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特区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作出引领式贡献

一、经济特区建立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里，一个仅有3万人的边陲小渔村，一跃而起为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三十年里，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在这里诞生，沿袭已久的铁饭碗第一次在这里被打破……无数个第一次，铸就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辉煌。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曾以无所畏惧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风潮。从深圳到珠海再到汕头，特区改革在广东更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风浪，而改革的航船破浪前行，舢板已然成巨轮。

经济特区三十年的沧桑巨变雄辩地证明，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在经济特区发展的各个关键时期所指引的方向也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光辉前景，而这条道路，正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深圳、珠海、汕头特区，发出了广为人知的“汪洋三问”：三十而立，特区立起了什么？迎接三十年，特区要做什么？未来三十年，特区要干什么？

回望特区肇建年代，邓小平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任仲夷等一代改革家的坚持和努力下，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特区建设者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趟过一条又一条险滩，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左”的迷雾，使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奠基，使改革开放得以维系并逐渐凝聚人心与共识。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自此以后，这区区3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承载了一个民族变革的重任。今日看来，搞开放搞招商搞民营经济搞资本运营已是发展的常识，但在姓社姓资时常掀起争论的年代，在左的意识形态仍然盘桓不去的年代，特区是在以一己之发展博改革之存亡。

三十年风雨如晦，特区究竟立起了什么？改革。没有改革便没有深圳的今天，没有改革，中国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地从文革的伤痛中走出，弥合亿万人的精神伤口，让古老中华重新焕发活力。改革之于特区，是特区之魂，特区之于中国，是改革之矛。中国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一旦在全局层面走错航向，所带来的震荡将使社会面临断裂的风险。创办特区，其目的既是让改革开放有一个先发地，亦是给全面改革留有一个思考、转圜的空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特区的改革者们便是率先摸石头的人。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改革自特区出发，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出发，以其崛起之迅速，击碎流言，让“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记忆。三十年来，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领先造就了深圳模式，让深圳崛起在南海之滨，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强国梦想在此腾飞。可以说，在传统发展时期，深圳以其特有的改革气质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最佳实践地，也正是由于深圳、珠海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积极追求，小平南巡才得以让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重新回到改革的方向上来。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家，从“星期六工程师”到海归精英，从打工妹到大学毕业生，经济特区是无数国人的追梦之地。他们在这里寻求事业的理想，在这里追逐成功的喜悦，体验失败的苦痛，他们在这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们在这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验田里躬耕陇亩。他们是特区千千万万个普通建设者，他们也是特区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参与者，他们敲响了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华章。在那样一个岁月里，改革体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改革也就成为人心所向。

改革共识的凝聚，离不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以胡耀邦、习仲勋、任仲夷、项南、袁庚、吴南生、梁湘等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的艰辛努力。这些改革家以大无畏的气魄为改革开放披荆斩棘，他们所遭遇的压力重重叠叠，有的甚至在任上便被明枪暗箭所伤，但他们抛却了个人私益，一心一意为民族发展，一心一意为改革突破，即便不能全身而退，也要誓死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特区三十年，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改革家的艰辛努力。历史终将证明，谁才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栋梁，谁才是支撑我们向前进的精神向导。

时代需要这样的改革家，时代呼唤新的改革家。

二 特区已经三十岁了。

三十而立，是一个从蹒跚学步到成熟理性的年纪，也是一个既知道成功之所在，也具备相当反思精神的年纪。一味地歌功颂德不是特区的精神，因为改革也只有改革才是特区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近年来关于“特区不特”的说法甚嚣尘上，身为改革开放标杆的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被认为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和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那种上世纪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特区经验被广泛学习的场面已很难看到，甚至有的内陆地区公开宣称已多年不到特区参观学习了，因为特区的改革事业已不再领先，领先的仅仅是GDP数据。

换一种角度看，“特区不特”正是老一辈改革家的愿望，是时代的进步。创造特区的目的是让特区开拓一条新路，形成特区经验，再将这种经验推而广之，也就是说，让全国来学习特区，进而使特区不特，这是题中之义。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通过学习特区经验迎头赶上，使改革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较好发展势头。许多人把“特区”看成了特殊优惠政策的代名词，在改革的初期也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当时，中央在制度、资本、土地开发等诸多方面给予了特区优惠政策，使特区能够打破常规搞发展。但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已经是全国共识，再指望中央明文规定特殊政策形成比较优势搞领先改革，不免畏首畏尾。

对于全国而言，“特区不特”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一方面，其他地区的改革开放全面开花，一方面，特区却逐渐丧失了改革的动力，也便产生了特区的发展危机。对于特区来说，改革是特区安身立命之本，如果特区不能在改革上做出新成就，不能够再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新鲜经验，那么，特区既已不特，便不能继续称之为特区了。然而，中央并未取消经济特区，不但未取消，而且多次强调，特区依然是特区，依然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风向标，特区既然还是特区，就必然还将“特”下去。

靠什么“特”呢？

不是在原有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不是搞一些小打小闹式的变化，更不是一遇到阻力就后撤，这不是特区的气质。特区的过去是改革，未来是改革，当下更要求依靠改革。没有改革，特区便没有了“魂”，没有改革，特区便将湮没于世，将改革开放试验区拱手相让。虽然这些年来一些综合改革试验区如火如荼，但综合改革试验区毕竟还不是特区，特区不能也不应该退而居其次，看着别人在改革上形成新突破，而自己捧着特区的金饭碗张口要政策。然而，如果一切的政策中央已然清楚，一切的开放中央已胸有成竹，又何须特区先行先试呢？

对于特区的当下和未来，社会在思考，特区也在求索。近两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深圳也在重新定位，比如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等等。深圳要寻回自己的改革魂，重塑改革形象，推动邓小平同志一手缔造的改革开放事业跨步向前进。这就要求特区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领域，必须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多方面有所建树。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特区的成败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增多，甚至也不在于人均GDP的增加，而在于推出了多少改革措施，有多少改革失败，失败可否为全国警醒，又有多少改革成功，成功可否在全国推广。

为中央解忧，为改革排难，为民众争幸福，为社会求正义，为公民践法治，为国家举民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三 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南巡，每一次南巡，深圳、珠海这些经济特区都是重中之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时为深圳特区的题词。这句著名的题词和小平同志的巨幅画像树立在深圳的中心区域，每天都在张望着深圳的改革发展。小平同志在这里数次为改革开放鼓劲加油，又在改革的艰难岁月里为改革拨正航向，正是由于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逐步成型，并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

而今，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3个年头了。13年里，中国再次发生了显著变化，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表的唯GDP是从的传统发展模式逐步走向尽头，以低能耗、高科技等为代表的以综合发展为要的科学发展模式日益兴起。因此，对于经济特区来说，改革的思路也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过去经济特区在传统发展观模式下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经济特区能否在科学发展观模式下再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

下一个三十年，特区理应也必须有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停滞的理论、死板的理论，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开拓的理论。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必然会更早面临其他改革配套与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特区需要用更远的眼光、更高的目标来重新衡量自己。比如向新加坡叫板，就不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向别人叫板，也应当在政治治理、公共服务、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叫板。既然是综合性的叫板，就绝对不能“一切向钱看”，而要在综合体制改革上下大工夫。对于特区来说，衡量一个官员的成功与否，不是GDP的增长，不是又办了什么重要节庆，而是在制度改革上有没有作出新的成绩，只有改革上的政绩才是特区真正的政绩。

这些年来，每个特区都搞过多场问计会，然而问计之后所推出的新的制度改革仍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诉求。其中关键便是在过去的传统发展时代，特区业已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这批集团过去可能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得益者，现在却可能衍变成了改革的阻力，或者假改革之名谋集团私益。在既得利益者集团坐大的情况下，推动改革必须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不能只是作为一种纪念口号而存在，它是新改革的必然要求。

特区是改革的旗帜和方向，新时期改革过大关特区不能缺位、失位。如果特区不能为“过大关”作出重要贡献，不能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形成重大突破，那么就应当让善于改革的人上，不搞改革的人下。

四

今天，站在特区建立三十年的门槛上，我们更应当谋划未来。只要特区的称号一天还在，未来的特区便必须做特区该为之事。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作出引领式贡献，也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作出引领式贡献，这既是对总设计师等改革先贤的告慰，也是对下一个三十年的期许。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而今，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深耕取得了巨大成效，那么，深圳等特区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做出同样的成就吗？举世关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一句俗语。如果特区还想保有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避免出现三十年辉煌、三十年落寞的局面，必然需要有长远的眼光、科学的布局和对发展规律的尊重。重温过去的辉煌，是从过去出发，而不是一味享有过去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特区理应明白，在全国普遍开放的情况下，特区不可能垄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权，不可能总是享有中央所给予的具体的优惠政策，特区要想引领改革开放，必然需要具备忧患意识。

忧患是什么？是需要不断地反省。反省成功的不足之处，反省改革的漏洞所在。如果总是把歌功颂德当成主旋律，把反思批评当成洪水猛兽，那么我们的改革必然掉进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可惜，在有的地方，很少看见舆论上有批评的声音，说真话难，听真话难，什么都以讲政治、讲大局的说辞来给予回避，处处在舆论上营造一片安乐祥和的景象，看起来美妙无比，实际上未必如是。如果大家都不实事求是，只看自己想看的，只听自己想听的，改革极有可能被虚无化，改革也就会走入死胡同。近年来，社会上曾经有过“改革之死”的说法，改革倘若闯关失败，果真走入死胡同，既是中国之悲哀，也是特区之失位，首先需要问责的便是特区。

改革当然是不会“死”的，因为改革已经从旧改革阶段进入新改革阶段，旧改革之“死”所带来的是新改革的新生。当特区初建之时，生机勃勃，这是由于我们从文革的惨痛中走来，天下思变，人心聚于改革，改革的阻力要比今天小得多。然而，我们今天站在上一轮改革的肩膀上，面对困难，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能骄狂自大，而应当看到当今天下之人心，亦在思变，思之和谐社会，思之科学发展，思之民主法治，思之以人为本。

1980年，在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制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经济特区”概念。今天，我们纪念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亦应当让特区再度出发，不仅扩大特区的地盘，亦扩大特区的内涵，为新的改革事业作出影响更为深远的贡献。

让我们共同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