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学术造假与学历造假的“罗生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汪晖其人

汪晖，1959年10月出生于江苏扬州。

1978年-1981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生。

1985年考上扬州师范学院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获得南京大学硕士学位。

1985年-198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唐弢教授。

1988年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被迫卸任。

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抄袭门”东窗事发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上刊发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质疑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涉嫌抄袭，并列举了汪晖的《反抗绝望》用不同手法抄袭了自己所考察的五本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张汝伦《意义的探索 ——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3月25日，《南方周末》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随后，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事件的公开论战，有学者积极地为汪晖教授辩护，有些人认为学术思想远比学术规范更加重要，不能为了细枝末节的不规范问题而抹杀了伟大的思想；也有人认为二十年前的学术规范要求并不如现在高，我们不能那现在的标准去要求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杨帆教授提出追求汪晖就是追究学术界的“原罪”）；还有人拿出古人“古人也曾把名著据为己有”为汪晖开脱；甚至还有人认为举报者居心叵测，借机炒作出名等等。另外有一些被称为“倒汪派”，然而通过观察这些人的言论，发现他们也并非真正“倒汪”：他们与汪晖教授没有私人恩怨，更是无意中伤，只是要求对事件的处理应有一个公正令人信服的结果。

清华大学校方回应，汪晖现不在学校，已于2010年1月赴美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记者联系汪晖采访，汪晖的回复是：“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支持汪晖的学者

钱理群（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念群在3月30日的《南方都市报》发文《学界批评之乱象》中说：“这给人很大的启示是，以后学者出名要趁早，出名的捷径，就是用最快速度把自己包装成一名‘抄袭剽窃’专家，这样成名最快只需短短一日。学者要想保住名声，还得不断地提高“剽窃”生产力，犹如女星不断制造绯闻。举报‘剽窃’者更是成为媒体的义务监督员，他们从此可以不写论文、不发真正的学术文章，面对报纸上那行刑待判的憔悴面容，人们会纷纷发出感叹：搞学问有多累呀!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动辄被指责‘不规范’，一不留神就升格成‘剽窃’，何不直接指责他人‘剽窃’来得容易，而且当‘城管’肯定比当‘小偷’风光得多，于是在舆论的有效监督下，我们终于解决了一大批学者再就业的问题，媒体有功于学界从此可见一斑。”

舒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舒炜在4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王彬彬》一文，他认为：“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这种低层次"搅拌"，只能毁坏正常的学术批评，把学术讨论风气给劣质化”。

肖严（青年学者）：

在《是“学风问题”还是“历史的错位”》中也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确没有那么多形式上的规范与讲究，引文、注释不统一，甚至缺失，也很常见。王彬彬指责汪晖多处‘参照……’就是抄袭的十年代学术习惯，也是对不熟悉八十年代学科规范的读一种方式，不但是有意不谈上世纪八者之误导”。

钟彪（网络作者）：

在《“学风”问题还是文字狱？》中他认为“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反抗绝望》的编辑出版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更不应该把今天逐步积累的学术规范当成棍子去追打八十年代的学人，把学术批评演变成制造“文字狱”，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规范的目的。他认为王彬彬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

李陀（著名文学批评家，刘禾教授的丈夫）：

在至林毓生的一封公开信里，李陀认为汪晖是件并不存在学术造假，而是个人恩怨使然：“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亚洲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相当出人意料地发表了 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王彬彬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也是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个发言同时， 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这个发言最近又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与宝贵意见，谨此致 谢”。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

刘禾等九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

刘禾等九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在左岸文化网上发表了《九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就“汪晖事件”给清华大学校长的签名信》，集体声援正处在舆论漩涡中的汪晖教授。他们认为，“汪晖教授被指责抄袭的证据是不足信的，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签名中有许多中国研究和亚洲专家，他们可以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媒体对研究是不屑一顾的，媒体对大学的攻击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认为涉及学术规范问题，应严肃对待的学者观点

林毓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

林毓生在6月9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清华应负起政治与道德责任》一文，“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清华大学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如果清华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不愿作出任命‘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显然得很，他们未能负起责任，他们自己应该下台”。

丁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学风争论的是与非》一文中认为不能说汪晖的《反抗绝望》没有问题，有的是用了别人的观点没有说出来，有的是‘参见’，可能不够规范。但是，《反抗绝望》确实有几处引用了别人的原文没有加注释，这显然是失范。他也表示了对王彬彬教授的支持，认为王彬彬用不着借批评汪晖猎取名声，他并没有侮辱汪晖，只是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中国的学术环境要想激浊扬清，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批评。

项义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项义华在4月8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中提到，他从CNKI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到了一些相关文献，又发现了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使用其他文献的几个新的例证。“在涉及到道德责任的问题上，惟有个体的自我承当才是可靠的。纵使有一个‘批判的知识界’可以作为依托，‘批判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一切。”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也夫在《八十年代学界不是钱理群所言》反驳了钱理群、葛剑雄等用二十年钱中国学术普遍不够规范来为汪晖辩护的理由，并用自己写论文作为个案来表明“上个时代学术不规范，汪晖的问题在今天是问题，在当时很普遍，上代人的论文都是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并不能够敷衍塞责，替汪晖开脱责任。

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中天在6月7日《南方都市报》上发文呼吁《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是客观、公正、中立的“只对公众和事实负责”的“独立机构”。 委员会的委员，应该是“享有清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者”，除了同行以外还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非同行委员，甚至可以考虑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委员会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委员会决议”，最后将决议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公布。

严家炎（北大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

在3月30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讨论汪晖被指"抄袭"一事 对纯洁学风有好处》认为“王彬彬先生对汪晖先生的批评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也有点夸张。但是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但对讨论汪晖的学术问题对于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肖鹰（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在3月31日《中华读书报》撰文《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认为“钱理群等三人为汪晖做的辩护，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还令人遗憾地看到三位学人缺少作为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并认为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如果以无原则的庇护和无理的赖账，中国学术未来必无生机可言”。

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在《社科院应启动汪晖抄袭事件的调查》一文中认为，“事件不应该只停留在‘媒体辩论’——媒体评价终究不是学术评价；也不是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几个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这个学术机构，就是汪晖当年读博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

陈明等国内外六十三名学者：

在7月7日《中国青年报》上联名发表了《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成立调查委员会，邀请社科院、清华大学之外的学者，甚至是海外学者参与，并公示委员会名单和调查结果，接受公众的监督。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在《学界大腕，欺人太甚》强烈主张“成立一个独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在公众的监督下，调查汪晖事件，是绝对必须的。否则，无论是国内一些人拼命地辩护，一些人拼命地扒粪，谁指控汪晖就扒谁的粪，甚至国际大腕的加持和力挺，其实都无济于事”。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

张信刚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通过自己丰富的阅历认为比较妥当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应该该是：“一旦有人向学校举报，而学校当局认定指控具有表面证据，学校的负责人就应该设法搞清楚事实是什么。在大学里都有学术委员会（英文里一般称之为Academic Senate）； 这个学术委员会下面多半有一个学术诚信（Academic Integrity）委员会。无论是系、院、大学都可以启动这个机制，但是最后决策的层次是在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把这种事作为学术诚信的问题来处理。据事件的性质和轻重，一般会由校方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由几位具有学术经验和公信力的人担任委员。这些委员应该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并且跟被指控者没有利害关系。”“独立调查委员会应该在一定的时限之内，作出一个客观而明确的评断。”

当事人和关键方应该有所作为

作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没有人可以否认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但作为学术规范运动的发起者，汪晖对别人对他的质疑并没有采取让公众满意的回应方式。虽然俗话说：“清者自清”，但正常人面对无端的指责和质疑，恐怕都无法那么安然地将自己置身于事外。汪晖教授本人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个事情，也有人声称“媒体暴力”故意扩大事实，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关于学术规范标准的衡量与判定的问题并不是有多少人保证，有多少人声援，有多少媒体曝光就能够解决的。

    然而，纵观整个事件，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因为某些该作为而没有作为的人和机构的缺失而造成的。媒体的辩论不会得出一个标准或规范，几个专家学者的建议或表态甚至是几十个专家的集体保证也不可能断定汪晖教授涉嫌抄袭是否成立。只有在关键人和关键方有所行动时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高尔基曾言道：“人类最不道德处，是不诚实与怯懦。”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最后证明，对汪晖的质疑和指正是正确的，汪晖教授本人应该站出来作出解释并向公众道歉。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不可能苛求一个人永远不犯错误，但犯错之后有勇气承认并敢于担负责任的人更值得我们敬佩。事件了结之后，公众应该以宽容、理性的态度客观对待汪晖教授本人及其学术成果，坚持“优秀的就是优秀的”。这是后话。

　　作为与事件密切相关的两个学术机构——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是汪晖教授现供职的大学，一个是当年给汪晖授予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向公众明确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也没有透露他们对事件的有何作为。是根本就站在“维护大师”的立场上，有意回避问题，以拖延时间冲淡公众的热情，最后留下一个“无言的结局”？还是在结果没有正式公布之前不便透露调查情况？我们希望是后者。作为中国教育的重镇，中国学术的核心，两个机构应该具有长远的眼光，因为也许一时的庇护能挽救一个“大师”，但从长远来看是以牺牲整个中国教育和学术的未来为代价的。

唐骏“学历造假事件”

唐骏，中国职业经理人，有“打工皇帝”之称。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2001年升任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2003年3月，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2004年，唐骏以微软中国终身荣誉总裁身份从微软退休，并以260多万股股票期权出任盛大集团总裁。2008年唐骏以身价10亿元跳槽至新华都集团。

2010年7月1日，知名科普专家方舟子爆料唐骏拿到了加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是假的。唐骏随后否认：“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过博士，但是确实我在加州理工大学曾经有过一段研究的经验；但是我确实是拿到了博士，虽然不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

唐骏称自己在日本攻读了五年博士学位但放弃博士论文答辩，最后在美国一家叫Pacific Western(西太平洋大学)的私立大学做了一些研究，拿到了该大学的博士学位。

方舟子又指出，根据美国总审计局(GAO)在2004年的调查，唐骏母校Pacific Western大学的文凭买卖价格如下：学士，$2,295；硕士，$2,395；博士，$2,595，一次性交钱。

7月7日，唐骏在搜狐微博上回应学历造假事件，7月8日又表示将在中国和美国两地起诉此事始作俑者方舟子。

在“唐骏学历事件”中，我们看到许多唐骏的粉丝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不少貌似冠冕堂皇的道理：“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唐骏自身拥有的实力”；“英雄不问出处，真假文凭并不妨碍唐的巨大成功与辉煌业绩”；有些人甚至那对方舟子的人品进行质疑，“方舟子是个什么东西，连给唐骏提鞋都不配”，“检举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炒作”等等。我们看到了有些网站对唐骏“学历造假事件”调查投票显示，60%网友表示不相信唐骏造假，77%网友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22%左右网友认为学历和能力都很重要。对于这个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风气盛行的社会，对于这种民意调查结果，除了说悲哀，笔者并非理屈但却已经是词穷了！

虽然唐骏身上笼罩着无数的光环——“全球知名企业微软终身名誉总裁”、多次获得“中国信息产业年度经济人物”、“中华十大英才管理人物”、“中国十大科技人物”、“中国十IT风云人物”、“中国十大最有价值职业经理人”，但这些都不能够掩盖客观事实，公众真正关注的焦点：唐骏到底有没有在学历上撒谎？在自传、演讲和对外宣传中显示的学历是否真实？谎言一旦诞生，就具备了生命，其后只能是更多的重复和更多的谎言。我们可以原谅承认自己犯错的人，但绝不能宽容自始至终都带着面具的“骗子”。（图片说明：唐骏著《唐骏：我的商业逻辑》（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58页。）

作为大学生和青年崇拜的创业偶像，作为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如果唐骏学历的确造假，那对他的判定肯定会超出私人道德的范畴。虽然现在我们都无法预测最终结果会如何，但至少警钟应该已经敲响。如果我们可以轻易接受欺骗，并用地位、金钱、成就等不是“是非黑白标准”的标准来赋予欺骗以合法地位，那我们只能是与文明社会的标准南辕北辙。在一个说谎被大众接受并且轻易原谅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已经混乱，失去了判断能力，丧失了公共道德底线。

诚信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

子曰：“民无信不立”。“诚信”缺失带来的恶果在我们逐渐崛起与世界接轨时已经凸显出来了，当人们之间不存在信任时，不仅是社会的交易成本增高，更可怕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类的自我迷失。

汪晖和唐骏两件事情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本质上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期待所有这些事件都可以通过理性、冷静的方式来解决，虽然不能保证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乐意接受的，但必须确保它是公正、客观，并且能够经受住大众监督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Isaiah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长文，在6篇文章里，作者通过比对指出，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本稿发布不久，就有《第一财经》报道，大教授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不会是第二个汪晖。报道称，在力辩自己没有抄袭之外，朱学勤呼吁立即启动他的母校复旦大学和他现在执教的上海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的调查机制。)

重建诚信社会的今天，排斥谎言，特别是排斥谎言与欺骗下的成功，是一个文明社会坚守的道德文明的底线。然而，对学术“造假”和学历“造假”事件的关注，我们应理性地把握，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绝不仅仅囿于判定“抄没抄”、“假不假”、“如何惩罚造假者”等事实层面的问题，多名学者联名给清华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的公开信，已让我们看到他们所达成的共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极其需要的是明确合理的制度、程序、规则以及公正的执行者。

无论是汪晖的“抄袭门”，还是唐骏的“造假门”，都让我们开始思考中国如何走出诚信危机四伏的“罗生门”。这个“门”走不出去，所谓“崛起”，所谓“贡献”，所谓弘扬中华文化，所谓“中国模式”，所谓“北京共识”都将不能走出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