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自古经商一条路【经济观察网】l

梁小民分享   聚友网
  开心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转发本文
    01:212010-07-05共有0条评论订阅大 中 小
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政府控制了资源配置权，经商成功就只有走官商结合这一条路。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没有权就要让有权的人为你服务，官商勾结正是要达到“借权”的目的。
政府能控制资源，首先在于它有暴力工具，可以实施“镇压之权”。按列宁的说法，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其实这话并不确切，国家是一小撮统治阶级镇压所有人的工具。按说传统社会是代表富人阶级的，但被这个政权所镇压的富人不也无计其数吗？富人要让这个国家政权为其服务，也要花钱去买。当国家政权有了靠暴力支撑的权威时，它就不为任何人服务，而是为直接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服务。其次，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有合法性，就要宣传自己的权力来自神授的神话，并竭力要披上“为民做主”的外衣。
官员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是充满利己心的经济人。“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才是官员的真实目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员一直实行低薪制，但制度上又给了他们以权换钱的方便之门。这样，官员就有了用自己手中的权换钱的意图。自己不用经商，但可以让商人经商，为自己赚钱；从商人来看，他们也需要买权。一来用权力可以换取某一行业或地区经营的垄断权，从而排除竞争，获得暴利；二来用权力可以让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让官员为自己服务；三来可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商人买官员手中的权力是要花钱的，但与买到权力后获得的利益相比，代价还是相当低的。在专制体制下，官商勾结，花钱买权经商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官居有权可卖，又有心卖权，形成权的供给一方。商需要权，有心买权，形成权的需求一方，权力的供求双方都存在，而且意愿相当强烈，钱权交易、官商勾结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中国的商帮做大、做成功的，都靠了官商结合，如晋商、徽商、粤商。他们的官商勾结，勾结的是大官甚至皇帝，才能做成大商，富可敌国。那些与政府抗衡的商则成了盗，如闽商。但“盗”要成大盗，还要靠政府，闽商中的郑芝龙集团就是在投降了明政府后得到政府支持才消灭了其他海盗集团，一统江湖的。许多小商帮其实也靠了官居，无非是小官而已。江右商帮能走遍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代江西人作官的特别多，江西人往往流动到有乡亲当县官的地方，做一点小商，赚一点小钱。当然，他们靠的官居小，买到的权也小，做不大很正常。中国成功的商帮成功之路只有官商结合这一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权的专制性，政府控制资源的权力越大，官商勾结越重要。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社会。
在官商交易的权力市场上，像商品市场那样明码标价的情况是有的，但毕竟政府还要打着“为民作主”的幌子作为遮羞布，而且赤裸裸的交易也会被供给方的竞争者消灭。因此，钱权交易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对官而言，是如何卖到最高价又没有危险。对商而言，是如何以最低价安全地买到。对双方而言，是如何使交易有一层不为人知的面纱，回避风险。应该说，中国商帮在这方面也是相当有创造性的。
官商勾结的一种最好形式，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通过血缘或亲缘关系实现官商勾结。换言之，在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市场上实现钱权交易最方便。我们以前讲过的晋商明代的张、王两家就是这种情况。徽商中这种情况也不少，比如康乾时代的曹家。如果把一个家庭放大为一个家族，这种结合更容易实现。徽商中一种做法是，在自己家族内找若干个善于读书的孩子，由整个家族供其上学，当官后为整个家族服务。如果家族内缺乏这样的读书才子，就只得在家族之外找。
官商勾结的一种最普遍形式是对官员行贿。这是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一种形式，也是屡用屡成的方法。晋商家族中当官的少，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这种方式。晋商各商号票号都有自己相好的官员，这些官员不仅平日到相助，而且关键时候能代商发言。徽商是生活最奢侈的，但这种奢侈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还是作为交际手段进入官场和上层所需。营造一个奢侈的高层次交际场所，就是开辟一个钱权交易的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在这里各得其所。
第三种方式是商人买官。买官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凭着官员的身份可以进入官场，商人所买的官都是虚职。这种虚职没有实权，但凭这种身份进入官场寻找权力的卖方，还是方便的。买了官之后方便与官场打交道，也可以避免一些麻烦。那时，官员随便找商人一个麻烦还是很方便的。即便不做亏心事，“鬼”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来敲门，反之，做了亏心事，“鬼”也可以不敲门。有了官职，就有了护身符。所以，晋商、徽商、粤商做大之后都买了官，有些当然出于无奈，属于“被买官”，但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的实际利益需要。
还有一种方式是寻找官商之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仅是满足双方的个人需求，而且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这种官商勾结也可以用另一个中性词“官商结合”来表述。例如，晋商的票号一直企图进入政府市场，实现官银汇兑。但清政府有“祖制”，不允许私人插手政府的财政事务。机会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来了。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官银汇兑的官方机制被破坏，地方政府上交中央的银子运不过来，中央政府下拨的银子也运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接受由晋商票号代为汇兑银子的做法。这种做法有利于政府和晋商双方。从政府来说，保证了银两调拨的及时与方便，对晋商来说，“一只牛剥下两张皮”。一张是给政府汇兑银两扩大了营业额，增加了汇费收入。另一张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时，借钱给地方政府，有了稳定的利息收入。财政畅通，才有了以后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也才有了以后的“同光中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起码让人民少受战争之涂炭。
官商勾结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像徽商和粤商那样借助政府的权力建立垄断地位，抬高盐价，垄断对外贸易，对人民对社会都不是一件好事。它们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换来了官商双方的致富。但像晋商这样汇兑官银，既给官商双方带来利益，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官定。当然，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官商勾结，弊还是远远大于利的。
官商勾结对商帮来说，也是利弊皆有。商帮可以借政府力量做大做强，获得丰厚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弊也相当明显。一是依靠官支持的垄断可以获利，但也丧失了自身的创新能力，而能力也是不用则废的。徽商与晋商当初在典当业的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但为什么以后晋商由典当发展为票号，迎来了它最辉煌的一段历史，而徽商则在清中期以后衰亡了呢？徽商靠政府的支持获得了盐业垄断权，这使他们获得了高额利润，不思进取，就不去想典当业的创新问题了。所以，在清中期由原来垄断的纲盐制改为竞争的票盐制后，不能适应，找不到新的出路，于是迅速衰亡。而晋商则相反，他们没有这种政府支持的高利润垄断行业，所以抓住机会，创造了票号。依靠权力垄断的商人是没有创新能力的。只有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与发展的商人才有创新能力。这也是一条历史规律。
官商勾结的另一个弊病是与政府勾结就会陷入官场政治斗争的黑洞，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方面的典型大概是胡雪岩了。胡靠左宗棠起家，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官场争斗激烈，左宗棠势力衰落后，李鸿章打击胡雪岩，胡雪岩就成了左李之争的牺牲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成于官者也必然败于官。这是又一条历史规律。
从各国商人发展的规律来看，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力量相当强大，商人不走官商勾结之路，无法做大。这时借助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必须记住：政府的权力仅仅是外力，最终的成功还是要靠自己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并逐步抛掉政府的权力。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走的正是这条路。他们现在已经到第九代了，显然相对地位已远远不如当年，但仍然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家族。靠官起家，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最终成功，这才是一切企业家的成功之路。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xiaomin.liang123@gmail.com【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10/07/05/1745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