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曝拆迁村内幕：建房为多要补偿款

[导读]拆迁补偿，让杨牛氏和她的三个儿子从烫手山芋变成了香饽饽，围绕着对这一家四口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权，一场战争开始了。

法律与生活2010015期封面

弱智母子成了香饽饽？

——一起拆迁背后的监护权之争

本刊记者/吕娟 通讯员/何照新

2010年6月29日上午9点，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一起监护权官司引起了京城各路媒体的关注。生活在石景山区板凳沟村的杨姓一家四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面临着特殊的境遇，亲戚牛忠与杨家所属单位——石景山区黑石头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为了争夺他们的监护权对簿公堂，而此前他们从无明确的监护人。2010年3月，农工商代表杨家与开发商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杨家四口将获房产3套(其中三居室1套，两居室2套)，补偿款80万元，矛盾从此浮现。

特殊的拾荒者

患有糖尿病的牛忠原本打算庭审结束后去医院打针，与儿媳董玲(化名)商量后，他们答应先带记者去杨家。

从石景山区八大处往西开车约20分钟的山路，可以到达板凳沟村。因为坐落在八大处林木葱郁的后山之上，毗邻南马场水库，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被北京本地一些爱好远足的人誉为世外桃源。55岁的杨建国弓着腰走出院门，对着记者喊了声“来了”，随即“嘿嘿”地笑起来，深凹的眼窝周围，挤出条条沟壑。“照相，这带劲儿”，他好奇地绕着记者转了一圈，然后只身沿着满是废墟的院前小道走远，没多久又转过身，愣愣地望着我们，折返了回来。

见到杨建国不到一分钟，就会意识到他与正常人的不同。

杨建国、杨建设、杨建民，这是生活在板凳沟村的杨家三兄弟，和他们81岁的母亲杨牛氏，都是存在先天智力缺陷的人，也是目前村里仅剩的十几户住家之一。

“穷奔山，富奔川”，生活在板凳沟村的祖祖辈辈都顶着贫困的帽子，却也安之若素。

能够还原杨家四口生活的邻里，如今都已不知去向。2010年初起，一场拆迁打破了板凳沟村的宁静，村民们陆续搬离，手里拿着内容不一的拆迁补偿协议，散租在石景山各居民区。

牛忠65岁，是杨牛氏的侄子，杨家三兄弟的二表哥。记者关于杨家四口人近十多年生活状况的了解，都只能来自这个或将获得他们监护权的亲戚的回忆，以及三兄弟只言片语的复述。

自牛忠有记忆以来，姑姑杨牛氏就一直“脑子不好使”，“没出门子的时候，有我妈管，我妈把她嫁给邻村，人家找了个茬，没多久就退婚了。”牛母又将小姑子嫁到板凳沟村刚死了老婆的杨家续弦，随后十多年间，杨家三兄弟陆续出生。

杨牛氏的“病”显然遗传给了三个儿子，小时候，牛忠并没有和三个表弟有太多的接触，“年龄差得多，他们这毛病，也玩不到一块儿。”

杨牛氏的丈夫和牛忠的父亲去世后，杨牛氏独自带着三个儿子在山上生活。村里给他们上了低保，由村干部保管，定期兑付。

牛忠居住的石府村距离板凳沟8里地，逢年过节，他会骑着自己那辆摩托车，买点粮油，上山接济一下姑姑一家的生活。

2001年起，板凳沟村民农转非，杨家四口人的户口、工作关系落在原村企农工商的名下，从此靠吃低保、三险和杨牛氏的退休金度日，一家人全年的收入不过一万余元。

板凳沟村凭着山清水秀，渐渐成为城里人旅游度假的热衷地点，牛忠也不知何时起，姑姑和三个表弟开始捡拾饮料瓶、废铁变卖，杨家的水泥墙上，至今满是废品收购人用碎砖头写下的加减乘除，雨水冲刷掉不久，又会写满，牛忠对此颇感神奇。

三兄弟中，老二杨建设的状况最好，识得钱，能与人简单交流，专门负责一家人的采买和定期下山领取生活补助。

牛忠自然地成了杨家与农工商履约的监督人，每逢重大事情或杨家一次性支取的金额上千，居委会和农工商都会找到牛忠出面商量，或签字证明。

2008年12月，一个重大事情发生。杨牛氏出外捡拾垃圾走失，居委会、农工商和当地派出所连夜搜寻，最终在山下一户农家的柴垛中，找到了冻僵的杨牛氏。

杨牛氏康复后，居委会和农工商决定将其送往石景山区敬老院，又找来牛忠商量，牛忠没有提出异议。

板凳沟村的杨家，从此三兄弟相依为命。

除了捡废品，三人很快有了分工，老大杨建国负责挑水捡柴，老二杨建设负责外事和农田，杨建民则负责洗衣做饭。杨建设不识字不认数，却永远知道地里的玉米、倭瓜何时播种、挂果，杨建民也会在三人卖了废品后，炖一锅肉，改善伙食。

意外还是时有发生，杨建国走失了整整一周，板凳沟村一村民开车途经门头沟，发现了蜷缩在路边的他，将其带回，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牛忠决定给他们张罗个媳妇，好照顾他们的后半生。

最靠谱的一次是一个河北女人，原本媒人介绍给了老三，但他“闷嘴葫芦”，牛忠让老二代他传话，女人却相中了老二，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对牛忠信誓旦旦，牛忠和大哥给女人凑了2000元钱物，“两人当晚就睡一起了”，第二天一早，女人却跑了。

盖房之争

按牛忠的话说，他对农工商的不满，主要源自“老二下山要钱费劲”，农工商的老会计老艾总是以“没钱，下次再来”的理由搪塞二弟，而更早的起因则是2004年杨家翻盖房子。

老艾是农工商专门负责杨家生活的人，他在法庭上陈述，从来不存在要钱不给的情况，杨建设每隔一两个月会来要三五百元，杨建设按过手印，出纳会带他去银行支取，一切有记录为证。

2004年杨家翻盖房屋4间，共计花费35000余元，均由农工商从杨家的低保中扣除，“每笔钱的支出都要让牛忠知道，必要时，他负责出面购买材料”。

“盖房的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爸张罗的，他们欺负我们做好事，没留证据”，董玲颇为愤慨。

如今，杨家的院落和四间砖房很是齐整，院内的樱桃、杏子都已挂果，房内是平整的水泥地。

牛忠在院门口比划着6年前这里的原貌，“院墙就跟这被拆的废土渣一样，院口没有门，石头堆着，屋里没法住人，墙上一个个的大包，地下一土炕，铺着破草席子，四口人睡上面，底下忽悠悠的鼓包，拆的时候一看，10个大蛇蛋，马上要破壳出来了。”

牛忠找到农工商，对方的答复是“这么大岁数盖什么房”，牛忠说，别把他们不当人，正常人该有的他们也该有，何况羊毛出在羊身上。

盖房装修的两个月，牛忠天天骑着摩托车上来，“盯着施工队，给他们做饭打理”。

最困难的是用水，山上的井水因为用的人多，打上来的都是泥浆子，牛忠找到农工商，农工商派人用抽水机从南马场水库引水下来，这是牛忠印象里，农工商唯一一次出手相助。

房子盖起来了，牛忠把自家不用的春秋椅、床、柜子搬到这里，以后的几年间，又陆续添置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风扇，记者问牛忠自己共搭进去多少钱，牛忠说不记得了，“东西都在这儿摆着呢，你不能说我作假吧。”

香饽饽

尽管对农工商时有不满，这么多年，牛忠似乎始终没有足够的动力申请成为姑姑一家的监护人。对此，牛忠的解释是，早些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自己在铁路上工作，“脑子不能走私，没有多余的精力管他们”。牛忠2000年从铁路上办的内退，2006年正式退休，退休工资每月2800元。

牛忠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个妹妹，对于姑姑一家，兄妹三人似乎更缺乏照顾的动机，“每年就老玉米熟的时候，他们会带着点菜上来一趟，然后装上满满一袋老玉米下山”。

板凳沟村如今处处废墟

牛忠的兄妹并没有出现在法庭，董玲认为，“他们平时不管，现在也争不着”。

牛忠年纪大了以后，董玲和丈夫有时会替他上山，“洗衣服，收拾屋子，看着他们洗澡”。

董玲来自青海，在北京做过医院护工，干过理发，2000年住到牛家，2004年，与牛忠的儿子结婚。

“大伯他们都不让孙子跟他们玩，不跟他们一桌吃饭，我们不”，董玲说：“我们家那边的规矩，爷爷就是爷爷，孩子该抱就得让人抱。”

老大杨建国就像个小孩子，“可人疼”，董玲在做活，他一声不吭地把垃圾拎走，平时下来，就爱跟在董玲孩子的身后学话，“高兴了，能跟着电视机说一天”。但是，杨建国从不叫人，到牛忠家吃饭，邻居打趣问，他都回答“去石府了”。

2009年12月，牛忠一家几代居住的老房被拆迁，董玲夫妇跟公婆一起，在石景山某小区租了一套大两室两厅。问及他们的拆迁补偿，董玲立刻说保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钱就不说了，光房子就4套，我们能是冲着他们的钱来的吗？”

拆迁后，董玲不再工作，并购置了一辆轿车。

矛盾的激化发生在2010年3月，拆迁办找到农工商签订杨家的拆迁协议，农工商打电话给牛忠，“牛忠糖尿病刚出院，说你看我这情况也过不去啊”，农工商单独代表杨家签署了协议。

之后，拆迁办找到牛忠，让其放弃杨家四口的监护权，至此，杨家的监护权问题凸显。

农工商认为，虽然多年来，杨家四口人的监护权并无明确指定，但他们一直在事实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尤其是经济上的资助，一个证明是，2009年3月至11月间，杨牛氏多次就医，治疗费用高达36000余元，其中自费23000元，均由公司垫付，后替杨牛氏向民政申请了困难补助。除此之外，杨牛氏先后转换三个敬老院，都是由农工商出面联系解决，并按期交纳各种费用。对比之下，牛忠更多起到的是监督和证明的作用。

董玲认为农工商和拆迁办之间有利益猫腻，“我爸成了做好事不留名，这口气咽不下去”。

董玲为此先后找到农工商、居委会和民政局，“三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总的意思是监护权可以给你，但这事我们说了不算。”

2010年5月，牛忠将农工商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变更杨家四口的监护权，后鉴于农工商并未从法律程序上取得监护权，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

最后的桃源

对于记者的到来，杨家三兄弟颇为兴奋。老二杨建设这天跟着牛忠到了法庭，记者采访牛忠的间隙，杨建设时不时插进来说，“他们(农工商)给钱费劲……我愿意跟我二哥过”。老三相对沉默，问他知不知道这房子要拆，他说知道，问他知道给多少钱、多少房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给兄弟三人张罗媳妇的人多了起来。不久前，老三找到牛忠，说有人介绍了一个女的，牛忠警告他绷着点，别到时又被人把钱骗跑了。

牛忠和董玲给兄弟三人的未来做了规划。“监护权给了我，我就不能让他们再捡破烂，别人吃什么咱吃什么，衣服要穿得像模像样，定期洗澡，呆着没趣了，带他们去旅游”，最后，牛忠补充了一句：“直到把他们兄弟踏踏实实送走了，这房和钱才能给我。”

董玲说之所以要讨监护权，主要是担心三兄弟将来要住楼房了，煤气不会使，“尤其是老大，见什么摸什么，太危险”。未来，董玲夫妻将代替牛忠尽监护义务，“等他们的房子拆了，我们给他们租一个三居，有必要的话，我跟爱人搬过去照顾他们。”

问及如果拿不到监护权怎么办，董玲说，该照顾还是要照顾啊，不过按农工商的计划，到时肯定要把他们送到福利院，我们只能时不时去看看，没权利把他们接回家住。

农工商的会计老艾早些年退休，后被公司反聘，专门负责杨家人的生活。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老艾说，监护权给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一家子的生活弄好，经济上不受损失，别给集体、政府找麻烦。

采访结束时，牛忠从房后摘了一篮杏子给记者尝，“山上多着呢，人都搬走了，这山上的杏啊、桃啊都荒在这儿了”。

在最后的拆迁日到来之前，板凳沟村维持着最后一丝平静，但茂密的山林与满山的姹紫嫣红，已遮掩不住断壁残垣的破败。据说，这里将要盖一座国际高尔夫球场和配套的四星级酒店，但不久前董玲发现，全天运作的推土机忽然停了，村民中有人传，是手续不合法。

杨家三兄弟站在院门前，茫然地望着忽然而来又忽然离去的人群。他们的身后，是即将不复存在的家园。

而山下，离板凳沟村2公里，住在黑石头天泰敬老院里的杨牛氏对院外的纷争一无所知，或许，这里才是她最后的桃源。(除牛忠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注：由于对杨牛氏一家四口的行为能力缺乏合法有效的鉴定，法庭当庭宣布休庭，指定农工商公司负责为杨家四口进行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费用由农工商支付，该案择期宣判。)

法律链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如何确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8月上半月期)

一个拆迁村的“商机”样本

文/高哲

一个和睦的村庄，因为拆迁，拆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商机，和“金钱至上、乡情沦丧”的众生相。

沙河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归昌平区管辖，与海淀区接壤。在沙河镇的南部就是天通苑和回龙观两个大型小区，北京市中关村生命科技园区和大学城就落户于这里。

2010年年初，根据北京市的整体规划，沙河地区多个行政村要整体拆迁。因为要了解一个看似简单的民工讨薪案件，本文作者来到沙河，偶遇包工头老王，意外接触到了这里许多围绕拆迁而发生的大事小情。

拆迁村里的“规矩”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老王这几天非常郁闷。我认识他是经过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朋友告诉我，老王在沙河地区干活，工程完工了，人家却不给钱。

一开始，我认为这是农民工讨薪的事情，建议他去法院起诉。老王却说什么也不去法院立案，他说打官司肯定输。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哪有还没打官司，就认为自己输的啊？”为了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我和老王仔细攀谈起来。

老王告诉我，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自己带了一个包工队给沙河一房主盖房，结果拿不到工资。这几天找老王的人很多，全是他带来盖房的人。到了夏季，老家还有很多农活，许多民工要求发工资回家。可是，老王现在也为这个钱发愁，因为他知道，这钱很可能拿不到手！现在老王东躲西藏，起初的时候不敢接电话，现在干脆把手机关了。

还是老话题，我建议他去法院起诉。老王苦笑了一下，说不打算去，官司肯定输。我问为什么，老王给我一句，“你不了解情况”。

“这里的人太不讲信用了，他们不守规矩，耍无赖，欺负我们外地人。”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老王总是唠叨这句话。可当我问他，他所说的这个规矩是什么的时候，老王就不愿意多说了。“莫非是什么潜规则？”我本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结果老王突然很认真地说：“就是这个。”

这个话题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看到这个情况，沉默寡言的老王，开始给我讲起了拆迁村里的所谓“规矩”——

拆迁村就是那么回事儿，说白了，就是为了多要补偿款，多占国家便宜。因此那房子根本没有打算住过。等补偿款一到手就拆。所以我们现在把盖房子叫垒房子。

为什么呀？给你说明白，你就知道了。既然房子马上就拆，那房主一般不会舍得拿好材料盖房子，开工的时候就是能省就省。所以迎合这种心理，在别的地方盖房子，都是房主提供材料。在拆迁村盖房子，我们就是一条龙服务，材料全是我们出，有时候活多了，我们七天就能盖好四层小楼，地基非常浅。这样的话，对房主和我们都合适。

看着笔者半信半疑的表情，老王似乎有点着急。

您别不信，还有一个事情您可能想都想不到，现在拆迁地区的砖供不应求，砖钱飞涨。许多包工队就是靠砖发财了。他们不仅包盖房，而且还包拆房。拆完这座楼，把这堆砖卖给下一家盖房，反复用，我们叫这个是“循环经济”，我好几个老乡就是靠这个发大财了。

可是我就倒霉了，谁让我遇到无赖了。他(房主)装糊涂，现在盖房子这事谁都清楚，他非说我的房子有质量问题。你打听去，整个村里谁的房子没质量问题啊？他还说我没资质，有资质的他请得起吗？现在我到法院告去，肯定赢不了。别说鉴定，到里面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这帮人不仅想蒙国家的钱，现在连我们的钱也蒙。

你知道为了揽这个村的活我费了多大劲吗？介绍人肯定不白介绍，我一般就是给介绍人白干活，就指着这点钱给孩子上学用呢。

没想到一个拆迁村居然能有这么多内幕，这个让我很感兴趣，我决定到村里去看看。

打不赢的官司

八达岭高速公路从沙河镇穿过，路周边到处可以看到“以人为本，依法拆迁”的标语。根据老王的指点，我来到了那户人家所在的村庄。

来到村子里，我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村子，不如说是一个大工地。整个村庄，到处堆着沙子、木料等建筑材料，三四层的小楼随处可见。

老王承接的工程也是一座四层小楼。从外面看，整个工程已经完工，外面的玻璃也安好了，非常气派。但是我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连农村常听到的狗叫声也没有。

我正准备给老王拨电话，问情况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人，看样子像是本地的。他看到我在门口站着，上来问我找谁。我说找房主。他告诉我，现在村里的人都在外面住呢，不在村里了。我很奇怪，这楼不是盖得很好吗，为什么不住啊？

那人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是用来拆迁的吗？怎么可以住人的啊，出了事情，谁负责啊？”

我找到了老王之前给我的房主的手机号。没多长时间，有人接了，而且是房主本人接的。我告诉他我来的目的，希望见面谈。出乎我意料，房主居然痛快地答应了，让我在门口稍等会儿，他一会儿就到。

根据先前老王的描述，我脑海中房主就是《水浒传》里泼皮牛二的形象，但房主到了之后，我还是比较意外。他自我介绍姓谢，让我叫他小谢，该人外表上看文质彬彬的，与我的预想相差甚远。

客气了一番后，我说明了此次来意。小谢笑了笑，打开门让我进里面看。到了里面，真是天壤之别。里面就是一个毛坯间，裸露的钢管到处可见，而楼梯和楼门居然是歪的。看到我一脸惊讶，小谢在旁边说，您看这房子我能给钱吗？我问他，不是马上就拆吗，肯定住不了人啊。

我和他说起了老王所说的“规矩”。小谢听完后，笑了起来：“他也懂规矩啊，要是说规矩的话，他更应该知道我现在不能给他钱。”

小谢告诉我，突击盖房子是为了多拿拆迁款，这个确实是真的。但这是在农村，盖个房子花费不小呢，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来说，一下子弄出那么多钱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盖的话，自己又不甘心，明明眼前有发财的机会，如果不抓住，以后到哪里去找啊。所以，鉴于这里的实情，拆迁户们都是等到拆迁款下来以后，再给施工钱，包工队全知道这个情况。

“老王盖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别人介绍的，要不是碍于同村的面子，我才不用他呢。现在村口到处是包工队，主动上来问你盖不盖房的多的是。本来房子盖成这样，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关键是他(老王)还在材料上做手脚，他以为我不知道给我盖房的这些砖是哪里来的吗？因为拆迁，我们又不住，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现在拆迁款没到位，我怎么给他钱啊。他当初不是要告我吗，他不守规矩，我也不守，告去吧，让法院看看这楼是什么德行，我也咨询律师了，告到联合国也没用。”

小谢还告诉我，现在村里盖房子的很多是借钱的，而且有的人还是借的高利贷，大家全指望拆迁款下来呢。我问他如果补偿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小谢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能拿多少算多少吧。

刚准备离开小谢家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整个村子飞沙走石。我下意识地站到小谢的楼外面，但马上又离开了，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老王说过，那楼经不起大风。

拆迁户的“算盘”

虽分属两个不同的区，但因“蚁族”被人们关注的唐家岭与沙河相距不远。因此，住在沙河的人们关心着唐家岭的一举一动。

让这里的人感到振奋的是，《新京报》5月的一篇报道说，望京一带拆迁拆出了很多百万甚至是千万富翁，用报纸上的话就是，连扫地的都开着好车上班。这个消息，更让这里的人对拆迁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5月中旬，我又来到了沙河。和上次一样，村里还是个大工地，但我发现多了很多安全施工的标志，而且上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很多楼房都有施工队在。我一问，才知道，3月份的时候，同样位于昌平的另外一个拆迁村里，一个姓王的房主为了多拿拆迁款，连夜盖房，结果施工队偷工减料，导致正在盖房的时候，刮起了大风，施工的工人从楼上摔了下来，当场死了两个，送到医院后又死了两个。后来房主和工头全被公安局刑事拘留了，马上就要到法院受审了。“就是不该他挣这个钱”，我遇到的很多村民一提起这件事，全都这么说。

此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村里为了防止出事，加大了检查力度，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到村民家做宣传。而村民自身也开始重视起了施工安全，重新找施工队给自己的房子进行加固。

“我们这里‘蚁族’也不少，只不过没有被报道过”。因为上次的接触很顺利，小谢对于我的到来，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一上来就没有见外的话。

闲聊中，我们又谈到了马上开始的拆迁问题。但小谢说的话让我很吃惊，他说其实拆迁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他仔细给我算了这么一笔账——

你也知道靠种地拿不了多少钱。何况因为建大学城，我们村好多地都卖了。现在村里人全是靠租房的收入，沙河房租是500元，一家有六七个租户的话，每月就3000多元的固定收入，相当于国家干部正式上班了。拆迁虽然给楼房和补偿款，但是每月的固定收入就没有了，自己还要承担物业费和供暖费。你应该听说过，好多拆迁户因为不交供暖费被告到了法院。而且现在唐家岭开始拆迁了，很多人跑到这里打听租房的价钱。本来有很多空房，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都不敢租出去，万一出了事情，搞不好自己还得吃官司。看到有钱没法挣，心里也着急啊。况且现在房价飞涨，那补偿款还不知道能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呢，我现在就希望多给房子，少给钱。到时候我把多的房子租出去，等到大学城建完了，我就在大学城附近做点生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赌徒的心理，能多弄点钱就多弄点，省得以后吃亏。

小谢告诉我，现在村里的人对拆迁的消息非常敏感。以前见面打招呼是“你吃了吗”，现在全是“你签了吗”。村里时不时地传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权威消息”，尽管最后全证实是假的，但大家依然乐此不疲。有的人甚至开始每天泡网吧，不是为了玩游戏，而是为了寻找各类消息。很多村民认为，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当“钉子户”，“反正国家不能不管”。

村干部的“万金油”

“我们现在是两头受气，镇政府和村民谁都得罪不起。”老谢是小谢的本家叔叔，村里的治保主任，因为有小谢的介绍，老谢没有太多顾虑，一见我的面就嘟囔。

说起村里的私搭乱建之风，老谢更是一肚子牢骚——

以前是村民看干部，干部盖他们就盖。但在后来，看干部的亲戚盖，他们就盖。现在村里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这一下就管不住了。镇里说不让乱盖，但这房子一盖起来就没办法拆了。说是违章，这个也不是我们决定的事情啊，你应该让政府认定啊。你去说人家，全是亲戚朋友关系，有的是从小到大的伙伴，因为这个事情翻脸多不值当。现在村里还在选举，因为这事不给你投票，到时候里外不是人，我以后还在村里做不做人啊？

你走了之后骂你，骂完了继续盖，那是好的。可真有那不讲理的，万一出了事，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也拿不到什么，到时候我们图什么啊。安。说到这里，老谢脸上闪过一丝不

后来，小谢告诉我，老谢说的是前一段时间发生在邻村的一件刑事案。一个村干部早晨在去村委会的路上，被人打断了腿，脸上还被划了数刀。事后人们传，是因为这个干部制止村民盖房得罪了人，受到了报复。这件事情对当地村干部触动非常大，无论镇里怎么给压力，许多干部就是不愿意去管这个乱盖房的事情。“断人家财路就是断自己生路”成了当地干部的处事原则。

“每次我出门，我老伴就唠叨，让我别瞎管，大不了不干了。虽然我每次说她妇道人家没见识，别管男人的事情，可我心里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啊！”说到这里，老谢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苦笑。

自从这个村子确定要被政府拆迁后，村里的官司突然多了。过去平均一年也就两三家打官司，其余的村里就调解了，但现在一年一下子多了几十件。按照老谢的说法，这些案子大多都是民工工资纠纷，这类案子是老谢最头疼的，很多包工头知道自己肯定赢不了，然后就组织民工上访，去堵区政府的大门。民工一上访镇里就要求村里解决，村里干部去找房主，房主就是不配合，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像这小子”，老谢指了一下旁边的小谢：“臭小子我说一句，他有十句等着我，理由很充分，就是不给钱。”

老谢是村民眼里的“法律人”，谁家出了事，都会找他。他告诉我，现在家庭官司多了，原因说白了就是为了多拿钱。很多人开始闹离婚，不少人说是离婚了，可还是住在一起。还有就是分家析产的案子，嫁到本村的、嫁到外村的、已经迁出户口的全来要房子了。还有一类就是相邻关系的案子，为了巴掌大的地方原本相处很好的两家一下子成了仇人了，曾经两户村民就因为以前多占的地，互相攻击，最后差点发生械斗，幸好老谢带着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否则真可能出人命。“全是拆迁款闹的，没钱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

“以前的时候，法院送个传票，我就带着去找人了。现在我可不敢瞎管了。只要法院来人，我就是画个图给他们。人就是这样，你说送个慰问款，送桶油的话，我就带着去了，这个是好事情。可送传票谁也不愿意做这个，让人别扭。我现在就盼着无论给多少钱，先赶紧把拆迁弄完，我也落个清静。”

也许是多年的治保经验，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老谢突然告诉我一件令他不安的事情。他发现，现在有很多“外面的人”来介入这个村的拆迁。“看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些人主动过来和村里人联系，谈生意。内容就是他们负责和拆迁公司谈判，多拿出的钱他们和房主平分。如果拆迁公司不给的话，他们出头去闹。老谢怀疑这是黑恶势力插手，容易出事情。

(注：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作者为北京某政法机关工作人员，长期关注农民权益保障问题。)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8月上半月期)

什么刺激了拆迁户的贪欲

文/高哲

北京的大规模拆迁，开始于2000年之后。在此之前，拆迁的范围还比较小。以昌平为例，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拆迁，主要是为了建设天通苑和回龙观两大居住区。

这几年，随着房价的飞涨，拆迁户更多地关注自己以后的生活。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指出，根据以前的工作经验，在拆迁户、开发商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很奇怪的矛盾关系，拆迁户认为自己让出了土地，以后的生活必须得到保障；政府认为自己给的标准已经够高了，为什么拆迁户总是不满意；开发商则认为，自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的，为什么矛头总是对着他们。

“拆迁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现在村民对拆迁的认识和以前不同了，现在是大家全都关注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其实是很讲道理的，所谓的钉子户还是少数。

对于大肆实施的违建、抢建、乱装修行为，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现在哪里有开发、拆迁信息，抢建必然渗透到哪里，有些地方的抢建违章建筑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

目前抢建之风主要表现在，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抢建势头异常迅猛。有人在原有平房的基础上加高建二层、三层的情况有之，施工人员通宵轮班突击作业，一夜抢建完成一栋建筑也非稀有之事。抢建参与者有一般群众，有村干部，有本村、本地人，也有外地人、租赁户。有些是自己在宅基地、租赁土地、违法占用的集体土地上新建或扩建；有些是外人帮助建设，与自己共享收益；有些是在平房基础上直接加高；还有些是超规模装修、内饰、外饰等，建设方式可谓多样。目前，制止抢建监管和执法难度较大，有的群众明目张胆，面对执法部门的停建通知置之不理，更有甚者在强制拆迁时纠集亲属乡邻暴力抗法。

大肆实施的违建、抢建、乱装修行为首先对土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一些群众在规划区内，甚至耕地上公然建房，任意建设，不仅造成村内布局混乱，更为严峻的是造成了可耕地的流失。而因建房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已呈明显上升趋势。邻里间因采光、排水、出行、安全隐患等方面导致的纠纷不断。建造房屋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拆除违章建筑给房主和国家都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府城市管理成本必将大幅增加。更主要的是，部分地区已近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在下达停建通知后拒不执行，依然我行我素，严重违反相关土地和规划管理法律法规，挑战政府执法权威。

拆迁村出现的诸多情况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拆迁过程中，往往是据实评估、据实补偿，对违建部分没有明确说法，造成事实上违建得利、守法吃亏。从某种程度上诱导了百姓的违建，形成了不良风气，而且开发商或政府在与拆迁户进行协商过程中，补偿标准可以提高，补偿范围可以扩张，无理要求也可以考虑，这其中就包括了对部分抢建、扩建的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对部分“钉子户”做出让步，而这种妥协，则成为了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软肋，因有利可图，且

违建与否的利益悬殊过大，客观上纵容了违建者的不法行为，长此以往，拆迁户为套取更多征地拆迁补偿款，乱建、乱搭、乱装修等攀比之风日渐兴盛。曾经是“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是“要想富，先盖房”，有房子就有一切。无论是否违章，只要占地拆迁、旧村改造，一下子就能翻倍变现；即便暂时不拆不占，每月出租的房屋租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此现实的经济利益的存在，也激发了违章建设。

二是，具体补偿标准在拆迁工作进程中不统一，往往是先签补偿协议者少得，后签者多得，这为工作人员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老实人吃亏”这个观念在拆迁户中有很大的市场，同时，拆迁补偿标准政策滞后，现行标准为2004年制定，与现在房价相差悬殊。2005年开始，北京的房价开始飞涨，以昌平区为例，2004年昌平城区的房价是每平方米四五千元，而现在新开盘的房子均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15000多元，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绝对没有人会接受，因此，回迁安置与补偿标准需进一步平衡。在上述种种原因下，大家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能拖就拖，多拿一分钱是一分钱。

强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与民争利，不让老实人吃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8月上半月期)

(法律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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