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1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

　　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

　　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

　　自由主义在“夹缝”中承受压力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1980年代末风波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

　　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

　　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