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关东军和不抵抗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9.18事变”距今已经七十余年了，但目前网上对于这一事件仍然争议不断。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方面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 ”？另一个是“不抵抗”到底是不是当时客观情况造成的，或者说“不抵抗”是否有道理？其实，搞清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关键是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一下 “9.18事变”的全过程。知道一个完整的“9.18事变”。许多人现在对“9.18事变”的概念是：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奉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几天后，整个东北便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真正的“9.18事变”不是这么回事。 
一．狭义的“9.18事变”和广义的“9.18事变” 
狭义的”9.18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坏柳条湖（沟）南满铁路，继而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继而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占领。广义的”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本文采用广义的”9.18事变”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日军占领东三省的全过程。据此，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二．东三省概况 
“9.18事变”时丢掉的东三省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被推翻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了东三省的土皇帝。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了东三省。 1．辽宁
在”9.18事变”前，辽宁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辽宁。辽宁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东北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辽宁。沈阳（奉天）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沈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著名的军事重镇锦州也在辽宁。从山海关沿京哈铁路进入东北，沿途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锦州，锦州之后是沈阳。沈阳之后经铁岭便到了吉林省的四平。日本人租借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大部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也在辽宁省内。2．吉林吉林省的主要城市有长春、四平、吉林等。长春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帝都。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长春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是解放后才建的。长春在“9.18事变”前是苏联和日本划分原中东铁路的分界点。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北由中苏共管；长春以南到旅顺口的铁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吉林省由于有南满铁路和延边（间岛）的大量朝鲜族移民，因而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1931年7月初日本人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就发生在长春以北30公里现属德惠市的万宝山镇。沿京哈铁路经长春再往北，就是黑龙江省的著名城市哈尔滨。
3．黑龙江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由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横贯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在“9.18事变”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4．热河
当时张学良父子管辖的东北地区，除上述三省外，还有一个现在早已撤消，但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主要包括现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两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东北是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但“9.18事变”时，日本人没有占领热河省。热河是在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对华侵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的，后来划入伪满洲国境内。 三．“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扎的兵力有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张学良并不是从枪林弹雨、尔虞我诈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虽然不算纨绔子弟，但也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不具有坐镇一方的能力。
四．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五．“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
“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六．“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３０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为什么日本关东军的两、三个中级军官就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完成占领中国东北这么大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七．“9.18事变”前，张学良、蒋介石针对日本关东军可能的军事行动都做了哪些战前准备？
在“9.18事变”前，关东军的种种异常举动，张学良、蒋介石都是知道的，也判断出日本人会有军事行动。但他们都认为关东军不过是要挑起类似万宝山事件那样的局部军事冲突，谋取些局部利益而已。没想到关东军竟然胆大包天地想要一举吞并全东北。蒋介石当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和处理因其拘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而导致的宁粤对立问题上。没有把东北的危机放在第一位。所以，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再次告诫他：“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8日，即“9.18事变”爆发当天，蒋介石从南京出发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张学良由于对日军意图判断失误，也同意蒋介石的方针，并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转告下属执行。对于日军的种种异动，没有采取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布署和准备。1931年8月底（或9月初），由于关东军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而且白天、黑夜不停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守奉天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认为日军会向奉天发起进攻，建议从关内调一部分军队回东北。但张学良不同意王以哲的看法，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向王出示了蒋介石的“铣电”，并嘱其转告部属，一定照办。张学良晚年（1990年）接受采访时说过：“(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现在，我们讨论“9.18事变”时，必须注意以下事实：
1．日本关东军在“9.18事变”前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异常的军事行动，没有（也不可能）瞒过东北军。2．“9.18事变”不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东北军许多人预料之中发生的。3．尽管“不抵抗”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但当时东北是张学良的家天下，如果张学良反对或阳奉阴违，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在东北军中很难贯彻。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张学良在“9.18事变”前没有针对日军的种种异动做出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布署和准备，即使是被动应付型的准备，比如，分散布署在沈阳的飞机，分散储藏军械等等，也是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能迅速组织起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北军中个别有责任感的将领，在“9.18事变”前，自发地做过一些准备。如黄显声将军（小说《红岩》中小罗卜头的狱中老师）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但这些自发的准备，根本无法抵消由蒋介石制定、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方针的恶果！“9.18事变”之前，东北军没有做任何有组织的战前准备，这个责任应当由蒋介石、张学良共同承担。
八．“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分工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２３时４６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１９日凌晨３时３０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７０００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9.18事变”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由于没做准备、缺乏经验、误判情况，也仍然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在“9.18事变”爆发的那个夜晚，是不可能了解、掌握奉天当地的第一手情况的。因而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当然，也没有命令张学良率军抵抗。所以，在“9.18事变”当夜，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先是荣臻、后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不过，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但是，鉴于东北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张学良也要为不抵抗承担很大责任。
十．“9.18事变”的第二阶段
9月１９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21日，驻吉林省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团主力进占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至9月25日，在一周时间内，日军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个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十一. “9.18事变”第二阶段，“不抵抗”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公开的国策
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说，蒋介石在“9.18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手令，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尽管是名义上的），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 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十二. “9.18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
日本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9月25日，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１）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２）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３）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但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违令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日本驻朝鲜军只有两个师团，3万人）。由此可见，由于关东军是自行策划、发动的“9.18事变”，事变后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反对，处境很孤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在“9.18事变”发生后竟然公开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控制辽、吉两省，并且在毫无危胁的情况下，从容地在东北各地招降纳叛，巩固占领成果，并策划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 十三.“9.18事变”的第三阶段
1．关东军暂停军事进攻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2．马占山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关东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部进至嫩江桥时，被当地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1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等部队4000余人和伪军张海鹏部以掩护修桥为借口，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了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至11月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胡子出身的马占山也因此名垂青史。
3．张学良不战弃守锦州
“9.18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人。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攻锦州，驱逐张学良。但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4次命令，严令关东军回军。这以后一直到1931年12月底，日军没有对锦州采取军事行动。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当政的孙科等国民党大员致电要求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不战撤出锦州。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第 2师团主力由田庄台、营口之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张学良率十几万之众，不战放弃锦州，等于公开宣布东北军政当局放弃了东三省。此举极大打击了东北各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使日军可以集中力量北上打击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等人。这是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最大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与蒋介石无关！ 4．哈尔滨陷落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命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调第2师团北上增援（关东军就那么一点人马，第2师团从南调到北，从北调到南，再从南调到北）。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退守宾县的吉林省政府继续进攻。以哈尔滨陷落为标志，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
十四.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十五. 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9.18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策，这是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国民党当局一直把“不抵抗“的恶名挂在张学良头上。而大陆方面出于统战考虑，把不抵抗的责任全推到蒋介石身上。其实，不抵抗的责任应当由蒋介石、张学良共同承担。1．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
首先，不抵抗是蒋介石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一贯政策。
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到”9.18事变”，再到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蒋介石都是实行不抵抗政策。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 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日本干涉军，结果中国军民伤亡7000多人，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济南惨案”后，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最终使日本撤了军，所以认为这是个“不抵抗”而获成功的范例，又把这个方法用到了“9.18事变”。但这次却大败亏输。“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自行奋起抗日，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没能贯彻执行。
其次，“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另一大原因。
“攘外必先安内”中的“安内”实际有两重含义，第一层就是通常所说的“剿灭”共产党，这是蒋介石能放到台面上说的。另一层不能公开讲明的就是要削弱吞并包括张学良东北军在内的地方实力派。“9.18事变”前后，蒋介石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就是怕与日军开战打乱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布署。
2．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除了他过份相信蒋介石，对日军企图判断失误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东路事件”的后遗症。1929年7月，张学良东北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部署军队，强行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了中东铁路。11月，苏联集结重兵发起反攻，东北军两个精锐旅被歼灭。张学良被迫向苏联求和，中东路事件以东北军惨败而告终。张学良在中东路战败后痛定思痛，知道与日苏这样的强国开战，如果得不到到中央政府的真正援助，倒霉的还是自己，所以不敢再轻易对日苏开战。张学良晚年在台湾曾与友人谈起过“9.18事变”，他说如果没有郭松龄反叛，就不会有后来的中东路事件；没有中东路事件，也就不会有 “9.18”的不抵抗。从“中东路事件”对苏联鲁莽开战，到“9.18事变”对日军畏敌如虎，说明张学良本人不具有统御一方的政治军事能力。
3. 不抵抗是当时中国的客观必然吗？
“9.18事变”后，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上述所说，应当是对不抵抗的最好批驳吧！现在网上有文章说，张学良率军参加中原大战，进驻华北，削弱了东北驻军的实力，日军趁虚而入，发动了“9.18事变”。这种说法是不对的。“9.18事变 ”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三省驻扎20万人。而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人。即使把驻华北的11万东北军全部调回东北，如果实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照样沦陷。如果坚决抵抗，以当时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和财政补给，20万东北军还打不过1万关东军吗？十六. “9.18事变”的恶果/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9.18事变”，1万日本关东军和3万驻朝军轻易地夺取了东三省，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进程。1932年5月15日，不承认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其官邸被军国主义分子杀死。1936年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了“2?26兵变”。最终，日本政权完全被军国主义分子所控制。“9.18事变”的罪魁祸首日本关东军在事变后得到迅猛发展，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关东军已由“9.18事变”前的一个师团，1万余人，扩展为31个师团，85万人，号称百万，成为日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精锐部队。“9.18事变”之后，日本又发动了多次扩大对华侵略的作战，直至1937年“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无法确计。如果中国在1931年能够奋起抗战，东三省不会轻易沦陷，不夺取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就可以避免后来半壁河山惨遭战祸的结局。当然，从另一方面讲，”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走向覆灭的开始。也是蒋介石政权自掘坟墓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