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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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
原标题: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
作者:萧功秦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9-3 17: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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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相比,后三十年是建国以来民间社会思潮发育、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面对困境与挑战,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尤其是以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总会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思想判断与价值定位,并找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途径。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本文所涉及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来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别。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与活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从企业家、国企管理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白领中产阶级、离休干部到普罗底层民众,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观念与价值,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遇到自己的追随者或反对者。另一方面,随着传媒与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大、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形成,公众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这就为不同思潮的滋育、传播、交流与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不可能再继续。执政者固然要坚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本文着重于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六种具有代表性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可以断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六大思潮不但不会消隐,而且还会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与精神生活。
一、自由主义思潮
1.改革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最重要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可以说,它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19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意识可以说是1980 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作为自由派来说,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人类自由人权价值的普世性,认为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多元政治体制,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良制。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西方多党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条件。在自由派看来,只要建立起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专制灾难、经济停滞与社会文明不足等社会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我们可以把这种并不考虑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支持性条件的“制度普适论”,称为“制度决定论”。自20 世纪初以来,中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就相当多。孙中山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简单观念 [1]。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党制的努力失败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大系统上,安置着一个高度西方化的、从工业文明社会直接移入的政治体制,导致本土政治生态条件对西方制度产生排异反应,令中国陷入“淮橘为枳”的困境。
与“多元民主制度普适论”相联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思维。所谓泛道德主义,就是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些本来并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来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态度。在1980 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用的良制,当政者之所以不愿意采取这种良制,原因盖在于当政者的私心。在自由派看来,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或是动机不纯,或是不愿意放弃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拒绝分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与制度。这就被认为是道德层面的正邪问题,而对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以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的色彩。
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所引起的社会不满的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都怀抱这种西化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观点,但这种思想体现的思维方式却是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简单直线思维 。激进的西化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民间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有关。
2.1990 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
1990 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主张激进全盘西化自由主义日益进入边缘状态,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流则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苏东”事件以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苏联、东欧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反省。人们也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
其次,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执政党在市场经济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八九风波”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那种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条主义政治复辟——并没有在中国出现。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稳步推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已经不再抱有原来那种强烈疑虑与对立情绪,认同了执政者在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种转变为民间与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
再次,在1990 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同样也是得益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此外,199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接触到哈耶克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1980 年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激进的观点逐渐被抛弃,从总的趋势来看,1980 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
3.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角色
应该看到,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经与“八九风波”时街头激进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有时会表达出更激进的另类观点。但主张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人士渐渐在这一流派中占据了多数。他们积极推进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人权、民主与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开放。虽然他们对政府也时常抱着批评的态度,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1990 年代以前,中国民间思想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同质化的自由主义思潮或倾向,那么,到了21 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思潮只是民间多元声音中的一种,极端与激进者的少数派还受到其他不同思潮力量的制衡与缓冲。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温和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主流,但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矛盾、困局与危机,激进的自由派仍然有可能从边缘状态中活跃起来,以其西化思维来对困境的原因做出解释,并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回潮影响是有限的。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中产阶级的强大,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制衡机制的出现,同样由于后发展国家简单仿效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在国人中引起的理性反省意识的制衡,激进西化自由主义不再可能形成上世纪80 年代那种全面的强大影响力了。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中国现代文明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受到不同思潮有效制衡与互动的民间自由思潮可以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
首先,它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虽然自由主义者对权力腐败、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同样十分强烈,但他们坚决支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自由派对于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降温作用。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主流,就会造成社会的失控;而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的意义,强调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与历史合理性。
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了警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光谱中,自由派将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二、新权威主义思潮
1.新权威主义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1980 年代后期,一股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民间思潮开始出现,它就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向运动,它的逻辑如下:一个后发展国家,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下的秩序稳定,才能有效地引导并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段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才能滋育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舍此以外的民主,由于缺乏民主需要的诸多社会条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就是不切实际、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无序状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后发展民族不经过经济发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将杯子里的水平稳地倒到盘中一样,这一过程需要始终保持平衡。作为平衡杠杆的新权威政治对后发展国家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是能否成功地向民主转型的关键。
2.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对立面,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未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作伥”的负面作用,并有使中国“倒退”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遭受专制权威的痛楚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专制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很难避免腐化。新权威主义者回答说,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天然的对权威政治的制衡因素,这种力量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与法治化得以不断成熟。但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使自由派满意。198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初,大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也扩大到海外,这场权威与自由之争,是知识界最早的思想论争。
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它实际上是20 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双方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通过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必须指出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过渡。劣质的威权政治,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拉美海地的军人政权等等,只能导致朋党式的“苏丹化”政权。威权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可变通性、开放性与开明性以及容许试错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弹性。
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对于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试错式的渐进的制度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通过渐进的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成熟,逐渐减少权威政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开放的心态,在多元试错中,渐进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标,这样,就从权威主义经由“后权威主义”“前民主政治”,而最终走向民主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演进的正途。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路径依赖发展的速度何者更快。而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创新,必要的活跃的自由空间是不可少的。高明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
3.21 世纪新权威主义的前景
新权威主义思潮在1980 年代后期崛起,作为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与批判的思潮,它在1990 年代前期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并在海外与国际中国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然而,进入21 世纪以后,这种思潮却渐渐退出知识界与公共网络的关注焦点。当下中国思想界,是自由派与新左派两雄角逐的时代,新权威主义思潮似乎已经淡出,处于边缘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即主张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会活跃程度已大为减弱。因此,作为以批判激进自由主义为己任的新权威主义,不再有发挥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现机会。其次,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作为既成事实,知识分子与学界已经不再感到有持续辩护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党国威权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骄人的成绩,但权威政治的弊端也进一步凸显出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权威受到激进思潮冲击而解体,以及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或脱序危机,而是权威政治下的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与威权家长制的消极性。而在新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却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分析这些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权威主义对于解决上述疑难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手段。
正因为如此,新权威主义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解释力,尤其是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与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相结合,形成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发展综合症的解释力。相对于意识形态取向过强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更具有中性的世俗理性思维的品格,新权威主义能否与工具性的新理论相结合,以形成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力的新理论,则是它能否保持社会影响力的关键,这本应该是它可以发挥的优势。
因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与视角,与政治社会学有着天然的方法论与视角关联,它对于理解与解释转型中的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深化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所必需的社会支持条件的认识,对于考察中国转型政治的各种运行机制,对于制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仍然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笔者作为1980 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者,近年来运用新权威主义的思路,转向对当下中国的权威政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分析了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在社会转型模式中是一种稀有物种,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2] 。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的国家行政优势,作为一只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强势控制的治理方式由于引不起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实现国家引导式的转型与发展似乎轻而易举、得心应手,这种体制就可能不断自我强化,结果将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怀,使极弱社会变成“极极弱社会”,甚至会走进路径锁定的死胡同,最终失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矛盾的发展前景。
三、新左派思潮
1.新左派的核心观念
新左派是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是从“右”的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那么,新“左”派则是从左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它把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看作是与“私有制”相伴而来的必然的恶果;它从“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新左翼理论中(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寻找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的解释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
新左派关于“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的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其价值趋向。自1990 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的发展势头很快,它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
(2)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新左派认为人欲横流、贪污腐败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此主张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并在公有制前提下发展参与式民主管理。
(3)“重新发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他们把当今推行改革开放的执政中心看作是“走资势力”,把支持改革与宪政民主的自由知识界视之为“右翼主流”。呼吁通过类似于“文革”的群众运动,恢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方面,新左派与老左派有合流的趋势。其中更激进者还指责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中国正面临着复辟1949 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有人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被私有化了的财产,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3]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2.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缘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认识机制。一位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典型地表达了新左派是如何进入这种思维陷阱的:
在八九十年代,我对“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可是,毕业几年来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化,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走资派正在走,让我重新想起了毛泽东。可以想象,当我读到毛主席关于官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他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怀疑的事,而且早了几十年——谁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会想起猫,这是老农说的话,简单,实在。“猫”虽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斗争艺术还留了下来,够我们学好一阵子的。他的名字还让受压迫者欢欣鼓舞,让压迫者心有余悸[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那么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就会被重新激活。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连成一片。新左派之所以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就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热情,而且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的,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无灭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在小学教科书中所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新左派思维就是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用以认识改革转型过程的学术理论资源不足,不能用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的宣传教育的潜移默化,在人们思维中根深蒂固,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如,发展中产生的由于新旧游戏规则均失效而出现的脱序现象(即没有足够的制度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胆敢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意志薄弱者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这种转型时代出现的腐败综合症做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可以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派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3.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进行诗化、美化,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生发文化浪漫主义情怀[5] 。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所做出的想当然的赞美,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抒发内心积聚的深层愿望的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心理与精神平衡。
4.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上“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对现实的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的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自有其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它要经历一个也许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新民族主义思潮
1.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但民族主义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幽暗交织甚至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让步、理性妥协,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言行。尤其在群体性情绪聚结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间产生同仇敌忾的破坏性、法不责众的非理性行动倾向,且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2. 民族主义从复兴到走向激进化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早阶段是民族主义复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90 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出现激进化的趋势;第三阶段,从现在起今后数十年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主义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有可能逐渐走向温和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是在1990 年代以后崛起的。一旦百年以来的屈辱产生的压抑感随着国力上升而有了释放的机会,人们就会油然产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时期就此开始。这种心态在突然崛起的落后民族中都曾经出现过,包括现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1990 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显示激进化趋势的阶段。后冷战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频密,彼此接触机会大增。对于双方来说,由于在政治、历史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彼此间新的利益博弈规则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旦进入利益博弈与利益冲突过程,双方都还夹杂着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这就更容易触动中国人作为历史上的受伤者的敏感神经,成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因。“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以及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起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而与西方对峙的情绪。1999 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
3. 新民族主义激进化的原因
首先,从民族心理角度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享有无尚荣耀的民族,自近代以来,遭受挫折与凌辱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受伤者的敏感情绪,有强烈的发抒宣泄的冲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由此产生的民族自信心为这种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国内获得的由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的高度同质性,特别容易形成对事件过程的单方面的理解,进而激发起百年中国人的悲情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形成激进化趋势。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义会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形成对当政者的道德压力。他们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话语优势。这种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结果就可能逼使务实的主政者“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义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三十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因为,激进的极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入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与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陈旧的内容,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会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我们的民族只有经过长期的、自觉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才能真正地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4.未来中国民族主义“去激进化”的趋势
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潜在的激进化的倾向,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他们的观念更具稳健性,心态更为平和理性,这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更趋向于理性与温和化。第二,政府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点,以及激进高调的民族主义话语霸权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开始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与引导。第三,开放的环境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从而改变了原来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观念。第四,中国人的自信心更强了。一般而言,内心充满自卑感与压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后,更容易表现得亢奋、悲情与反应过度;相反,经济发展与国力强大培育出来的民族自信心态,与中产阶级理性相结合,更容易滋养成宽容坦然的处世态度。由于国力的强大,中国人对外部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平和了。
从近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台湾问题逐渐走向缓和来看,以上这四种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一个去激进化的时期。
5.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隐忧
虽然总体上说,民族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去激进化的时期,但也不能对这一过程过分乐观。第一,正如笔者前面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危机、西方的消极影响,都有使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再次激进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高调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加之长期遭受屈辱,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冲动。1928 年北伐胜利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就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国力不足而又充满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之间的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此外,受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极左主义的话语纷扰仍然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处理与判断。
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1.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它在20 世纪初期就在中国出现,到了21 世纪则再次显示出其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学院知识分子、企业家,还是各级官员与大学生,都出现赞赏、认同并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与文化潮流。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在21 世纪中国的出现,有两个重要时代背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与国力的上升,使国民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强,而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的载体一般则体现为这个民族祖先创造的传统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儒家典章文物。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就成为文化思潮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20世纪后期,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速,回归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人对来势迅猛的西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压力的文化回应,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寻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来克服全球化与西方世俗文明冲击波造成的文化焦虑感与文化“无根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国力还在进一步发展,只要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全球化进程没有中止,中国人就会通过回归与肯认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寻求精神立足点。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将成为21 世纪中国最具普遍性、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一位成功的白领女士正是这样来表述她个人走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心路历程的:80 年代当我们在大学里时,曾经总想抛弃自己的黄色文明,是激进反传统的信奉者。90 年代在我们的青春时期,见证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原本以为毫无希望的中国此刻是如此的充满生机,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富裕却凸显出我们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匮乏。很多海归派的空闲生活全是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度过的。而老外们的生活则要健康丰富得多。他们或去野外徒步,或驾船出游,总之他们好像对生活保持了更多的兴趣和尊重。
为什么中国人的兴趣爱好如此匮乏,如此浅薄?即使有了经济上的富裕,我们也只是文化上的贫民。我们也许有知识,但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根。我们是断层的一代。也许就此以后我们永远无法将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是多么可悲的故事啊。当我接触了中医与儒家,那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境界与神秘、精奥吸引了我。中医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小支流。可以想象如果那么多支流汇集在一起,它的干流将是多么的壮观。由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与西方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完全移植并认同西方文化,那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我们只有好好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实。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痛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文革”“破四旧”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士绅阶层都消灭了,我们如何才能找回这失传的火种呢?特别紧迫的是,许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都上了年纪,随着他们的逐渐老去,也许我们的文化就真的失传了。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6] 。
这位白领女士的这段内心独白,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兴中产阶段中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它的新支持者往往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出身于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曾经是自由派,90 年代的经济成功却凸显出自己在文化上的无根感,与外国人的交往进一步促发其对精神生活、文化认同与寻根的需要,进而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发生强烈的兴趣。他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没有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支撑,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这样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是新保守主义在1990 年代以后在知识型的白领中产阶级中获得大量追随者的的社会原因。
2.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严复一代。严复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思想家,19 世纪末,他对进化论的介绍引起中国思想的一次大转向。然而,20 世纪初,他对“五四”兴起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感到忧虑,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严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国性”的概念,他认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着。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7] 正是这种国性,使一个民族能“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他认为,国性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声名文物”之中,存在于孔子的教化即主流文化之中,“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这里的“经”,就是儒家的典章文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凝聚的集体经验的结晶,在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 [8] 。
严复还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还在于, 只有在以传统文化作为载体的情况下,从西方文明中借鉴过来的异质文化因子,才能顺利吸收与巩固。用他的话来说,“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引出一个可以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十二字箴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严复对此言的解释是:“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0]
我们可以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大体上做如下的概括:这是一种在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主张以传统主流文化的价值作为现代化中介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并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引进外来文明,来实现民族生命稳定与持续过程中的文明汇合。新旧融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国外的新儒家,以及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均以此为特点。
3.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近年来,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院与民间学者,积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并展开活动。有一位学者曾任教于南方某大学,提前退休后,在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他认为,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是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国家的文明属性也逐渐丧失,出现了严复所哀叹的“国性不存,国何以为国”的状况。解脱这一文化困境的办法,就是大力复兴儒学,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现在不仅要增强“国力”,更要回归“国性”,因为“国性”才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根本标志。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一位哲学博士,十多年来坚持不懈自筹经费主编《原道》,并创办了《中国儒学网》。这些执著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还共同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汇聚一堂,会讲于阳明精舍,或致力于发掘儒家仁政思想,或倡导天下主义。
近年来,初具规模的“读经活动”在国内不少地区渐然成风。数年以前中国就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为主要对象的国学班,也在各著名大学陆续开办。国学班除传授琴棋书画之外,研习内容还有中国历史、儒学、佛经、禅宗、周易、老庄思想等。
学院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可以说是遥相呼应。一批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也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他们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影响,酝酿“中道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他们中有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科举宪政主义”,也有学者从老子思想出发来论证强调“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法学界,有一批学者从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的发展来论证现代民权思想;也有一些接受新左派思想的学者,到中国司法传统中去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各派学者虽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回归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却有着少有的共识。凡此种种均可以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教育、文化、学术等领域的广泛渗透与发展。
4.发掘人的内在精神资源:儒学的现代性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还起到制衡全球化所带来的价值世俗化的消极影响的作用。世俗自由主义使中国人权意识得以觉醒,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西方,自由主义在20 世纪下半期开始走向俚俗化,鼓吹绝对放任与自由,抛弃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发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动物化”退化的严重文化危机。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严重的冲击,例如有一位著名的性学女学者,公开主张和赞同同性恋合法化与“一夜情”。虽然,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发出各种奇谈怪论本不足为奇,但特别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极端不负责任、反道德伦常的文化“病毒”几入无人之境,本土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抵制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的资源。
当代中国人特别缺乏对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不能不使人们反思自“五四”以来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消极影响。自近代以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加以批判与拒绝。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与中产阶级的精致性,“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对精致性、教养性或文明性的全盘否定,影响中国文化与思想生活达数十年之久。
新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又进一步渗透进了其知识界的精神里,尤其对“80 后”青年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旧的文明价值被人为地铲除,在中国人的自由启蒙价值中,本来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资源,而主要来自美国的外来思想,又缺少了对文明德性的关切。正因为如此,如何从传统儒家精致文化中获得制衡世俗化文化冲击的资源,避免整个民族在过度世俗化过程中,走向动物化与低俗化,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恰恰可以转化为平衡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文明要件。
如果从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具有平衡世俗自由主义的绝对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作用,具有克服无根化与人生意义感缺乏的后现代病的作用。
儒家最关键的东西是发掘人的内在资源,并使之充满人的身心,以此为基础光大,从而形成一种人格力量,以之立足于世界,并与恶势力抗争。近代国学家缪凤林在《中国通史要略》中指出:
——(儒家)其所言首重修身成己……修身之后,即推之于家国天下,盖既充满心身之本能,一切牖民觉世之方,乃从此中自然发露于外。
——由其以修身克己为重,斯不暇及于外,而怨天忧人之意,自无自而生,其遇虽穷,其心自乐,人世名利,视之淡然。
——自孔子立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用超越之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而不为经济势力所屈。
——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境遇极穷,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荡之乐……儒教真义,惟此而己[11]。
更具体地说,仁就是内在的精神资源,它就是把人性中的善外化到世界上去,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精神自我实现的自得之乐。这种由内而外的外烁性,使人脱离了低级状态,脱离了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学说就因其制衡动物化与人性异化的功能,而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性。《论语》中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以形象地表达儒家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一个内心充满仁的精神的人,足以对环境无所忧惧。
必须指出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面临许多障碍与困境。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儒家的资源已经丧失殆尽。几代中国人已经不再接触儒家经典,人们并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在理性层次上,谁也说不清传统文化是什么,儒家有什么精华的东西值得我们一代一代保持下去,情感上倾向于回归,理性上谁都说不清要回归什么,这是当下国人精神世界的困惑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国人的心态因素先于理性认识因素。因此,传统文化复兴的路仍然漫长而任重道远。
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1.走出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
在我国,民主社会主义是21 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长文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掀起了知识界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正统提出挑战。它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被批判和否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其原创者并非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而是恩格斯,而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途。中国应该朝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政治改革。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人士,大都是离休的老干部。他们在信仰共产主义之前也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与“五四”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在1940 年代后期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以及对解放区政治清明的向往,而积极参与革命事业。“文革”的灾难使他们如梦初醒,改革开放又进一步使他们眼界大开。一方面,通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的了解,通过对中共革命走向极左灾难与改革后权力集中造成的腐败的反思,他们要坚决与他们所称的“专制社会主义”决裂;另一方面,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构性弊端,并意识到中国不可能通过简单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来实现社会进步,这种种内因外缘,使他们在保持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的同时,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专政以及中共早期不成熟的农村社会主义与计划式社会主义的观念,并期望通过人民大众的选举性民主避免社会主义走向异化,通过制度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概括如下:通过追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提出的资本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向民主;并以现实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借鉴;在保持中共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通过民主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
2.良好愿望,而非发展路径
一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化产生了严重的忧虑,从而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来呼唤平等与公正;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权力腐败与权钱勾结的专制主义的警觉,又使人们产生对大众式的民主参与的价值追求。这样,民主价值与社会公平的价值两者必须得兼的观念,在国人心目中就变得十分强烈了。虽然,1980 年代初,民主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价值往往被认为是难以共处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恰恰满足了人们把公平与民主这两种不同价值相结合的内心诉求,人们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在社会主义价值、公有、平等、民主、自由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尤其在一些青年时代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与“反饥饿运动”的自由民主洗礼、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老人中,出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强烈期待,就绝非偶然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把公正、平等与对底层利益的关注,以及对自由与竞争的现代经济秩序的肯定,统统结合到一个体制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自由主义相同,强调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强调法治与自由,但并不同意以仿效西方的多党民主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同时,它又与新左派相近,主张关注底层利益,强调公平与平等,但并不认同新左派不切实际的对“文革”理想的浪漫复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可以成为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公约数,似乎可以把各派思潮的价值融会到一起来实现国人的共识。试图在保持社会主义思想与价值的前提下,找到实现民主、公平与底层利益的新路,这似乎是这一思潮的最大优势所在。
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把各派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都在民主社会主义中找到与自己的相似点。但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的优点,实际上恰恰又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平等、公正、效率、和谐等人类美好价值,大杂烩式地熔为一炉,却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价值大融合的具体路径与方法。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更多地是代表了一种良好的理想与愿望,而不是现阶段的发展路径与具体模式。
即使对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不少批评者也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因为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经济与政治条件、发展路径实在是大相径庭。欧洲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与经济积累,为高福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准备;代表劳工利益的左派政党和比较强大的工会的存在,都为通过民主选举的压力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能。相反,中国现阶段不具备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首先,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存在实现高福利的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其次,在缺乏公民社会的条件下,超阶段地推行全民普选制,会带来街头民粹政治。即使让代表底层劳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并推行高福利政策,由于平等化速度太快,就会出现类似于拉美国家那样的民粹主义症候群,那将使效率受到挑战,出现经济大滑坡,失业率骤增,最终还是以底层民众受损而告失败。中国在现阶段并不具备直接实施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在远景的意义上有其价值。
七、民间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意义
1.对新思潮的解释: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困境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是人们对社会困境与矛盾进行反思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时段出现,恰恰与此一时期的社会疑难与矛盾存在着对应关系。由此顺藤摸瓜,就能比较清晰地把握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
自由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社会思潮,它是国人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意识觉醒的产物。自由主义对法治的呼唤,对启蒙、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执著追求,反映了在经历“文革”专制主义苦难后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的大转向。
新权威主义在1980 年代后期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它是在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以后的反思与批判思潮。新权威主义者强调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强调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性,与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运动可能带来的无序化前景的忧虑有关。作为对自由派的西化普世主义的反向运动,新权威主义更多的是对断裂与革命式的历史跨跳的质疑。
新左派思潮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出现,而不是在此前出现,也绝非偶然。正是1990 年代后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铺开,各地出现的竞争无序化、贫富分化与社会底层利益的受损,这些社会问题的累积,是产生新左翼思潮的客观原因,尽管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反对改革来实现平等的观念被认为是错误的。
新民族主义之所以出现于1990 年代后期与21 世纪初,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力增强,遭受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与对全球化进程的消极面的批判,均从不同方向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在社会上凸显的时间几乎同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了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
最后出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对多种美好价值共处的均衡需求。
2.当代思潮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
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多元并存,与社会分层化与地域利益多元化趋势均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思想界与社会文化领域重新呈现出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对丰富的多元的光谱。
虽然,社会阶层与思潮的对应关系决不能简单化。但大体上看,追求自由与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在中产阶级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在官员与大企业家中有更多的赞同人。呼唤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新左派则在青年一代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许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温和派,其中相当数量的人与大学文学批评专业有关,因为他们比较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新左派中的激进派或民粹主义派,在中西部地区的底层弱势群体与“愤青”中有许多支持者。在70 后的知识型白领、中产阶层、企业家中,文化保守主义有比较大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饱经政治风霜的老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我们还要注意到,从地域分布上看,极左原教旨主义者在北方如河南、北京等地数量相对较多;相对而言,在南方地区,例如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则较少见,在广东、江浙如温州等地为数更少。相反,自由主义思潮在广州比较多见,这种地域性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联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交界地区,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反而比沿海更为普遍,安徽合肥的“家乐福事件”是一个例子。这是因为在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往往会成为表达不满的最安全的发泄口,“愤青”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可以获得更大的表现场所。而在沿海地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比较明显。地域、阶层与社会思潮的对应关系,是与社会思潮有关联的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3.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芬芳
综上所述,各种社会思潮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与现象有关。这六种思潮均与中国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存在着关联性。例如,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宪政与法治与人权,新权威主义强调秩序与稳定,新左派强调公平与底层利益,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的文化认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与正义的结合,等等。正因如此,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应被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禁止它们,而是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各种思潮所强调的不同价值之间的相互激荡与制衡都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交汇与思想碰撞,并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同思想与思潮并存,是社会多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常态社会的进步的标志。
马克思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互动有利于避免社会的同质化,有利于思想发展与社会进步。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的声音,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只有一种思想,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同思想之间可以彼此磨砺,有助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避免社会同质化与死气沉沉。只有单一的思想是可怕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教训。
4.思潮多元化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功能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思想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经增强,这是大转型过程中的新的文化特点。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环境所赐,也是中国走向正常的社会的标志。
思想的碰撞是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条件,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发展。对改革开放与突破极左迷信具有重要贡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以及“分税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和谐论”的产生,都是民间思想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积极互动与碰撞的结果。
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1990 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相结合,形成阶层与思想流派的对应关系,当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的保守派,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技术官员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体现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与主义,并可以在此思想与主义下聚结成政治派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形成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结语:现代化程度取决于多元包容程度
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的趋势,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当今中国民间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已经形成,例如激进自由派提出的“政党注册论”的激进观点,就受到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与制衡;而极端新左派提出的为“文革”与“四人帮”翻案的言论,同样受到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强烈反击与有效制衡。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健康发育,理性的声音在社会上将越来越有影响力,来自不同思潮的极端声音虽然会始终存在,但只会处于边缘,任何极端与激进的言论,只能是多元声音中的一种“不同凡响”的异端而已。任何极端声音,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都不可能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它总会受到不同思潮的制衡与平衡。社会思潮多元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更多的思想方案与试错机会。而这种方案与机会越多,一个社会做出不同选择的机会就越多,社会的应变与适应能力也就越强。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诚哉斯言。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现代国家标志意义的文化思想多元化时代正在光临当代中国,正因如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会的历史过程。面对21 世纪的思想开放与多元的时代趋势,政治决策者与知识分子,只有阔视远想,在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才能把美好与文明的价值输入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去,并以此来迎接21 世纪中期的到来。在笔者看来,那将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时代,那将是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人性充分发展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乐观,在进入这样的时代以前,中国精神生活与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将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注释:
[1] 孙中山在1906年对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演讲中就认为,中国推翻满清以后要建立多党民主制,这就如同我们现在造好了铁路,需要引入火车头,我们当然要用西方人发明的最新式的火车头,而不要用旧式火车头。他说,多党民主制就是新式火车头,而开明专制则是旧式的火车头,他认为,西方人发明新式火车要用数百年之功,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在他看来,问题就这么简单。见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277-281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第104 页,[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8 年版。
[3] 转引自马立诚:《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载《同舟共进》2009 年第3 期。
[4] 哪乌西卡2 :《冤有头 债有主》,引自天涯社区网《关天茶舍》2007 年3 月31 日。
[5]1978 年笔者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和一名叫奥来弗的法国留学生同宿舍三年。这位奥来弗先生是法国的左翼青年,他显然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他憎恶市场经济,憎恶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他从对法国市场竞争制度的批判中,附带形成了对中国“李双双的公社食堂”充满诗情画意的温柔联想,并进而连带产生了对“四人帮”的好感。他认为这四个人,坚持的正是他渴望在法国获得而没有实现的东西。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法国,在他的心目中,大锅饭体制显得无限美妙。他把对竞争社会反感产生的逆向心理,以及对另一种反竞争的体制与价值观的热情,完全投射到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人民公社上来了。
[6] 引自作者任教的大学的一位在职研究生给作者本人的学习报告。
[7][8] 严 复:《读经当积极提倡》,载《严复集》(第二册)第330、330 页,[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9] 严 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载《严复集》(第三册)第560 页,[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10] 严 复:《主客平议》,载《严复集》(第一册)第119 页,[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11]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第66 页,1944 年重庆初版,2008 年东方出版社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