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印红标：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8:37:47
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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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虽不算遥远，研究者却常常感到资料的缺乏。官方档案严格封存，散在民间的资料也未做系统的征集和整理，正在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流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在香港出版，令研究者感到欣喜。
这本书的内容是红卫兵首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宋柏林的日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活动。最可称道得是，这部书保留了日记的历史原貌，未做加工或删节，从而具有回忆录及其他一些经过加工的日记（哪怕只是稍加删节）所无法企及的可信性和资料价值。治学严谨的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为日记作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笔杆子骆小海作序，更使之增色。
一 来自红卫兵运动的核心
《红卫兵兴衰录》的内容是处于红卫兵运动核心地位的宋伯林的日记，其史料意义首先是记录了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要活动。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宋柏林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之一、曾被推选为本校革命师生委员会成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他与韩军 、骆小海三人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见毛泽东并简短交谈。第一批红卫兵（即“老红卫兵”）失意之后，日记的主人同情并参与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一些活动，经历了老红卫兵由盛到衰的全部过程。这种来自运动漩涡的核心人物的完整日记是难得一见的。
这部日记的内容偏重于政治运动和思想活动，其风格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模仿英雄人物，抄录豪言壮语的雷锋式革命日记，也不限于私人情感天地，而是一部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见闻、思想和作为，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其中所记红卫兵的活动、激情、困惑、苦恼以及读书心得，均无娇柔做作之词，而为亲见亲历的实录、真实情感的表白，反映了老红卫兵的政治兴衰及思潮起落。
这部日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连贯性和完整性。日记的主人多年以来每日必写日记，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从无间断。这对于常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文革的动乱年月。《红卫兵兴衰录》一书收录了从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发动至１９６８年２月日记主人当兵离开学校，近两年间的全部日记，无一日遗漏，并且选登了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的部分日记，作为文革前夕的背景铺垫。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日记，未做删节，未经加工润色，保持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性，甚至相关人士的姓名也原样照录，只对部分明显的错别字作了纠正。目前所见到的回忆录往往随时代和主人地位与思想的变迁，有意或者无意地出现选择性记忆，而目前发表的一些日记、笔记之类资料，往往由于原著者或编辑者的现实考虑而只选登部分内容、或作删节、乃至加工润色，从而使其史料价值打了折扣。
二 老红卫兵兴衰的忠实记录
这部日记从一个核心成员的角度，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衰，其中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和成立时间的记载，是以往红卫兵研究者所未见的新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日记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以后就不断提到后来组成红卫兵的激进学生的活动，特别是对清华附中校领导“资产阶级教育方向”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的日记第一次谈到这些学生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是这个组织被称为“红卫士”而不是“红卫兵”。
这一天的日记写道：“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
就笔者所知，以往的各种资料，不论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出版物还是文革后的回忆录，都没有出现过“红卫士”这个名称。骆小海在为这本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回应了“红卫士”的说法。红卫兵最初是不是被称作“红卫士”？这会成为当事人和学者回忆和考订的新问题。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也由于这部日记增加了新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附中红卫兵称自己的组织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文革以后的回忆也多持这个说法。据宋伯林上述６月３日日记记载，红卫兵应当成立于６月３日。综合骆小海为这本所写的序言及以往的几种说法，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有一个过程，５月２９日决定统一署名为“红卫兵”，并统一行动，而正式建立组织机构是在６月３日。
日记中还有多处内容印证了回忆录提到的史实，特别是一些老红卫兵不为外人所知的思想活动。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日记反映了老红卫兵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徘徊。日记的主人看到歌颂红卫兵的文艺表演，“回想起‘８．１８’前后的壮景，对比现在油然而触伤感。回家看到陈伯达、江青对北航‘红旗’的关门讲话，我又不禁想起‘８．６’在天桥剧场江青、康生等同志对我们关门讲话的情景，油然又生伤感。又看主席诗词，陈老总的解释，不禁落下泪来。”
日记对“联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大会上红卫兵的情绪也作了相当客观的记录：１２月２６日会议反映出目前中学老红卫兵的状况，“用脑子的人都对形势有较正确的了解，不反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但绝大多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迫于形势，虽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半呼，就都跃跃欲试，一呼百应。但大都是为出出气，真正傻瓜的很少，总之绝大多数仍在彷徨之中。”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策略派本来还寄一线希望于通过“破私立公”争取中央文革小组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结果，被“咽不下这口气”的红卫兵，打乱了议程。对此，以前已有卜大华等人的回忆，现在在宋柏林日记中得到证实。
日记中诸多此类记载，为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研究者，提供了考订和考察历史事实的重要资料依据。
三 家长的影响
《红卫兵兴衰录》这部书完整地保留了日记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得以了解影响红卫兵发展的不少有价值的细节。例如，红卫兵的活动与其担任领导干部的家长的关系，是当时人们猜疑很多，但缺少直接资料的问题。这部日记提供了可信的例证。
红卫兵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以领导干部子女为核心，他们反对学校领导、挑战工作组权威的造反活动，是不是得到家长的支持或者指点？影响程度有多大？他们大字报里出现的某些只有党内领导干部知晓的内部信息，曾经令学校或者工作组领导吃惊。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曾经回忆说，他们与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发生矛盾时，工作组曾动员家长劝阻学生，但是他们还是从私人渠道得到了不同的信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他们的造反活动很是赞赏，而这些干部并非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这本日记记录了某些领导干部与红卫兵早期活动的关系，印证了人们的猜测和当事人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他的父亲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家长对儿子的政治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父母直接地给予支持或指点。
１９６６年５月下旬，激进学生与学校领导的矛盾日益尖锐，５月２９日日记提到：“妈妈说我们没有错”。６月１日，红卫兵反对学校领导的活动发展到公开对峙。６月４日日记中写道：“爸爸很支持我们”。６月５日日记说：红卫兵“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这些日记，证实了外间关于红卫兵有高层背景的猜测。
工作组进校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分歧，日记录了家长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忠告。红卫兵不同意工作组所强调的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６月２３日的日记记录了父亲的谈话，表示在清华附中这样的学校，团结９５％可能不太适当。６月下旬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分歧在石油附中运动、“造反精神”的口号等问题上继续发展。从日记里可以看到父母赞许红卫兵在石油附中问题上的态度，对“造反精神”的口号之争，也表同情。
日记也记下了一些红卫兵学生的家长对子女的担心：在红卫兵张小宾家，“他妈妈和我们谈了许久，让我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切不可头脑发热被敌人利用。”（７月７日）
日记里出现了一些干部子女从家长那里获取内部消息的记录。７月１１日日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通过父辈的渠道，得知内部《工作通讯》十七期刊载了本校工作组关于红卫兵的负面报道。后来，红卫兵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引述了这期《工作通讯》的内容。
这些来自上层的小道消息使红卫兵有恃无恐，也使清华附中等学校工作组感到与这些有高干背景的红卫兵较量并非易事。
干部子女的家庭内部消息优先于中央正式传达渠道的又一个例证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首先通过干部子女传到红卫兵之中。８月２日日记记录“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宣读了这封信。矿院附中的这个抄件，来源于该校学生杨冀平，杨冀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
高级干部对红卫兵的态度，说明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不一，不少干部在运动开始时还抱着期待。这些领导干部既希望子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迈出成长为“接班人”的第一步，又担心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在政治风浪中“被敌人利用”、跌跟头，因而以自己的经验给予指点，甚至支持，但是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其中的是非得失是应当正视并认真总结的。
谈到这些与重大社会政治活动有关，却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不能不对日记主人坦诚直面历史的勇气感到敬佩。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并不是一贯正确的，很多人往往既是运动的参与者或者加害者，又是运动的受害者，只是加害和受害的时间不同、问题不同、程度不同。如今，红卫兵的作为早已为社会所批评、谴责，而要防止悲剧再度发生，必须分析历史事实。这部日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病理标本。勇敢地把记录了自己思想和经历，包括明显错误和荒谬的日记，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供人们分析评说，若无坦荡的胸襟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此，历史学者怀着敬意。
三 独具匠心的编辑和注释
《红卫兵兴衰录》一书的编辑和注释，独具内行之匠心。
首先是编辑者
其次，编辑者对日记做了详细且专业的注释，为读者释疑解惑。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旁人读起来不可避免地有费解之处。编辑者的注释为读者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释。这需要对文化大革命背景知识的细致入微的掌握，也少不了对日记主人的细心询问。
例如：日记中写到与工作组的矛盾时，几次提到“张田丰”，如果不是编辑者指出，读者很难猜出这是隐语，指代工作组；“张”指清华附中工作组长章建华、“田”和“丰”分别指成员小田和小封，如果按照字面将其当作一个人名，就不会理解这个“张田丰”的重要性。这是只有日记主人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编辑者对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名、简称、外号、专用词语做了说明。例如清华附中预科班的设置与众不同，高６３１、高６３２、预６４１和预６４２同为高三年级，不知详情者常常为之疑惑，有了注释则一目了然。编辑者特别对日记主人来往较多的同学朋友的家庭背景、家长官职做了说明，这就可以使人很清楚地看到，日记主人的同学朋友圈子，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多为少将和中将一级干部的子女。这对于准确理解日记主人的社会环境，理解日记所反映的情况无疑是重要的。
编辑者的多处注释指出日记中的误传，表现了编辑者对史实的准确把握。例如，编辑者指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日记中抄录的毛泽东语录和１２月１６日抄录的毛泽东诗词当中有一首是当时广泛传播的伪托和误传之作。类似事例还有编辑者指出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日记关于中央对内蒙运动的指示是失真的消息。从书中的大量注释，足见编辑者
其三，《红卫兵兴衰录》请骆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举。骆小海是清华附中最主要的发起者、负责人之一，与卜大华、邝桃生被并称为“卜骆邝”，又是主要的笔杆子，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著名红卫兵大字报的执笔者。骆小海是红卫兵运动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关键性知情人，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详细地叙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不仅对于理解这部日记十分必要，并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后，书后附录的几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注明了版本出处，也是一般读者或研究者不容易见到的。
说到不足之处，本书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仅对某些明显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就历史资料而论，如果编辑者能在订正之处逐一加以注释，就会更加完满，更据可信性。
相信这样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资料书，会赢得红卫兵及文革研究者的重视与肯定。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２００７年２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