
  周瑞金:重庆打黑,这也是一种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表现。黑社会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打黑”打的不完全是黑社会。对于黑社会,发达国家是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如果单靠一个人的“铁腕”来治理,手段强硬了就治理得好,不强硬了就不行。黑社会确实不止重庆有,沿海等地方也有,谁来打?在重庆“打黑”,但在其他地方,黑社会是不是照样存在活跃?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没有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单靠个人魅力来打黑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
  《南风窗》:您在文章中也提到了NGO,但您只是从维稳的视角来提,说它是第一道防线,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民间社会组织未来能否成为公民争取公共利益的平台?
  周瑞金:当然能,我在一些文章里给予了NGO很高的评价。从维稳的角度来谈,社会组织不是起捣乱的作用,而是有利于稳定。但我们的政府要明白这点,不要以为多一个社会组织就是添乱,导致我们的社会氛围不够宽松。
  NGO涉及建立公民社会,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种社会改革。我们需要把政府的“万能职权”,这种无所不及的全能主义进行改革。我认为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三权构架”,一个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一个是公民的自治权力,还有就是配置资源的权力,也称契约。契约是用来创造财富的,而社会的安定治理是由公民自治解决的,然后是公共权力,人民委托政府执行,通过规划预算来管理经济,监管市场,实施公共服务,来解决契约、社会组织做不了的问题。如市场和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医疗卫生、教育、廉价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信息公开等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公共品。我认为这样“三权”构架的社会才是健全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南风窗》:靠社会组织的介入来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有这种可能性吗?
  周瑞金:有。其实,首要是政府公权力要自觉不为资本精英所用,政府是清白的,不与之同流合污,那也形不成特殊利益集团。然后要有社会监督、司法公正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很好地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政府官员越界越权,来指挥资本、控制资本,那必然滋生合谋腐败。政党的监督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所以在推动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应该鼓励民主党派起到特殊的政治作用,它本身就负有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是宪法赋予的。
  《南风窗》:最近上海查处“黑车”诱发的“钓鱼事件”,同时仍在强调严厉打击“黑车”。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所谓“黑车”,问题出在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垄断利益集团。您怎么看?
  周瑞金:我们要思考产生“黑车”的深层缘由,不能只是看到社会上有人硬要违法开“黑车”,所以要加强依法管理。还要看到,“黑车”大多出现在交通线路配置有缺陷,居民出行不方便的地方,我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运力是不是已经达到社会的需求,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出租车的行业垄断是不是抑制了更便于乘客需求的良性竞争?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考虑多开放点领域,让老百姓有更多谋生的空间?能不能追求一种让“黑车”不“黑”的和谐法治管理局面出现?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我听广播上说,上海寒流大风降雨那几天,到崇明岛的轮渡停运了,于是就有很多“黑车”到轮渡站来了。这恰恰说明市民有需求,交通部门没有按市场配置资源,这样的“应需车”在政府眼里被视作违法的“黑车”,而在急需的乘客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救急车”。所以,在场的一些乘客不但不服从交管的处罚,反而去帮“黑车”拉客,为“黑车”司机说话。你能说这些乘客都是调皮捣蛋、不懂法的人吗?交管,交管,首先要管得让市民方便得益,然后要管好市场秩序,这才管理到位嘛。
  总之,城市管理要有新理念。从“黑车事件”上,不但“钓鱼执法”是不对的,需要深刻反省,而且还要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改进工作,不断提高为市民服务的质量。作为现代国际化大城市,让市民有自由就业与消费的选择权,这是一个城市公共管理的应有理念。拿城市的出租车来说,如果像发达国家一样让个人拥有出租车牌照,由政府统一定价,同时加强行业管理,不仅满足了市民出行选择权的多样化,也让出租车行业因为竞争机制的引入,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管理,甚至降低价格,更好地服务于市民。
  
  改革动力
  《南风窗》:据您观察,推动公权力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动力源有哪些?
  周瑞金:我认为改革的强大动力来自于四部分人,第一是新社会阶层,如广大的民营企业家、科技创业者、社会中介、白领等。第二是新意见阶层,就是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发挥舆论作用。第三就是新社会组织NGO,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部分就是广大的草根民众,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处境,也有改革的动力。中央领导的远见、勇气、有历史担当精神,与来自于民间四股动力结合在一起,就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希望所在。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互联网新兴媒体也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意见冒出来,这不可怕,一方面它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另外他们自身也会在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对现在网民的意见表达,我是充满信心的,不能只盯着非理性的一面。毕竟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最终还是靠法制来解决,不是按网民意见来处理。通过法律的引导,网民会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位置,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南风窗》: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台湾的乡镇乃至县直选后,政府对GDP发展的冲动似乎就没那么强烈了。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会促使政府更侧重于社会管理,GDP增长反而不是首要目标。我们政府介入经济发展,是因为目前发展经济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如果不发展的话也不行,碰到的问题会更多,这是我们的国情。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经济的发展靠成功的企业家,培育企业家,完善法律制度等,这才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政府冲在一线来直接抓经济发展,这样的话,官商勾结就容易发生。
  GDP只是一个考核标准,但不是唯一的,还有社会治理也是考核的指标。GDP增长以后,政府怎么做,我们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考核,到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紧紧管住,不能拿来盖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而应该主要用来发展当地的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这实际上涉及两大改革,一个是公共财政的改革,一个是公共预算的改革。财政改革是税收应该怎么收,当年定的标准到现在确实需要改了。公共预算的改革就是提交人大的本子要做得更细,不要那么粗线条,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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