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向东:胡适和鲁迅教育孩子的区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0:38:03

房向东 文史学者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较有平常心,他在文坛行走多年,见多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丑陋嘴脸,看够了上层社会的堕落,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

胡适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总统的朋友,因而,他对孩子也有一样的要求。当年,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苏州读书,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适写道:

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大约是胡祖望向父亲报告考试及格了,胡适才有了“功课及格,那算什么”之说。如果功课是优呢?胡适会不会像当今某些家长,又有别的说辞?难说。

鲁迅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胡适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像胡适这样,一生大约应算是“最上等的人”吧?倘若以胡适本人为标杆,似乎不好说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达的指标。胡适的长子是有一点出息的,蒋介石政权搬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都没有毕业,还几乎成了“问题青年”,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是一个名人了,一生在捣鼓他的无线电,似乎不好断定是否属“寻点小事情过活”之类。周海婴写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谈到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嫡孙周令飞卖爆米花一事,倒是蛮有趣味的。

80年代初,曾经发生一件给国人带来不小震撼的事: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从日本跟一个“身份可疑”的台湾姑娘张纯华到台北结婚去了。一时间,境外媒体大肆炒作,港台报刊称周令飞是“海峡两岸第一个闯关者”。

周海婴在书中写道,周令飞刚到台北那阵,有人企图利用他。媒体一片喧哗,有的将他赴台的行动干脆名之为“投奔自由”。有的媒体企图邀他去为其工作,他立即警惕地意识到有可能被利用而予婉拒。他一向热衷于摄影艺术,宁愿改行学习经营之道,当起他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的协理,也不做“出格”的事。

后来,因为修地铁,周令飞岳父开的百货公司门口临时搭起了围栏,交通受到妨碍,顾客随之大减,生意每况愈下,资金滞搁,只好关门了事。周令飞的岳父为了躲债逃去日本,只能靠周令飞这个外来的女婿料理一切后事。

周令飞与张纯华夫妇一下子变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周令飞也没有做“出格”的事。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以此度日。

其实,周令飞的卖爆米花,不正是鲁迅说的“寻点小事情过活”吗?仅凭这点,我认为,周令飞是不愧为鲁迅的后人的,如果他“出格”,在台湾当个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不仅是有无才能的问题,更是有无操守的问题。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周令飞不仅没有给鲁迅丢脸,实际上正是遵从了鲁迅的遗愿,是照鲁迅的遗嘱办事。

宁可卖爆米花,也不愿做“出格”的事,这有鲁迅的遗风在,这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有如此风骨,我相信周令飞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话说回来,哪怕他永远卖爆米花吧,哪怕他永远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吧,他在人格上也比那些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来得更健全,他的生活也比病态者更接近真实和自然。老舍说:“在我看来,(我的)儿子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西方所谓普遍价值之一,胡适在美国折腾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会有“做最上等的人”的思想呢?这些文字,是胡适与孩子的通信,我相信他演讲做文章时,应该不会这么说这么写的。我们不能苛责胡适,胡适虽然是“最上等的人”,但并没有以人上人自居,他的朋友中,就有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尽管如此,通过胡适与鲁迅的这一对比,我要说的是,鲁迅是有平民情怀的,是有阅尽沧桑后的平常心的;同样作为“英美派”的胡适,比起徐志摩、梁实秋,要少许多“洋气”,但比起鲁迅,他确实还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