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缘何批评胡适？——一个思想史的梳理

郝庆军
1933年3、4月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集中发表了一组杂文，如《王道诗话》、《光明所到》、《出卖灵魂的秘诀》、《言论自由的界限》等，正面批评胡适；下半年旋即又写了《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吃教》等，侧面抨击胡适。时间如此集中，主题如此明确，态度如此激烈，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而言是非同寻常的。
引发鲁迅对胡适如此激烈的态度，固然有十分现实的原因，如胡适调查北平监狱，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竟然公开在报纸上替当局掩饰罪责，批评总会；再如对日本侵华一事态度暧昧，竟公开劝说日本政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等等。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新青年》团体解散，鲁迅与胡适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早已南辕北辙；他们文化思想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并多次发生抵牾和龃龉。事实上，鲁迅与陈源、与顾颉刚、与梁实秋的论战背后都有胡适的影子。因而，要正确理解1933年鲁迅缘何批评胡适，有必要对鲁迅与胡适自《新青年》解体之后十几年间在文化观念和思想立场上的分野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一
首先须从《新青年》谈起。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同仁，因时势之需，共同作战，鲁迅与胡适还能够相安自处，没有什么冲突，并且因学术和认识上的交流不免有些过从往还。但鲁迅已经看到胡适的“与众不同”，并默察到胡适的“韬略”。
1920年，胡适因嫌《新青年》刊登马列言论，“色彩过于鲜明”，“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便致信陈独秀等人，提出改变《新青年》性质的三个办法，其中一条要求在九卷一号上发个宣言，声言“不谈政治”。鲁迅致信胡适说：“至于发表新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几《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疼，不会优容的。”鲁迅似乎已经看出胡适所谓“不谈政治”的要求其实没有道理，因为《新青年》本身就是一个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任凭你怎样“宣言”，官方都会来压迫。胡适要求“不谈政治”，只不过要求《新青年》不要谈马列主义的政治而已，倘若谈“好人政府”之类的政治，胡适恐怕不会反对。
胡适“三十年不谈政治”的约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写下《我的歧路》等文章为自己多次“谈政治”辩白。事实上，他不仅不限于“谈”，还不失时机地“干”。正如他的《后努力歌》所言：“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就在这个《后努力歌》发表后的第三天，胡适去拜见了宣统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7月31日，胡适拜见了蒋总统，他在日记中写道：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找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理而已。
其实胡适想要做的这一件“miracle”（奇迹），就是企图与日本议和，即“外交路线不可断”。据研究，当时胡适还参加了南京的一个被称为“低调俱乐部”的组织，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提出质疑，企图谋求与日本讲和。查阅1937年7月31日胡适的书信，可知胡适确有这个打算，并一度进行了紧张的活动。所谓黑幕重重，老实的读者若只信胡适美丽的言词和他精心设计包装了的《胡适文存》、《胡适留学日记》等高文典册，难保不会受欺。
但鲁迅却眼光锐利，一眼洞穿其间的障蔽。他在1931年写的《知难行难》中就从“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这个话题谈起，谈到了胡适拜见宣统帝的事，也谈到了1931年蒋介石召见胡适和丁文江的新闻，谈到胡适《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从文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从罗隆基的《沈阳事件》中关于“专家进入政府，可以牺牲自己的政见”等语句，指出胡适所谓争取“英国式自由”，无非是想进入政府的一种策略。可见，“争人权”、“争自由”之类成了攫取权力的敲门砖，一旦权力到手，登上高位，按鲁迅戏仿梁实秋的说法就是“爬了上去”，就“可以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自由和人权”便尽了使命，成了不值一文的砖头，可以随手丢掉。
胡适倡导“好人政府”，竭力促成王宠惠“好人内阁”，人尽皆知，自不待言；后来与段祺瑞、吴佩军来往，参与善后会议、支持清室活动也未能逃脱众人的眼睛。这里有两份信件，可以略知当时人们，尤其是青年对胡适的失望和意见。
1925年董秋芳在《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表示了对胡适参与军阀政客们的“政事”的嘲讽和不满：“恭喜先生，数年来埋首书丛的结果，构成了名流学者的资格，运会所至，居然得了临时执政的段芝泉（即段棋瑞——笔者注）先生底宠招，行将与许多达官贵人们握手谈心，讨论所谓军国大事，……我们读过先生给善后会议筹备处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两年前先生在《努力周报》上答复我们讨论好政府主义的几句话——分头并进，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说的这几句话里含有乘时窃势的意义，并且不能不悟到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诚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
如果说董秋芳等人的批评还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那么“上海学生联合会”公开致书胡适多少带有公论的性质，应该不必怀疑。这封信中言辞更为直切、激烈：“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上引两份材料足见当时许多青年不满于胡适的投靠政府和悖谬言行，但他们还是以为胡适惋惜的心清来看待胡适举动悖谬，对胡适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功绩给予肯定。
鲁迅的眼光似乎更深远一些。他曾有“人一阔，脸就变”的名言，还有对“敲门砖”现象的深入审理，都在追问现代中国那个仄民的环境使人变得庸俗不堪的社会因由和心理疾患。人心变得狭窄，一切都成了向上爬的工具，像白蚁一样一路吃尽，留下串串遗矢。文学、学术、革命、理想都逃不脱这个命运。
谈及五四精神，鲁迅往往抑制不住感情，因为十几年后，五四的真精神已然消失，剩下的仅仅是“媚上”和“取容”。1934年5月致信台静农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1933年底，同样致信给台静农，又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为切矣。”1930年2月致信章廷谦，慨叹一起战斗过的人们为了苟活，变为黑暗，说：“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为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其实，这些信件中所说的“北平诸公”、“北大”、“化为黑暗”、“把守饭碗”，哪一样没有胡适的身影呢？
在《吃教》一文，鲁迅则系统地剖析了胡适如何利用舆论作为晋身之阶。在鲁迅看来，文学与学术之于胡适们，已经成为敲门砖，而且还利用制造舆论，利用三个刊物《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一步步登上天去：“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即《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好政府主义’——引者）。《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压迫，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成为‘上天梯’罢。”从“敲门砖”到“上天梯”，无非是为了取悦当道，进入权力中心；嘴里唱的“自由”、“人权”之类，也就自然成了“向上的台阶”，唱罢登台，一切完结。当到了1933年，胡适又要改唱“王道”和“王权”时，鲁迅就要对他这一变化的身形集中给予一番细致的观察和展览，用种种戏仿解构那些层层包裹的机心。
二
鲁迅与胡适的另一个思想分野是关于“整理国故”与“学术研究”。
胡适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明确的“填补空白”的意识。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开首便指出了这个空白：“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于是，胡适自觉地挑起了整理国故的历史责任，而且用了“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开辟新路，的确让人感觉胡适有扶微继绝的抱负和志向。
急于填补空白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以此作为旗帜来号召，企图吸引众人的目光，让更多的年轻人都经营此道，对中国来说不免有害。鲁迅就是基于此种考虑来反对“整理国故”运动。
1925年“五卅”事件以后，全国青年的反帝反军阀的情绪十分高涨，胡适便写了那篇令许多人诟病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举歌德和费希特的例子，要青年在纷乱的喊声中，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自己”。他问学生：“你忍不住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们的引诱和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我们不怪你，我们都有忍不住的时候。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两个故事，也许可以给你一点鼓舞。”
从提倡整理国故到劝学生踱进研究室，胡适的思路是一脉相承，但这并不是说凡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都是反动，这要看他背后的目的。鲁迅曾以“保存国粹”为例，说明目的不同，功效就不一样。他说，清末有两种人喜欢谈保存国粹，一种是爱国志士，一种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个题目的背后，各个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可见，同样是整理国故，同样是进研究室，动机不同，目的有别，得到的结果也就迥然有异。
清末反清的志士在东京图书馆里下苦功夫，也是整理国故，但他们却是为寻找、发现清初统治者杀戮人民的证据，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朱舜水集》等便是那个时候发现、整理出来的。
胡适在多灾多难而又不断追求现代化的20世纪，执着于复兴以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为主的所谓“科学方法”，其负面影响相当明显。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序言中所说，此种学风渐成气候，则使“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者、毁风俗而贼人才。”唐德刚也曾深入分析过胡适不顾社会环境需求，执意搞他的考证，不免距离时代太远：“如果我们说‘置天下饥道于不顾’，去搞什么‘明心见性’为本末倒置；则胡先生‘置天下饥道于不顾’而去倡导什么‘训估、校勘’，乃至于‘自由、容忍’，不也是与时代脱节吗？”
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其实不过是清儒家法中训诂、音韵、校勘加上“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等几顶空洞的帽子，与社会现实无关，与世态人心无涉；而这种学术方法一旦成为气候，成为一种余倡汝和的学术风气，就会像钱穆所言，“苟有唱风教、尊师化、辨心术，敫人才，不忘我故求人伦政事，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袛诃而椰榆之，为贤矣！”就是说，倘若别人的研究不是用他这种方法，稍稍涉及人伦政事，便会遭到冷眼和攻击。这已经说明这种清儒家法已经走到了末路，胡适却奉为圭臬，要人死守，岂不荒谬？因为这种方法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且把学问和知识当作终极目的，实际是一种社会关怀的逃避和真诚性情枯竭的表现。
对醉心学术与提倡国故的动机的警惕和敏感，并非因为鲁迅的深于世故，一味诛心，而是源于自己做过“奴隶”的经验，源于对中国人被奴役于古书、被钳口于学术的历史的切身之痛。
鲁迅考虑问题的深远和心事的浩茫非一般为学术而学术的腐儒所能及。
当有人津津乐道明季以降三百年来学术史的成绩，对乾嘉学者治学方法的备加推崇，尤其是梁启超、胡适等人刻意表彰清儒的学术成就时，鲁迅则颇不以为然，他给人算了这样一笔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都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这段议论发生在1934年，它的写作背景是中国东北被日军侵占，山海关失守，华北也在遭到日军的一步步蚕食，整个黄河流域渐陷日军之手。鲁迅提醒那些昏聩的学者，若不抬头，向上望望青天，你的工作。你的成绩只不过成为粉饰亡国惨状的遮羞布而已。
国家却到处千疮百孔，东临岛国在觊觎，西方列强在虎视眈眈，我们的学者却劝青年翻古书，钻进研究室，手拿“绣花针”，专心致志搞所谓学术，这其实是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所谓“弱国无学术”，胡适从美国贩运来的一批“教科书式”的知识，在中国却令人“震其艰深”，国人很少检讨他的那套学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任凭他把试验主义嫁接到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上来，用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剪裁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胡适“暴得大名”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能学得一些“美国教科书”上的知识，懂一点试验主义的皮毛，即算“通西学”，这对东方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青年界和思想界极有吸引力，也极有煽惑力。
胡适用西学俘获青年人的心，用古学来取得当时在文化界占很大势力的精英阶层的认同；或者反过来，在古学知识贫弱而趋新求异的青年人那里，他不仅是思想先进的留学博士，还是一个“有正统派遗风”（蔡元培语）、有学问的学者，在精英阶层的人看来，胡适有家学渊源，而且懂得“科学的方法”。
胡适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的需求。但也许正是这种太过趋时和迁就观众，“表演色彩”就不免略显重些；而一旦不顾历史环境和社会要求，一味迎合某种“文化”，势必走向它的对立面。
三
至于胡适用考据学来研究文学，那就更是盲人摸象、离题万里的事了。如果说他的所谓“双线文学史”和用考据学方法来探究文学的外部关系，还有其时代的意义，而若用他的“科学方法”来对待所有的文学现象，不啻买椟还珠、灵肉双失。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其间的得失很难定评，但它的弃绝文学精神、排拒心理深度的探寻不能不是一大缺失。
不但如此，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有时还会走入矜异猎奇、炫耀博学的歧途。逞才使气，好行小慧，是一种卖弄；冒充博雅，滥引群书，也是一种卖弄；依据孤本，把持材料，炫异猎奇，已经是一种古董商式的无聊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部偶然获得的《四松堂集》的本子。据胡适称，这个本子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且不说“唯一的孤本”之说文法上是否可通，就算仗着这个孤本治学能一鸣惊人，却不足以为人效仿。
因而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这种治学方法“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甚为学子所珍赏。”接着又以自己的治学方法与胡适比较，说：“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其实鲁迅指责的这种以“恃孤本秘籍”、“炫耀人目”的考据学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恰恰反映了研究者思想的贫弱和文学感觉的枯竭。
与此相对照，只凭“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来研究中国小说的鲁迅，尽管时时处处注重材料的引证，文献的考证，但由于充盈的艺术感觉和超常的历史洞见，使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历百年而罕有超越其精深者。同样注重考据，却从不以考据标榜，而是作为一种基础性工作来对待，因为鲁迅关注的是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他的研究充满生气，他的学术里面隐含着自己的怀抱。
至于对胡适考证《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之类，把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牵强比附，鲁迅很是不以为然。
若从“学问”方面来看，胡适的文学研究、小说考证的确开创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范式”。胡适喜欢谈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白话文学史，但他谈来谈去只是谈了文学“史”和小说版本、故事来源、作者身世之类，文学自身是个什么东西，对他来说倒是次要的。但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作家作品及其相关的世道人心，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生命史和心灵史，文学研究关注的始终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感的一群人对他们所处时代和历史的感悟与情怀，只用考据，或者主要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到头来往往收获的只是历史的浮沫，生命深处和历史深处最动人的东西往往被忽略和遗忘。囿于考据，死守家法，眼里满是材料，胸中尽是故纸，辛苦爬梳来的和落到纸页上的，竟然是一堆无言的故实，而活生生的文学精灵和血脉贲张的生命个性却逃之夭夭。此种研究往往是博而寡要、劳而鲜功，实在是一桩买椟还珠的蚀本生意。
摘自2007年第2期《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