嵖岈山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兴衰录

2010-01-18   深圳新闻网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坐落在河南省遂平县西10余公里处。当年，它的鼎盛时期，曾创下连续三个月月均接待参观者10余万人次的纪录。

　　而今，尽管已是喧哗不再，然而，透过那些斑驳的“革命化”的红漆标语、不失气派的公社办公大楼，仍可依稀体味出它当年的荣光。

嵖岈山大社：非常时期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我国广大农民刚刚脱离了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各家各户分到了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和生活上的安定。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均有显著改善。广大翻身农民尤其是解放前比较贫困的农民群众，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特别希望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早日过上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而在上层领导机关，此时也是对新中国的快速发展充满激情和信心。1957年，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富裕的现实，生命力旺盛的新中国与当时已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的“老大哥”苏联豪情万丈，相继提出了用15年左右的时间分别赶超英国和美国的宏伟目标。

　　这年春天，生活在嵖岈山脚下的一万多翻身农民，也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了建国后第一个全面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高潮。然而，由于当时的27个农业社劳动力分散、物质基础薄弱，还常常因边界问题纠纷不断，致使声势挺大的治山治水运动，被群众戏称为“老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上”，进展相当缓慢。因此，大家都有将小的农业社合为“大社”的呼声。

　　1958年4月15日，治山治水终于有了成果——下宋水库“胜利竣工”。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区(当时嵖岈山归信阳地区管辖，现为驻马店市辖区)行署专员的张树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等亲临现场表示祝贺。当晚，留在工地指挥部的这三位地、县领导，谈到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设想。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肯定。路宪文认为，这个设想符合不久前毛主席提出的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指示精神。于是，中共遂平县委随即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9369户43263人，合并成立为一个“大社”——嵖岈山大社。

　　会议决定，由陈丙寅担任嵖岈山大社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担任社长。为了体现“大社”的“大”字，嵖岈山人依照中央的机构设置，给他们的“大社”也设置了“七部、一办、一委”，即农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财政部、公安部、军事国防部、文教卫生部、外交部、联合办公室和计划委员会。

　　随之，一个描述“大社”美好前景的顺口溜也在嵖岈山区流传开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住的用的都挺不错，吃的如何呢?有干部就直截了当地给群众说:“到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可别以为上述生活标准不高，这对当时还住着破草房、吃着窝窝头、连收音机都没见过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非常美妙的日子了。　　　据原嵖岈山乡副乡长，现已退休的周留栓回忆，1958年4月20日傍晚，当年12岁的他，跟着满脸欢笑的父亲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一万多名老乡一起，聚集在杨店街一个干涸的大坑里，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会场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设在大坑西沿的主席台上摞着一捆捆决心书和申请书，熊熊燃烧的大油灯下，备好了阵容强大的锣鼓队、秧歌队。夜色降临时分，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站在主席台上首先讲话，当他高声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归巢的鸡鸭惊叫个不停。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明确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此同时，我国“超英赶美”的时间也缩短为两到三年。于是，全国很快掀起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工业的热潮。受此形势感染，嵖岈山大社又借鉴苏联的集体农庄名称，改名为“卫星集体农庄”。

“高产卫星”:虚假数字点燃激情

　　嵖岈山的“卫星集体农庄”成立以后，干部群众精神焕发，铆足了劲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受此思想支配，大家总想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显示强大力量。恰在此时，由韩楼高级社社长升任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社长的钟青德，想起了韩楼大队的一块小麦试验田。

　　这块试验田共2.9亩，由社员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和曹秀娥负责管理。1957年初冬时节，播种小麦时，为求得高产，他们进行了密植试验。播种时，在田里横竖各播一次。麦子长出来成方格状，非常密，连在田间除草也只能用手来拔。由于这块试验田施足了底肥，加上风调雨顺，长势确实不错。开镰收割时，钟青德把几个参与试验田管理的社员召集到了一起，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钟青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咱是全国第一个卫星社，国内外影响很大，要放‘高产卫星’才有说服力。”他定下的基调是，“亩产至少3000斤”。至于钟青德为什么要把亩产定这么高，当然还有原因。据82岁的韩楼村老会计钟宝华回忆，开始，这2.9亩试验田只准备报亩产1800斤，后来，听说河南的许昌有个地方报了小麦亩产2400斤，安徽有个地方的小麦亩产竟高达3200斤，不甘落后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带头人钟青德就来劲了。

　　钟青德虽然定下了调子，但大家仍然担心亩产数量“虚头”太大，怕说不过去。陈世俊最后想了个办法，把10亩麦子集中起来，对外就说是2.9亩试验田的。钟青德同意如此操作，并特别提醒到会的几个人要保守秘密，不要坏了卫星农庄的名声。当天深夜，韩楼大队组织10多名“可靠”群众，连夜收割了试验田附近地块的麦子。

　　麦子拉回打麦场，试验田小麦大丰收的“喜讯”便传遍了农庄内外。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女记者听到时任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打来的报喜电话后，亲自赶到了堆着“试验田”小麦的打麦场。当她看到有那么多的麦捆时，不由得惊呼了一声:“嗬，有这么多麦呀!两亩多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吗?”这一惊呼不打紧，立即引起在场社员一片指责声。一名女社员手持麦杈，隔老远对她大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名女记者连忙摆手解释:“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过于兴奋了。”这才消解了一场风波。当天晚上，社员们点着汽灯对“试验田”的小麦进行脱粒，这名女记者也在打麦场采访了一夜。第二天，还到场看了麦子脱粒后的过秤经过。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稿：《河南省嵖岈山卫星农业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小麦总产10238斤，亩产3530斤7两5钱》。“卫星农业社”(卫星集体农庄)真真切切放了一颗令国内外都感到惊奇的“卫星”。

　　“高产卫星”顺利升空，嵖岈山人立即风光起来。先是全国各地的贺信像雪片般飞来，紧接着，前来参观取经的人便挤满了偌大的“农庄”院子。据粗略统计，仅1958年7、8、9三个月，来自全国城乡的参观者就达30多万人次。

　　参观取经的人中自然有“聪明人”，不久，全国各地的各种“卫星”争先恐后地窜上了天。有的地方，小麦亩产竟爆出了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离奇数字，真真应了当时报纸上的一则标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时，受到农业战线众多“捷报”刺激的工业战线，也开始大放“卫星”。每天的炼钢数量也达到了100多万吨、200多万吨。如果说“卫星集体农庄”放的第一颗“高产卫星”还有点遮遮掩掩的话，此时，“高产卫星”的制造者们就完全是在“睁着俩眼说瞎话”了。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卫星集体农庄”叫了不到3个月，又改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细品这个名字，的确很有内涵，它既有地域特色，又融入了巴黎公社、苏联卫星上天及公社属于人民的含义。因此，这个名字一经问世，便被闻讯而至的河南省新乡七里营的带头人史来贺借鉴，将七里营改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这一借鉴很及时，1958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视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国县后，由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等陪同，到七里营视察，当他看到门口挂着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点头称赞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8月7日凌晨，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当毛泽东专注地听完《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试行简章(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道:“这个东西好，给我!”

　　这个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仍被毛泽东称作“如获至宝”的《章程》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简章》基本保留了“大社”的“部委”机构，还决定在公社内设立缝纫组、幼儿园、敬老院、妇产院等福利性单位。同时，总结了集体吃食堂的好处，推广公共食堂。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日常运作做到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人民公社的这一《简章》，毛泽东颇为赞赏。他在听取河南省委其他领导汇报时，还特别强调了人民公社的特点:“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1958年8月9日，毛泽东由河南到山东历城县视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在汇报中谈到，历城县的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明确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相继见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9月，由毛泽东修改、批示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刊发。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河南省更是雷厉风行，不到一个月，全省农村便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随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形象说法便成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口头禅。

　　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并特地安排了去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地考察的项目。由于当时由县城通往嵖岈山的公路既狭窄又坎坷不平，毛泽东到遂平后，便在自己的专列上接见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代表。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时，亲切地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的卫星人民公社是第二个人民公社。”对嵖岈山人的成绩再次给予了高度评价。

　　那么，人民公社制度到底给农民尤其是嵖岈山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呢?据周留栓回忆，公社成立初期，还确实不错。比如，在教育方面，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以下简称公社)在多个大队建有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则集中在土山村的小学高年级班，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集体”原则上学。公社提出的教育思路是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学生除念书外，经常有组织地参加拔草、捉虫、浇地、上山捡矿石等课外劳动。对于初中生，公社适当收取学杂费，推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师生均在学校吃住，每天都要出操、走队形，还进行投手榴弹、打靶等训练。但与此同时，学习抓得也很紧。据公社第一批初中毕业生之一钟栓说，1960年，他所在的班54名同学，仅有一名同学没考上高中。此外，公社也重视群众的文化补习，规定将所有没上过学的青壮年都补习到高小文化程度。

　　在重视适龄少年儿童教育的同时，为了“使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从事生产”，公社成立不久，就在韩楼大队建立了幼儿园。提及当年，现年已98岁高龄的原公社幼儿园园长赵常玉还不乏年轻时的激情。据她回忆，当初幼儿园一共有53个孩子6名教师，其中3名教师还是省会郑州来的。“孩子学习吃住都在园里，都不收钱，都是好饭好菜，想吃啥做啥。一个个养得都是白白胖胖的。”

　　身为幼儿园园长的赵常玉还兼着敬老院院长和妇幼院院长的职务，人送雅号“三院(园)院长”。据老人家回忆，公社成立后，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制，社员生病了，小病不出大队，由诊所医治；一般大病由公社医院收治，难治的病人则由公社医院开证明送适当医院诊治;妇女生小孩还发3斤鸡蛋和2斤红糖。敬老院里的10多位老人整天就是聊天，吃饭。“他们生活得真不赖。”赵常玉每忆起当年，多少还有些惋惜和留恋。

　　据当年的韩楼大队妇女大队长孟秀芝回忆，1958年9月，公社决定实行社员劳动报酬“逐步推行工资制”，并召集群众开过一次发薪大会（最高工资是每月6元）。孟秀芝不但领到满勤工资，而且，还被报社的记者拍了满脸笑容领工资的照片，上了报纸。不过，像发工资这样的好事也就这一次。忆及当年，老人们都觉得那时大家的思想觉悟很高，就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至于发不发工资，并不怎么影响生产、工作积极性。

盛极而衰：昔日荣光不再

　　据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档案资料显示，在它存在的20多年时间里，真正“风光”的岁月最多两年时间。它曾经红红火火的公共食堂，则在1958年到1961年经历了由生而灭的全过程。

　　据周留栓介绍，1958年4月，成立“大社”不久，韩楼大队先锋一社就出了一个典型——农忙大食堂。由于要赶劳动进度，这个社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中午也不让回家，就在地头支锅做饭，社员饭后继续劳动。这种并不新奇的办法，除了加快了劳动进度外，还省去了妇女们的做饭时间，体现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气势，因此，这种做法一经“大社”领导得知，便马上在全社迅速推广开来。很快，众多的“农忙大食堂”被集中成一个“大社”食堂，出现了全社老少同吃一锅饭的壮观景象。“那时，家家户户都把锅碗瓢盆交到了公共食堂。到了饭点儿，男女老少都去吃。按量供应，不收钱。吃完抹抹嘴就走，碗筷有人收拾。觉得可得劲。”周留栓笑着说。

　　当时，有顺口溜描述公共食堂的美好效果:“杏花村，桃花庄，八个老婆夸食堂:桂花菜，丰收汤，八宝米饭喷喷香。娃娃吃了食堂饭，一夜变成托天王;铁匠吃了食堂饭，三间草棚能炼钢;工匠吃了食堂饭，能叫石蛙长翅膀;干部吃了食堂饭，心中升起红太阳;工人吃了食堂饭，发明创造赛诸葛亮;军人吃了食堂饭，狠狠打击美国狼;社员吃了食堂饭，山坡也能产米粮。”

　　公共食堂刚开办时，顿顿是好饭好菜，隔几天就会改善一次生活。但时间稍长，这种“大锅饭”便暴露了它的弊端。首先是浪费严重，由于众口难调，就餐者觉得饭菜不对胃口，随手倒掉的、剩下大半不吃的现象不断发生。过去，群众各家做饭，做好做坏极少抱怨家庭主妇，吃起公共食堂，大家在一起总爱评价饭菜质量，一顿饭做得失手了，埋怨声便是一大片。加上好饭菜有时分配不均，大家意见更大了。此时，便又传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娃啊娃啊快点长，长大当个司务长。又喝辣，又吃香，吃饱了还能往口袋里装。”

　　公共食堂上述弊端还是枝节问题，更主要的是“嵖岈山卫星农庄”放了那颗“高产卫星”不久，公共食堂就开始出现了粮食危机。这种危机，绝对是“吹牛也要报税”的典型例证。1958年夏、秋两季粮食征购时，遂平县的实际粮食产量是2400万斤，可在由省委召开的口气强硬的粮食征购会议上，给该县定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他们的账面上当年产量是100279万斤，比上年增长31倍，人均产量1565斤。对此，有人担心地问当时的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把粮食征光了，老百姓吃啥?”蔡很无奈地说:“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在省、地、县的一层层高压政策下，嵖岈山人终于“完成”交粮任务。可是，因为1958年冬播时大部分劳动力仍在砍树修炉大炼钢铁，错过时令播种的小麦生长不良，又遭遇第二年的春旱灾害，1959年，嵖岈山人的“大锅饭”便越做越差了。满指望熬过了一段日子会好起来，谁知老天一变脸就连着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又加上当初的“老大哥”苏联也和我国关系破裂，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渐渐陷入了一场要命的大饥荒中。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时间里，全身浮肿乃至饿死人的现象在嵖岈山屡见不鲜。那时，到地里能捡到几粒夏收后的麦子、秋收后的黄豆嚼嚼，对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周留栓和小伙伴们来说，就是最美味的“点心”了。但尽管如此，嵖岈山还是有不乏幽默的“民间诗人”在自嘲着，一首顺口溜又流传开来:“食堂好处天天说，端起饭碗打哆嗦。正要张口把饭吃——哎呀，不好!碗中饿鬼要吃我。他吃我来我吃他，这会我怕不得活。”　　　“唉，现在想想，那段时期真跟演戏一样，一会是正剧、喜剧，一会又是闹剧、悲剧!”周留栓深有感慨地说，“浮夸风真是害人不浅啊!”

　　1961年底，办了将近4年的公共食堂终于黯然熄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尽管没有像大食堂一样被解散，但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随着毛主席及党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运动期间的许多作为，社会各界甚至已不愿提及。失去“表现”机会的嵖岈山人在若有所失的心态中，又多少感到有些委屈，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大家的干劲那么大，热情那么高，当初的想法那么美好，到最后竟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反面典型”。

　　70多岁的孟秀芝老人总结道:“十七大开过后，电视上经常提到‘科学发展观’这句话，我没学问，吃不透它的意思，可从我经历的事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肯定不科学。啥事都得一步一步去做。科学发展是不是就是办事得按科学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