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深圳应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引领式贡献

来源：南方日报 2010年09月06日11:06http://news.sohu.com/20100906/n274734346.shtml

　　一

　　经济特区建立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里，一个仅有3万人的边陲小渔村，一跃而起为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三十年里，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在这里诞生，沿袭已久的铁饭碗第一次在这里被打破……无数个第一次，铸就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辉煌。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曾以无所畏惧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风潮。从深圳到珠海再到汕头，特区改革在广东更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风浪，而改革的航船破浪前行，舢板已然成巨轮。

　　经济特区三十年的沧桑巨变雄辩地证明，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在经济特区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所指引的方向也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光辉前景，而这条道路，正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深圳、珠海、汕头特区，发出了广为人知的“汪洋三问”:三十而立，特区立起了什么?迎接三十年，特区要做什么?未来三十年，特区要干什么?

　　回望特区肇建年代，邓小平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任仲夷等一代改革家的坚持和努力下，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特区建设者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趟过一条又一条险滩，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左”的迷雾，使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奠基，使改革开放得以维系并逐渐凝聚人心与共识。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自此以后，这区区3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承载了一个民族变革的重任。今日看来，搞开放搞招商搞民营经济搞资本运营已是发展的常识，但在姓社姓资时常掀起争论的年代，在左的意识形态仍然盘桓不去的年代，特区是在以一己之发展博改革之存亡。

　　三十年风雨如晦，特区究竟立起了什么?改革。没有改革便没有深圳的今天，没有改革，中国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地从文革的伤痛中走出，弥合亿万人的精神伤口，让古老中华重新焕发活力。改革之于特区，是特区之魂，特区之于中国，是改革之矛。中国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一旦在全局层面走错航向，所带来的震荡将使社会面临断裂的风险。创办特区，其目的既是让改革开放有一个先发地，亦是给全面改革留有一个思考、转圜的空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特区的改革者们便是率先摸石头的人。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改革自特区出发，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出发，以其崛起之迅速，击碎流言，让“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记忆。三十年来，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领先造就了深圳模式，让深圳崛起在南海之滨，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强国梦想在此腾飞。可以说，在传统发展时期，深圳以其特有的改革气质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最佳实践地，也正是由于深圳、珠海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积极追求，小平南巡才得以让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重新回到改革的方向上来。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家，从“星期六工程师”到海归精英，从打工妹到大学毕业生，经济特区是无数国人的追梦之地。他们在这里寻求事业的理想，在这里追逐成功的喜悦，体验失败的苦痛，他们在这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们在这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验田里躬耕陇亩。他们是特区千千万万个普通建设者，他们也是特区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参与者，他们敲响了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华章。在那样一个岁月里，改革体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改革也就成为人心所向。

　　改革共识的凝聚，离不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以胡耀邦、习仲勋、任仲夷、项南、袁庚、吴南生、梁湘等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的艰辛努力。这些改革家以大无畏的气魄为改革开放披荆斩棘，他们所遭遇的压力重重叠叠，有的甚至在任上便被明枪暗箭所伤，但他们抛却了个人私益，一心一意为民族发展，一心一意为改革突破，即便不能全身而退，也要誓死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特区三十年，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改革家的艰辛努力。历史终将证明，谁才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栋梁，谁才是支撑我们向前进的精神向导。

　　时代需要这样的改革家，时代呼唤新的改革家。　　

　　二

　　特区已经三十岁了。

　　三十而立，是一个从蹒跚学步到成熟理性的年纪，也是一个既知道成功之所在，也具备相当反思精神的年纪。一味地歌功颂德不是特区的精神，因为改革也只有改革才是特区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近年来关于“特区不特”的说法甚嚣尘上，身为改革开放标杆的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被认为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和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那种上世纪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特区经验被广泛学习的场面已很难看到，甚至有的内陆地区公开宣称已多年不到特区参观学习了，因为特区的改革事业已不再领先，领先的仅仅是GDP数据。

　　换一种角度看，“特区不特”正是老一辈改革家的愿望，是时代的进步。创造特区的目的是让特区开拓一条新路，形成特区经验，再将这种经验推而广之，也就是说，让全国来学习特区，进而使特区不特，这是题中之义。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通过学习特区经验迎头赶上，使改革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较好发展势头。许多人把“特区”看成了特殊优惠政策的代名词，在改革的初期也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当时，中央在制度、资本、土地开发等诸多方面给予了特区优惠政策，使特区能够打破常规搞发展。但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已经是全国共识，再指望中央明文规定特殊政策形成比较优势搞领先改革，不免畏首畏尾。

　　对于全国而言，“特区不特”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一方面，其他地区的改革开放全面开花，一方面，特区却逐渐丧失了改革的动力，也便产生了特区的发展危机。对于特区来说，改革是特区安身立命之本，如果特区不能在改革上做出新成就，不能够再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新鲜经验，那么，特区既已不特，便不能继续称之为特区了。然而，中央并未取消经济特区，不但未取消，而且多次强调，特区依然是特区，依然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风向标，特区既然还是特区，就必然还将“特”下去。

　　靠什么“特”呢?

　　不是在原有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不是搞一些小打小闹式的变化，更不是一遇到阻力就后撤，这不是特区的气质。特区的过去是改革，未来是改革，当下更要求依靠改革。没有改革，特区便没有了“魂”，没有改革，特区便将湮没于世，将改革开放试验区拱手相让。虽然这些年来一些综合改革试验区如火如荼，但综合改革试验区毕竟还不是特区，特区不能也不应该退而居其次，看着别人在改革上形成新突破，而自己捧着特区的金饭碗张口要政策。然而，如果一切的政策中央已然清楚，一切的开放中央已胸有成竹，又何须特区先行先试呢?

　　对于特区的当下和未来，社会在思考，特区也在求索。近两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深圳也在重新定位，比如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等等。深圳要寻回自己的改革魂，重塑改革形象，推动邓小平同志一手缔造的改革开放事业跨步向前进。这就要求特区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领域，必须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多方面有所建树。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特区的成败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增多，甚至也不在于人均GDP的增加，而在于推出了多少改革措施，有多少改革失败，失败可否为全国警醒，又有多少改革成功，成功可否在全国推广。

　　为中央解忧，为改革排难，为民众争幸福，为社会求正义，为公民践法治，为国家举民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三

　　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南巡，每一次南巡，深圳、珠海这些经济特区都是重中之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时为深圳特区的题词。这句著名的题词和小平同志的巨幅画像树立在深圳的中心区域，每天都在张望着深圳的改革发展。小平同志在这里数次为改革开放鼓劲加油，又在改革的艰难岁月里为改革拨正航向，正是由于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逐步成型，并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

　　而今，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3个年头了。13年里，中国再次发生了显著变化，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表的唯GDP是从的传统发展模式逐步走向尽头，以低能耗、高科技等为代表的以综合发展为要的科学发展模式日益兴起。因此，对于经济特区来说，改革的思路也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过去经济特区在传统发展观模式下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经济特区能否在科学发展观模式下再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

　　下一个三十年，特区理应也必须有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停滞的理论、死板的理论，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开拓的理论。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必然会更早面临其他改革配套与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特区需要用更远的眼光、更高的目标来重新衡量自己。比如向新加坡叫板，就不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向别人叫板，也应当在政治治理、公共服务、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叫板。既然是综合性的叫板，就绝对不能“一切向钱看”，而要在综合体制改革上下大工夫。对于特区来说，衡量一个官员的成功与否，不是GDP的增长，不是又办了什么重要节庆，而是在制度改革上有没有作出新的成绩，只有改革上的政绩才是特区真正的政绩。

　　这些年来，每个特区都搞过多场问计会，然而问计之后所推出的新的制度改革仍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诉求。其中关键便是在过去的传统发展时代，特区业已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这批集团过去可能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得益者，现在却可能衍变成了改革的阻力，或者假改革之名谋集团私益。在既得利益者集团坐大的情况下，推动改革必须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不能只是作为一种纪念口号而存在，它是新改革的必然要求。

　　特区是改革的旗帜和方向，新时期改革过大关特区不能缺位、失位。如果特区不能为“过大关”作出重要贡献，不能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形成重大突破，那么就应当让善于改革的人上，不搞改革的人下。　　

　　四

　　今天，站在特区建立三十年的门槛上，我们更应当谋划未来。只要特区的称号一天还在，未来的特区便必须做特区该为之事。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作出引领式贡献，也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作出引领式贡献，这既是对总设计师等改革先贤的告慰，也是对下一个三十年的期许。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而今，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深耕取得了巨大成效，那么，深圳等特区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做出同样的成就吗?举世关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一句俗语。如果特区还想保有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避免出现三十年辉煌、三十年落寞的局面，必然需要有长远的眼光、科学的布局和对发展规律的尊重。重温过去的辉煌，是从过去出发，而不是一味享有过去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特区理应明白，在全国普遍开放的情况下，特区不可能垄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权，不可能总是享有中央所给予的具体的优惠政策，特区要想引领改革开放，必然需要具备忧患意识。

　　忧患是什么?是需要不断地反省。反省成功的不足之处，反省改革的漏洞所在。如果总是把歌功颂德当成主旋律，把反思批评当成洪水猛兽，那么我们的改革必然掉进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可惜，在有的地方，很少看见舆论上有批评的声音，说真话难，听真话难，什么都以讲政治、讲大局的说辞来给予回避，处处在舆论上营造一片安乐祥和的景象，看起来美妙无比，实际上未必如是。如果大家都不实事求是，只看自己想看的，只听自己想听的，改革极有可能被虚无化，改革也就会走入死胡同。近年来，社会上曾经有过“改革之死”的说法，改革倘若闯关失败，果真走入死胡同，既是中国之悲哀，也是特区之失位，首先需要问责的便是特区。

　　改革当然是不会“死”的，因为改革已经从旧改革阶段进入新改革阶段，旧改革之“死”所带来的是新改革的新生。当特区初建之时，生机勃勃，这是由于我们从文革的惨痛中走来，天下思变，人心聚于改革，改革的阻力要比今天小得多。然而，我们今天站在上一轮改革的肩膀上，面对困难，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能骄狂自大，而应当看到当今天下之人心，亦在思变，思之和谐社会，思之科学发展，思之民主法治，思之以人为本。

　　1980年，在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制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经济特区”概念。今天，我们纪念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亦应当让特区再度出发，不仅扩大特区的地盘，亦扩大特区的内涵，为新的改革事业作出影响更为深远的贡献。

　　让我们共同上下求索!   　　新一辈改革家应当站出来
　　周虎城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8/24/content_6872965.htm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老一辈改革家在改革初创的年代已经竭尽所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如今,新一辈改革家应当站出来、站起来,接过改革先贤的接力棒,把改革事业向纵深推进。
　　再过几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日子。8月20日至21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深圳考察,对经济特区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表示,经济特区要结合自身条件和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体制改革上做出新成就,要继续做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要把特区的旗帜举得更高。温家宝总理亦再次阐述了他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表达的观点,亦即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总理在经济特区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特区继续做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用意深远。多年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轰轰烈烈比起来,相对受到的束缚更多一些,步子迈得更小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配套的问题。有人说,当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是最适应国情的,不需要改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已经是最好了,我们还搞什么改革,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搞改革,我们是不是在为了改革的名目而搞改革?不认清楚这些问题,不找到改革的束缚之所在,不找到改革的动力之所在,改革就很难维系下去,改革就很容易被虚化。
　　这些年来,改革的推进总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些关于改革的预期经常难以完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召开迄今,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深化了多少?社会主义民主扩大了多少?社会主义法治健全了多少?政治文明发展了多少?都值得我们认真考量和思索。重要的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学会如何去反思而不是一味自我赞扬、沾沾自喜。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党内应当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风气。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弥漫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下,改革真的会有人推进吗?不仅不会有人推进,还会有不少人对改革指指点点,对改革扣帽子、打棍子,有的帽子还大得吓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颜色革命”,不一而足。
　　在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维稳压力造成各级干部如履薄冰的情况下,谁还反对体制改革,谁就是真正脱离群众、脱离国情。上世纪80年代,改革闯将们常常遭遇各种危机,其中就有来自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今天,我们改革所遭遇的困境,与那个时代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新的“左”的意识形态以各种理由阻挠改革,甚至“叫停”、“逼停”某些地方的改革试验,实在让人不胜唏嘘。邓小平同志曾经在南巡讲话时表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如果邓公在世,看到某些地方改革试验步履维艰,看到他一手开创的改革事业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被存有不良用心的人所歪曲,老人家情何以堪?温家宝总理在特区成立30周年前夕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所为何也?不外乎是因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突破,需要有的地方率先突破,不外乎总设计师开创的改革事业需要继续推进,而不能畏畏缩缩、止步不前。
　　什么叫突破?如果一切都按照现行体制的框框来搞改革,就不叫突破,更不叫改革。改革需要在一定的地区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向全国推广,试验失败了再转而进行其他试验,没有谁天生英明神武。温总理要求深圳继续做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体制改革上做出新成就,实际上是从中央的高度来要求特区勇于做改革试验,尤其是勇于做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因为特区毕竟和其他地区不同,特区要想仍然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就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新成就。让特区来做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名正言顺。虽然深圳特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尤其是大部制改革率先推出,但深圳不能满足于此。如果连特区都囿于各种压力而不敢搞改革,其他地方又将如何自处?当然,并非只有特区才有资格搞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面向某一个特定地区的,而是面向全国的。只要有改革的意愿、改革的诉求,有改革家,所有能够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改革都理应得到褒扬和赞许。
　　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一直玩“温水吞青蛙”的游戏,我们的社会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其实,对于改革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党内并非没有共识,诸多的社会问题不少党政干部感同身受,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敢为,怕当出头鸟,怕做牺牲品,怕丢了乌纱帽,怕影响了个人利益。然而,我们的国家需要进步,党的事业需要发展,就必须在一些地方出现“率先”的局面。因为,在单个的地方层面上“率先”,失败了其影响也是有限的。不要总是指望中央给政策,如果某项改革已经被中央认为是完全可行的,便可以在全国推广,又何必在单个地方进行试验呢?
　　特区已经成立30年了,改革到了今天,需要特区把改革的旗帜举得更高,也需要改革开放再次出现先行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老一辈改革家在改革初创的年代已经竭尽所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如今,新一辈改革家应当站出来、站起来,接过改革先贤的接力棒,把改革事业向纵深推进,摒弃一切不适应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模式,为中华之伟大复兴再建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