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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遇难失踪人数：一个都不能忽略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发自映秀 2009-05-07 00:26:18 来源:南方周末

死者的尊严，生者的安慰。记住是为了不被遗忘 

地震之后，一位灾民在寻找亲人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69227，17923。

组成这数字的每个“1”都代表一个人，他们分别属于汶川大地震的死亡者和失踪者。去年9月之后，这组数字没有再更新。去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后一次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当日，“5·12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

69227个一年和17923个一年过去了。

每个“1”在他人看来是数字的一个部分，在其家属看来，就是整个世界。这并非最后的数字。今年3月5日全国人代会上，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介绍说，该省正在加快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包括失踪人数确定为遇难人数的认定工作。

这数字经过怎样的统计过程得来？一年内经过了哪些变化？持续公布和暂停更新背后，出于怎样的考量？对死难、失踪者及其家属而言，这统计又有怎样的意义？重拾
在操场边排放的几十具尸体已散发出异味，卫生工作人员开始在上面喷消毒水。小学校长谭国强得知已经没有搜救希望后，悲伤地躺在了堆满孩子尸体的操场中央。
（《映秀镇：波折解救》——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137，13　失踪和死亡

4月26日早上六点起床后，老张突然想进山。他听说，映秀至耿达之间的公路，25日开修。

儿子张健被巨石压在这条路距耿达最近的垮塌处下。一年了，这些石头一直压在老张的心头。“没准今天开工，石头会被推开了。”他带着点担心，和隐约的希望，想第一时间看到石头被移走。

张健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是去年5月12日上午11点47分。当时他给妻子打电话说，吃完饭下午就能到家。这位前出租车司机，在全家凑钱买了辆依维柯后，挂靠在一家公司下开始租车生涯。当天，有人包车在卧龙参加奥运熊猫认养活动，同车一共17人。但在成都金牛区，地震后他的家人守在他小区门口的简易棚中，一直等到5月15日，都没有等到他回家。

后来的查询表明，在5月12日14点27分时，依维柯的GPS信号消失在了路中途。

去年5月27日，单位开出证明说，他们已16天下落不明。

随后7月1日，同车有人的亲属向卧龙派出所备了案，17个人被列为“失踪者”。但老张一直没有放弃，他以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映秀镇中滩堡村头道桥组在第三天才开始。头道桥在一处山坳里，地震发生后，全组的房屋都被震垮，田地也都毁坏了。道路中断，天又下雨，泥石流凶猛。“最紧要的工作是救人。”组长邓云太说。

因为离得远，这期间他们和外界一直没法联络。到5月15日，大家都安定下来后，为了向外界传递受损信息，靠着从废墟里找到的烟盒纸和笔，邓云太开始了自发统计。但早期的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地震发生时他们组有人在附近公路上搞绿化，孩子们则在镇上读书。

第五天他带着四个人终于翻山出来，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映秀镇。全组人也陆续来到了镇上的临时安置点。第七天时，村长找他要死亡失踪人数。

“同一个组，乡亲邻里都熟，统计也相对方便。”邓云太说，清点后的结果是32人，其中包括10名学生。虽然很多人地震时是被埋在了山石下，并没有找到遗体，但因为都有人确知，所以他们都被上报为死亡者。

“统计已经形成了习惯。”中滩堡村会计张仕力说。每次灾害后，他都要向上级汇报损失，所以全村的地震死亡、失踪人数由他来统计。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曾介绍，死亡和失踪的区别在于，一类是直接遇难，第二类则是无法确定是否遇难。

中滩堡村一共四个组，各组组长把数字和名单统计好后，交给张仕力汇总。张仕力找到当时的工作笔记，好几页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单。他对这些名单，找人进行核实。

邓云太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了两名外地人和两名外来常住人员。张仕力说，按照属地原则，管辖区域内的外来人口和常住人口也应一并统计，“这些人都有熟悉的人清楚是谁。”

张仕力把摸底后的情况在他保留的户口本索引上标示出来。如今所见，该索引上间隔标示着众多红圈——红圈代表着失踪和死亡。

震后20多天，除了平时持续上报死亡、失踪和受伤人数外，他提交了中滩堡村最终的名单：死亡137人，失踪13人。

这个名单和数字到目前都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几个月后，失踪的13人最终都转为了死亡人口。

按2008年5月民政部修订颁发的《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国家对于死亡人口的认定非常慎重，基层工作人员填写《因灾死亡人口台账》后，由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逐级统计、核定和上报，并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核定后对外发布。

地震甫一发生，民政部就开始接到各地陆续传来的死亡人数。因通讯、交通条件所限，这个数字在不断变化中。5月12日下午，四川省民政厅传来第一个灾情信息：峨眉山市死亡1人。随后，四川、重庆、陕西传来新的死亡数据：107人。15时40分，国家减灾委及民政部紧急启动国家应急救灾二级响应。

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死亡人数是启动不同级别响应的首要指标。其中100-200人要启动二级预案，200人以上，就要启动一级预案。这个数字终于在22点被突破，灾难响应被提升为一级：全国总动员。

6566，36　尊严与安慰

上午，老伴帮老张买好了干粮，他又专门把羽绒服和一桶汽油携带在摩托车上，还带上手电筒，以防万一。映秀至耿达间山路难行，道路一直没有开修，“万一塌方，堵在中间怎么办？”

他不要家里其他年轻人去那里，“我宁可自己冒危险，多吃苦也不要他们来。”

他说不清这是第几次去看儿子了。这天8点出门，10点多到映秀，先打电话告知家里。前面还有20多公里，很危险，这样以后没有联系了家人也知道他最后在哪里。每次到映秀后第一件事又是给家人电话，“晓得我安全了”。

去年9月3日，因为映秀往耿达的道路一直不通，他计划骑摩托从雅安绕路600多公里，去看看儿子被压着的地方。车行到邛崃一处下坡，为了省油，他挂空挡时摔了一跤，车子歪了，右腿伤了，无奈修好车子回到成都后，他发现鞋里全部是血。

这天12点多他赶到了地方，看到石头依然压在那里，纹丝不动。附近没有人开工。他呆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去年9月6日，卧龙派出所给17个人开出了死亡证明。编号为汶公（卧）死亡证（2008）30号的证明属于张健，死亡原因一栏列着“5·12汶川大地震中遇难身亡”，DNA编号一栏则为空白。

虽然有了死亡证明，但老张一直没有给儿子销户，户籍所在的成都金牛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老张想，万一有其他情况，儿子跑出来了去了医院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联系家里，还有一点，他说心里有点难过，不愿意见到儿子的名字在户口簿里消失。

一车人依然压在巨大的石头下。他没有去领过抚慰金，不知道儿子被统计在失踪人口里，还是死亡人口里。数字每天都在变化，但他希望孩子没有被忽略。

地震发生，早期的紧急自救过后，5月14日凌晨映秀镇干部汇集时，发现人数严重不足，总共36人只有4个在。这其中，经济发展办主任伍奇被安排进行伤亡统计，他在当天开始了这份工作。

他拿着笔和本子，到能找到的各村、各单位、各避震棚询问，找碰到的幸存的居民，找他们要数据，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没有通讯，只能靠走，很多地方无法到达，找到的人也只能汇报一个大概，他从当天凌晨4点一直忙到当晚6点多，把问到的情况向镇长作了汇报。

目前伍已不能回忆起当时问到的数字。条件所限，第一天的统计比较粗略。到第二天，这项工作交给了时任党政办主任李强。地震发生后李强被困在塌陷的办公室，5月13日中午才被救出。

早期内李强的工作也异常艰难，比如黄家院村，地震后村长带着幸存的村民步行前往都江堰避难，初步统计中只能列为失踪。一直到6月初，出差和被困的乡镇干部陆续归位，离开的村民则陆续返乡，政府开始正式办公，分为多个小组，工作才步入正轨。其中李强分管办公室、后勤财务和统计方面。

这也是地震前期，死亡、失踪数字每天都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

映秀镇下辖七村一社区，都向镇政府上报了统计数字和名单，由后者进行汇总。与各村和社区能对本辖区居民做到准确统计不同，乡镇统计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尤其是在辖区道路上车辆中的遇难人员。

李强说，这部分人员主要依靠相关车主、旅游公司、部队人员、修路单位和家属等的报告，每报告一例，数字相应增加。和本地户口不同，外地报告的很多只有数字，而没有名单，即使是数字，也无法做到完全准确。例如，从都江堰发往汶川的班车途经映秀被埋，往往只能以出发时人数为准，但中途人员有上有下，数字很难弄清。

在处理死亡遗体的程序中，需要进行查体、拍照、提取DNA样本等程序。这些为无名遗体留存的信息，可以证明他们曾经的存在，也试图证明他们是谁。“给逝者以尊严，给生者以安慰。”前往灾区支援的广安市公安局抗震救灾刑事技术工作组如是认为。

但并非每个遗体都做了DNA取样。李强说，在地震早期，炎热气候下，为了避免瘟疫，很多遗体被迅速掩埋。目前公墓中共有3000多具遗体，被提取DNA样本的不到2000具。此外，依靠DNA信息核定死亡以及身份的，目前为止，映秀镇还没有一例，亲属们都选择通过证明材料。

李强说，失踪人口转为死亡人口，需要提供证人证言、证人签字、单位盖章、亲属关系证明、失踪报告等，户口在本地的，三个月后经核实才能认定为死亡。户口在外地的人员则需在其户籍所在地由当地法院依法裁决。

按相关法律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法院受理发出寻人公告一年后，仍无失踪者生存的消息时，可宣告死亡。地震后，这一程序被简化，认定死亡只需要有证人证明其在地震中遇难即可，即便无法找到其遗体。只要亲属提出申请就可以做失踪登记，三个月后则可以判定为死亡。

目前，映秀镇已公示死亡的，仅1200多人的名单，这绝大部分是本地人。

李强介绍，到去年11月时，映秀镇政府最后确定了失踪、死亡数字一共为6566人，这个数字目前不再变化，除了所辖七村一社区的具体名单，还包括了路上被埋车辆中的人员，外地家属来报告的数字等。修路和清理封控区废墟陆续发现的遗体，也包含在这个数字中。另外，其中有明确名单的失踪人员有36人。

因为这个数字未曾披露过，公开的报道上，几乎所有媒体援引的都还是《广州日报》去年6月15日的数字：映秀镇死亡5462人，失踪3694人。

另一方面，从2008年5月13日开始，国新办开始每天召开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对死亡、失踪数字进行公布，有时一场，有时是两场，18天中连续举办了20场发布会，前所未有。

15941，7595　存在及遗忘

这天从垮塌处回来路过映秀镇，听说渔子溪的山坡上埋了几千人，他专门爬上公墓来看看。公墓口有人卖菊花和光碟。碟里讲的是映秀，他就买了张。“我的娃娃埋在映秀，我就关心映秀。”

他坐在开满菜花的山坡上说起儿子，山坡下是震后的映秀镇，板房林立，废墟已平，唯一的遗迹是横七竖八的漩口中学。山坡里，埋着许许多多的地震遗骨。他看到公墓里高矮林立的墓碑，上面写着年龄，有的很小，有的风华正茂，他觉得可惜，想买些纸钱和花祭奠他们。立墓是为了记得存在过。“虽然我儿不在这，我有同样的感情。”

出事时张健38岁，身后留下妻子和二岁半的儿子。老张说他偷偷问过孙子，爸爸在哪里？孙儿说，山里头，埋着，死了。老张心里难过：孙儿命苦，这么小没有父亲。他现在的唯一的寄托是，对活着的人来说，希望孩子能挖出来，哪怕是骨头，捡回去也好。

映秀镇的统计数字，向上汇报给汶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

目前负责该指挥部的汶川县文联主席杨新松受访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地震早期，汶川面对村、镇同样的通讯、交通中断等问题，伤亡统计困难，最初只能统计邻近的威州镇、雁门乡、克枯乡和绵篪的粗略数字。当时甚至出现将整个银杏乡人口列为失踪的情况。

工作逐步正常后，指挥部中下设专门的统计组，归纳汇总来自下辖各乡镇的数字，并进行核实。“对照一些先后汇报上来的数字，有时会发现一些漏洞和纰误，就要进行和对方进行核实修正。”

“我对统计人员的要求是尽最大努力，对统计数字终生负责。”杨新松说，作为天灾，没有任何瞒报的必要，在统计方式上，要求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达到最大的准确度，“既要对得起死去的人，又要对得起活着的人，还要对得起全世界的关注者。”

在5月15日与外界通讯顺畅后，每天都会把相关数字向阿坝州汇报。

杨新松介绍，地震发生三个月后，随着灾区秩序的逐步稳定，这一数字基本上固定下来。因为没有了新的报告，到去年8月底9月初时，阿坝州下发文件，要求对死伤数字不再进行每日汇报，只是在有变化时及时上报。

目前，汶川县对外公布的数字是，因灾死亡15941人，失踪7595人。

阿坝州汇总数据后上传到四川省，然后是上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后者拥有对相关数据的发布权。

而国新办公布的数字在去年6月底后已经基本变化很少，因此也不再每日发布。去年6月30日，该数字为69195人遇难，18403失踪，这与后来9月25日公布的遇难69227人，失踪17923人相差无几。从此之后，便不再有新数字被发布。

记住是为了不被遗忘。

目前官方并没有相关时间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说，相关认定是“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一定会本着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最终把地震遇难的人数包括遇难学生在内的人数向社会公布”。

38年和一年过去了。老张说，今年“5·12”，孩子一周年忌日时，他会再去石头堆处祭奠，这次和家人一起。他打算给孩子拌点生前喜欢的凉拌鸡，带点卤菜。还有一瓶银剑南酒，已经放在家里，买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