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止庵：鲁迅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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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鲁迅三题时间:2010-09-09 11:43 作者:止庵【字号：大 中 小】点击:526次
一、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1934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均无恶意。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1936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1939年）。在《苦口甘口》（1943年）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1938年）和《关于阿 Q》（1939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1953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
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 “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
二、钱玄同与刘半农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乎“道德文章”一语了。
以上是我去年写的一则札记，题目也是《钱玄同与刘半农》。现在要写文章，似乎该对两位的事迹做些介绍，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话，所以抄在这里了。抄完之后，觉得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是记得鲁迅晚年对两位有过批评，不如约略加以讨论。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后来就被论家视为盖棺论定的话。然而鲁迅文章读法，还该遵循他自己的提示：“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几乎与写《忆刘半农君》同一时间，他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说：“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两者“合起来”，可能才近乎鲁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体”。而有关刘氏事业，他在此前八年已经讲过：“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可见鲁迅并未对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未必是全面评价。而且即使是所涉及的一方面，也只谈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刘氏的确写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还有别的作为，譬如所撰《与张溥泉》（1932年）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1934年），都是笑骂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论社会批判的锋芒并不在鲁迅之下。他仍然是“战士”，不过不局限于“战士”而已。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别一处讲“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盖亦是差不多的说法。不过这其实正道着钱氏“述而不作”的一贯作风。终钱玄同一生，似乎所重视的是最终取得什么结果，他自己宁肯只起一点催化作用。对他来说更大意义在于发现。他诚然是“空谈”，但“倾耳而听者”未必不因此而“做实事”，而且鲁迅自己就曾经如此，此事见载于《呐喊·自序》：正因为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劝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说来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若干重要篇章都离不开钱玄同的“空谈”或催化。鲁迅与钱玄同交恶，多半出于钱氏所谓“迁怒”；有一次近乎冲突。如《两地书·一二六》所载： “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氏写《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有番表白很中肯：“我想， ‘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刘半农曾说：“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无题》）前辈风趣令人神往。他们曾分别对自己的立场有所阐述，不妨对照起来看。刘半农说：“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半农杂文·自序》）钱玄同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前者强调自我意识之不可放弃，后者强调文化批判态度之坚持始终，其间正有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两人兴趣和学问都不相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半农的话可以用来说钱玄同，钱玄同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刘半农。我们以为他们放弃了什么，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可能保持着更为宝贵的东西。
三、鲁迅与长篇小说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有着切身感受；至少他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批评家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树立一个原则：“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自《狂人日记》问世，鲁迅就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小说家；及至发表《阿Q正传》，批评界多所议论。而在作者看来，一概没有说到点子上：“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小说集《呐喊》出版，成仿吾的一番批评，更引起他强烈反感：“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末了这种做法，最是“鲁迅式”的，算得上“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的好例子。
在私人通信中，鲁迅也时常流露对于批评的质疑与不屑。如：“至于他（金人）说我的小说有些近于左（琴科），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1935年3月25日致萧军）而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他也不大瞧得上眼：“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1935年6月19日致孟十还）总的来说，他始终坚持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表明的立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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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1934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均无恶意。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1936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1939年）。在《苦口甘口》（1943年）和《两个鬼的文章》（1945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1938年）和《关于阿 Q》（1939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1953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
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 “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
二、钱玄同与刘半农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位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乃告成立。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他与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三杰，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对陈、胡表示赞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应，已经足够有分量了。他还提出一些激烈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顺利通过。后来他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废姓改称“疑古玄同”，也令世人侧目。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都没活到多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若两先生者，无愧乎“道德文章”一语了。
以上是我去年写的一则札记，题目也是《钱玄同与刘半农》。现在要写文章，似乎该对两位的事迹做些介绍，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话，所以抄在这里了。抄完之后，觉得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是记得鲁迅晚年对两位有过批评，不如约略加以讨论。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后来就被论家视为盖棺论定的话。然而鲁迅文章读法，还该遵循他自己的提示：“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准风月谈·后记》）几乎与写《忆刘半农君》同一时间，他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说：“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两者“合起来”，可能才近乎鲁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体”。而有关刘氏事业，他在此前八年已经讲过：“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可见鲁迅并未对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未必是全面评价。而且即使是所涉及的一方面，也只谈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刘氏的确写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还有别的作为，譬如所撰《与张溥泉》（1932年）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1934年），都是笑骂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论社会批判的锋芒并不在鲁迅之下。他仍然是“战士”，不过不局限于“战士”而已。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写得好骂人文章，一为鲁迅，一为刘半农。刘氏又因对文字特别敏感，笔下另有一番特色，如《与张溥泉》中所说：“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即为一例。
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别一处讲“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盖亦是差不多的说法。不过这其实正道着钱氏“述而不作”的一贯作风。终钱玄同一生，似乎所重视的是最终取得什么结果，他自己宁肯只起一点催化作用。对他来说更大意义在于发现。他诚然是“空谈”，但“倾耳而听者”未必不因此而“做实事”，而且鲁迅自己就曾经如此，此事见载于《呐喊·自序》：正因为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劝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说来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若干重要篇章都离不开钱玄同的“空谈”或催化。鲁迅与钱玄同交恶，多半出于钱氏所谓“迁怒”；有一次近乎冲突。如《两地书·一二六》所载： “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氏写《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有番表白很中肯：“我想， ‘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刘半农曾说：“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无题》）前辈风趣令人神往。他们曾分别对自己的立场有所阐述，不妨对照起来看。刘半农说：“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半农杂文·自序》）钱玄同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前者强调自我意识之不可放弃，后者强调文化批判态度之坚持始终，其间正有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两人兴趣和学问都不相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半农的话可以用来说钱玄同，钱玄同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刘半农。我们以为他们放弃了什么，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可能保持着更为宝贵的东西。
三、鲁迅与长篇小说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有着切身感受；至少他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批评家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树立一个原则：“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自《狂人日记》问世，鲁迅就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小说家；及至发表《阿Q正传》，批评界多所议论。而在作者看来，一概没有说到点子上：“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小说集《呐喊》出版，成仿吾的一番批评，更引起他强烈反感：“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末了这种做法，最是“鲁迅式”的，算得上“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的好例子。
在私人通信中，鲁迅也时常流露对于批评的质疑与不屑。如：“至于他（金人）说我的小说有些近于左（琴科），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1935年3月25日致萧军）而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他也不大瞧得上眼：“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1935年6月19日致孟十还）总的来说，他始终坚持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表明的立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来源:《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五期 共2页: 上一页12下一页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09181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