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刊后的《观察》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命 运

从复刊后的《观察》看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命运
⊙ 傅 玄
《二十一世纪》杂志2002年2月号刊载了王中江先生的论文〈从《观察》看中国自由主义认同及其困境〉。王先生通过对《观察》的考察，认为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一是人为抵制，二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清高式的对政治冷淡及其半推半就，恰恰使「最坏者当政」。王文引发了笔者对《观察》周刊及聚集在其周围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思考。笔者觉得王文论述至1948年底《观察》遭到国民党政府查封时煞笔，乃言犹未尽，故拟就1949年复刊后的《观察》继续作一些讨论。
勉强：「一边倒」的真相
国共内战进行到1948年，形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大势已去，愈来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奔赴解放区，一边倒向共产党。中共发布的「五．一」号召，可谓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边倒」的标识。（也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一边倒」称作「革命化」）现在可以见到的有关著述中，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这一个根本性转变的解释，或者言辞模糊，或者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心态描述为真诚、欣慰，认为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当然，关于这一点，似乎有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议案及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为证。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也许透过复刊后的《观察》，我们可以窥探到真相。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据《观察》社的林元回忆，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胡乔木、胡绳等就复刊事请示周恩来。周的意见十分明确：「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要复刊！」 1 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
与原刊相比，封面上朴拙的「观察」二字未变、首页的撰稿人身份介绍未变，主要栏目还在，刊标也还在，只是刊标周围的英文THE OBSERVER与INDEPENDENT NON PARTY却没有了。加花饰的首页刊也还在，不过去掉了「储安平主编」几个字，虽然依旧由他主编。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14期（1949年11月-1950年5月）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季羡林、笪移今、潘光旦等人，其中除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以前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
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观察」和「报告」，还有就是有关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文章。令人吃惊的是，以往从未登载诗歌的《观察》上，居然出现了郭沫若庆祝史达林七十寿辰的诗作〈我向你高呼万岁〉。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出现在复刊后《观察》的版面上，但文章已不同以往。经济学家笪移今在〈人民币的战斗任务〉这篇文章中，一反以往的风格，文中反复出现「反动派」、「阶级性」、「战斗性」、「人民民主专政」等革命术语。看得出来，笪先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但他对这种方法的生搬硬套，痕迹十分明显2 ：
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只要有阶级存在的地方，就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作为价值体现形式看的人民币，作为商品计算单位看的人民币，在人民政府运用下负有无比重要的战斗使命。
费孝通教授在复刊后的《观察》发表的文章已和学术研究无关，大都是关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如：〈知识份子与政治学习〉、〈甚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作为原《观察》最早和最经常的撰稿人，费教授显然还在支援他的老友储安平主持的刊物。但如此立言是不是过于疲软？迎合的笑容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
旧日《观察》的风格已经不再。《观察》的发行量一落千丈，出版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
复刊前后的《观察》差别如此之大，让我们这些离它并不远的后人也难以置信。而且前后主编竟是同一人！现在来看《观察》复刊，这件事本身值得深思。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观察》复刊前夕，储安平曾有信给林元，极为高兴地告诉他：「经中央批准，《观察》要复刊了！」此时的储安平和其他留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样，对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充满企望，对新中国满怀热情和美好的希冀。由此期待《观察》重生并藉此实现以言论参政的理想。其次新诞生的政府有这个容纳「异己」的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
储安平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容易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清晰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此，若说他们此时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不足为信的。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而不是逃奔海外或随国民党溃退台湾。以储安平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不容于国民党在当时是不宣之秘；至于共产党，内战以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赢得了包括储安平这类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内的普遍好感。个人的直接遭遇和这种好感，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自己人生道路中陷入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对于《观察》复刊，储安平本来抱以喜悦的心情并寄予希望。但是复刊后的《观察》已非彼《观察》。我们无从知道《观察》复刊期间储安平的思想变化，唯一能反映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的，是他为《观察》复刊写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从这篇文章的文字、叙事方式上看，令人怀疑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但是这篇文章又符合他的风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例如，文中诸如「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种种用语，在储安平以前的文章里从未有过。整篇文章给人的印象是：抽象、空洞、雷同。与储安平往日犀利的言辞、客观超然的态度截然不同。文章毫无感情地否定了《观察》在过去的成绩，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
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3 ：
我们的内心是空洞的、仿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并没有靠拢共产党。……
这段话可谓对当时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心态的真实写照。随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总体大崩溃，众多自由主义者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必定胜利。而他们曾经渴望在一个多党联合甚或由他们自己主持的政府之下，能够出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无望了。换言之，他们已经敏感到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但他们无力挽回。形势迫使他们除了像胡适一样远遁国外，就必须在国共之间做出选择，不是一边倒向国民党，就是一边倒向共产党。结果，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边倒」向中共，尽管「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他们的心「并没有靠拢共产党」。在这个「一边倒」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是空洞的、仿徨的」。一方面，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而困惑、痛苦。更主要的，是他们「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对自己即将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命运感到仿徨，甚至恐惧。
总体说来，1948年后，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边倒」向共产党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具体说到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一边倒」过程中的真实心态，从复刊后的《观察》和以往聚集在《观察》周围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显著的变化，可见他们对于「一边倒」的心理是困惑、仿徨、恐惧（当然也夹有一些对未来的憧憬），一言以蔽之，是勉强的，而非欣慰、自愿的。
丧魂：扩大化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中国自由主义到了40年代末，已经在理论上陷于空前的混乱。一方面，有像储安平这样的正统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已开始拋弃这种对自由主义的传统看法，而接近一种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当时自由主义的重要刊物上海《大公报》就宣称：「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成民主社会主义。」 4 萧公权则提出「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所谓「自由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采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的「一个集成合美」 5 。实际上，究其本质，也就是对当时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另一种理论概说。尽管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在如何具体界定和走上中间路线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都对它抱有较大的希望，认为中国除走上这条道路外别无出路。事实上，他们的呼声除了表达出他们对中国未来前途及政治走向的忧虑和关注之外，并没有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内战的炮火使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对中国未来政治的设计与梦想，始终限于纸上。沉重的失败感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命运失去了信心。中间路线的破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混乱和对自身命运的悲观看法，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也许终究无法成为中国现实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施复亮承认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自由主义者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但他又勉励同道者：「自由主义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气概，只须努力耕耘， 不必希望收获一定属自己...... 因此，不能以夺取政权或参加政权与否来判定自由主义者的成败。」 6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至此，它的锐气和信心已被现实磨耗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边倒」向中共并几乎没有反抗地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是十分自然的。
毫无疑问，建国伊始，为了尽快医治战争的创伤、顺利完成新中国各项建设任务，对「旧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这也符合共产党重视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教育的一贯主张。问题在于，从一开始起对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就露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从「旧知识份子」向各行业渗透，二是思想改造的范围从单纯的个人思想问题扩展至人生观、世界观乃至灵魂深处。最早受到强调的是对「旧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当时知识份子中流行着「厌恶政治」和「超越政治」的思想，费孝通对此颇为警惕，他在1949年11月16日发表于《观察》的文章〈知识份子与政治学习〉中，分析了知识份子「厌恶政治」和「超越政治」的思想根源，认为「他们还没有认清时代，认清自己」，所以知识份子要进行「政治学习」 7 。不久后发表的卢于道的文章〈政治热情与科学热情〉提出，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把「政治热情」与「科学热情」相结合8 。而王亚南的文章〈论革命与科学的统一〉则进一步提出「只有进步阶级的强烈阶级意识能发扬科学真理」，以此证明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9 。这种认识到后来竟发展为「每个从旧社会里来的人皆得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10 。
如果仅从字面来看，「思想改造」是一个和单纯的个人思想问题有关的辞汇。但是一旦将其置于意识形态过分强化的语境之下，它也就成为「换脑筋」、「搞通思想」的非通俗说法。从复刊后的《观察》刊登的文章来看，对知识份子实行思想改造的最初措施，也就是规定各大学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列为全校学生必修课程，以便「确立马列主义党底世界观」 11 。在当时一些知识份子对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及其理论缺乏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如此规定是明智的、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一项高校教育任务，很快在知识界发展为一个「学习政治」的热潮。进而有人提出光学习政治还不够，还必须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于是，「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旧知识份子在自我改造过程中所作的种种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有许多原来已经在『知识界』中居有一定地位的所谓高级知识份子，也在发表他们自我改造的经验。」 12 从这一点出发，有人总结说，对于知识份子的改造工作，「理论改造容易，行动改造困难」，强调思想改造要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和自己行动的联系，而要在自己的行动上有具体的体现」 13 。至此，思想改造的范围已是一个从内心世界到外在行动的全面的「脱胎换骨」过程了。
如果我们将以上两个具体的思想改造扩大化的趋势与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扩大化甚或文革期间的「无限上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预兆，还是一个隐患？如此问题，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由此我们再回到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命运的讨论时，便不难发现其命运的悲剧色彩。不论从国民党统治下走向新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思想改造是怎样一种心态，事实表明他们接受了思想改造，从而「脱胎换骨」成为与一般工农群众无异的普通人民。他们无条件地支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他们不再坚持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立场，失去了在「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保持的适度的张力，他们丧失了自由主义的灵魂。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与个体的自由，但是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初作为一种国家的富强之道由西方引进，此目的一直受到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的重视。特别在五四及五四以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就是如何通过和平的手段促使当权者进行政治与社会的改革，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政治发生联系。但是他们既不能同当权者进行种种耐心的周旋，也不能同大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他们之间又难以形成强大的联合，这就使他们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与政治不可分割却又注定只能处在政治的边缘，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也是其悲哀。也许恰是他们对政治的功利性追求使他们失去了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因而自由主义终究归于沉寂。
注释
1 林元：《碎布集》（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页404。
2 2 笪移今：〈人民币的战斗任务〉，《观察》，6卷4期。
3 储安平：〈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6卷1期。
4 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页93。
5 萧公权：〈二十世纪的历史任务〉，《迹园文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页289-90。
6 蔡尚思、李兴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篇》（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页323。
7； 11　费孝通：〈知识份子与政治学习〉，《观察》，6卷2期。
8 卢于道：〈政治热情与科学热情〉，《观察》，6卷4期。
9 王亚南：〈论革命与科学的统一〉，《观察》，6卷5期。
10 谢逢我：〈我的思想总结〉，《观察》，6卷8期。
12； 13　焦孟甫：〈论知识份子的自我改造〉，《观察》，6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