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 ? 土豆1846 (上)

土豆1846 (上)Comments>>

“我们的马车在克罗纳科迪镇停下……一大群皮包骨头的穷人向马车涌来，乞求施舍。其中一个女人怀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声泪俱下地恳求旅行者给一点钱，让她能安葬自己亲爱的宝贝……旅店的人告诉我，她这样的人每天都会有几十个。

“离开克罗纳科迪后，一路西行……每走出几百米就是一场葬礼或者一具棺材，直到我们抵达谢珀顿湖区。这里的苦难更让人触目惊心，因为葬礼上的人数已经明显减少。没有一场葬礼有十人以上参加。有的甚至只有两三人。

“抵达布里奇顿……这里，我看到死人，垂死之人和活人没有差别地躺在同一处地面上，除了几块可怜的破布之外，与冰冷的泥土之间再无它物。……五百座房子里找不出一座能免于死亡的侵袭，有的房子里死人和活人在一起已经有四五天了，没人有力气把尸体移到安息之所。

“我们继续向老教堂街进发……一所无门无窗的屋子，堆满了瘦骨嶙峋的人，全都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多诺万医生悲伤地恳求我，让我不要进去……

“接下来是斯卡尔镇……一群女人，人数足有四五百之多，手持钱币，等待着购买食物；而几个政府官员正在发放少得可怜的玉米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自从破晓就开始在这里等了。……这批食物是刚刚经一艘单桅帆船运到的，只有五十吨，而当地的人口是两万七千……”

这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也不是某个穷乡僻壤的非洲国家。这是1847年的爱尔兰，处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直接管辖之下已有四十六年，还是全国的重要粮食产地。而1847年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鼎盛之时，即将举办人类史上第一届世博会；这一代的不列颠人几乎都忘记了大饥荒的模样。一场死亡一百一十余万人、又迫使近两百万人背井离乡的一次灾难，在人口八百万的爱尔兰，既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又是那样的不合时宜。

[1845年9月13日的爱尔兰报纸，“我们很遗憾地宣布，瘟疫已经波及了爱尔兰的土豆。”那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瘟疫将是爱尔兰全部历史的分水岭。]

因此，1846-1849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虽然肯定不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却是史家最为关注的一次。相关的论述从经济到政治，从政府法令到宗教背景，汗牛充栋。但是不管这场灾难中有多少人为的因素，毕竟和自然脱不开干系。这其中，最关键的角色是一种特殊的作物——土豆。

【另类】

目前世界四大粮食作物是水稻、小麦、玉米和土豆。学过生物的同学可能会立即注意到，土豆和其它三大有点格格不入——水稻小麦和玉米作为粮食，收获的都是果实和种子，是繁殖器官；唯独土豆收获的是块茎，是营养器官。可不要小看这点差异，以下的全部故事都与此有关。

如果你是一株植物，要怎样分配自己的营养，才能让后代活得更好呢？或者说，如果你是一家公司老总，要怎样投资才能最后留给后人最多的动产呢？当然，植物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它们不必考虑娇生惯养的问题，给孩子的养分那是多多益善。可是，同样的养分如果留给自己生长的话，可以长出更多的叶子，加快能量的积累速率，将来会给后代留下更多的能量。所以许多草本植物（比如水稻）的基本策略很简单，先把一切资本都尽可能地投入生产，获得的利润再接着投产，直到生长季节结束，然后把全部资本尽可能转化为流动资金（比如淀粉），传给自己的后代。

这里需要补一句：为什么水稻要在繁殖季节把能量全给后代，不给自己留一点呢？像水稻这样的单子叶植物不能无限长大，因此两年的水稻（如果有的话）也不会比一年的水稻多结多少种子；而过冬需要采取手段对抗寒冷，还要冒更大的被草食动物啃掉的危险（毕竟冬天可吃的东西少），权衡下来与其自己留着，还不如全塞进种子送给后代。

现在人类发现了水稻的这个策略，于是决定对它们征收99%的遗产税，化作人类的食物；剩下的1%则重新播种。对于人类而言，当然是植物把越多的能量留给种子，越划算；因此在长年的人工选择之下，水稻几乎是拼尽全力生产，什么安全保障啦资金储备啦的全数忽略。也因此水稻对于旱涝灾害的抵抗力很差，需要颇多的农药水肥才能保证高产。

可是，这种策略万一真的遇到环境灾害经济危机，那可就惨了。缺乏备用资金的话，一旦破产，那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野生的水稻都不敢不留点余地。而诞生于安第斯山区的土豆，饱受不规则气候之苦，干脆采取了另一种策略：长年蓄积足量的养分，留得青山在，每年除了定期开土豆花有性繁殖之外，遇上好时机还可以直接动用块茎储存的养料来无性繁殖。块茎埋在地下，防冻问题解决了一大半，被草食动物发现的几率也大减，到了春天再发芽就是。当然，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发现它之后也很快学会了征收所得税，挖出它的块茎直接食用；而在人工选择下，块茎所存的养料越来越多，土豆个头也越来越大。

[网上风传的这张“世界最大土豆”图，其实是一只地瓜……我们被BBC的报道骗了~土豆虽然理论上算是多年生，但是它的地上部分只能长一季，经冬时叶片凋零，来年重新发芽；而地瓜只要不收获而且冬天不结霜，就能在地里连长很多年。所以土豆大小是有上限的，真正的世界纪录是下面那一颗，重达3.5公斤。一般的土豆只能长到半斤左右。]

块茎比起种子的好处是明显的：由于自带营养储备，又是整个生长期间持续生长，所以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很强。土豆可以在除了盐碱地之外的所有类型土壤中生长，可以适应低至8℃高至30℃的日均温度，产出同样数目的卡路里所需的水量只有小麦的一半；因此许多贫瘠且偏寒冷的多山地区，种植土豆是当之无愧的首选；而较温暖的亚热带地区，土豆实际上可以在全年任何时候播种。此外，温带地区土豆的生长周期大约是4个月，从第二个月起新的块茎就开始形成，成熟之后仍然可以留在地里一段时间，因此不存在特别集中的农忙时节，不易出现“青黄不接”的场景，也不易遭受战乱摧残。（要知道，那时候打起仗来往往士兵是就地觅食，对一般农业经济的伤害不是一星半点。）

而比起很多其它块茎/块根作物，土豆在营养上又占了优势。目前世界上木薯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块根作物，产量已经接近土豆，可是木薯的蛋白质含量近乎为零，相比之下土豆的蛋白质干重含量和谷物是一样的，还基本不含脂肪（当然，前提是你别用油炸它！）。土豆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铁，B族维生素和钾、磷等矿物质也是它的强项，这些领域又胜过我们熟悉的块根作物红薯（并且比红薯更耐冷耐旱）；不过切碎水煮或者油炸会导致许多维生素流失，所以从营养角度看，连皮煮熟似乎是最好的吃法。

【辉煌】

所以，尽管土豆初抵欧洲时受尽偏见，它仍然逐渐在欧洲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在那些不太适合传统作物的地区。土豆最早是在十六世纪经由西班牙殖民者之手抵达欧洲，可是立即受到各种各样毫无根据的污蔑——比如圣经上没有提到过它（因此很多地方土豆得了个外号叫“魔鬼的苹果”）；比如属于盛产毒物的茄科家族；瑞士植物学家Bauhin甚至声称土豆导致麻风病，理由仅仅是它长得像染有麻风的脏器。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里这样说:“小麦是向上指,指向太阳和文明;马铃薯却是向下指,它是地府的,在地下看不见地长成它那些没有区别的褐色块茎,懒散地长出一些藤叶趴在地面上。”直到今天，potato这个词仍然充满了嘲讽之意：英语里宅男是“couch potato”，傻瓜是“potato head”；法语里懒蛋流着“potatoblood”，而顺拐的人则是“dances like a sack of potato”。我甚至怀疑，美国头号搞笑副总统DanQuayle最经典的一次搞笑——视察小学课堂时把potato拼成potatoe——也有某种文化潜意识在作祟。

[现在的英国人显然后悔当初的偏见了。这不，2005年6月，英国佬举办了一次游行，要求把“couchpotato”这个词从字典里剔除出去。他们认为，富含维生素B、C、蛋白质，又几乎不含脂肪的土豆才是真正的健康食品，是绝对不可以和成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的深度宅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不管怎样的恶名，好处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荷兰人开始种土豆仅仅是为了预防坏年头，但是土豆在1740年的超级寒冬里表现得太出色了，以至于迅速推广开来，到了1794年，土豆已经跻身于荷兰特色食品之列。德国人同样在1770年的饥荒后意识到了土豆的好处，而饱受战乱之苦的德国农民还发现土豆不容易被士兵毁掉——虽然也不是绝对安全，因为很快士兵也学会了从地里挖土豆吃（但是总比糟蹋麦苗要好得多了）。1778-1779年间的巴伐利亚继位战争就有个外号叫“土豆之战”（Kartoffelkrieg），因为士兵们都是靠在田里挖土豆过活的，而土豆被挖光的时候，战争也就自动结束了……

[这张很艺术的照片拍摄的是今日的荷兰农民。几百年的栽培足以让人类对一种作物产生感情了。]

法国人当然也不甘落后，于是一个倒霉的药剂师Parmentier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被德国人抓住，吃了好久的土豆牢饭；他幸而归国之后就大力推广土豆。（也不算倒霉啦，Parmentier这个姓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有土豆的”。这么个名垂青史法倒也不错。）土豆大普及行动一时间如火如荼，以致路易十六把土豆花用作胸花，而玛丽皇后则干脆戴在头顶，只可惜他俩后来都上了断头台。更不幸的是，现在法国赖以成名的FrenchFries（法式炸薯条），当时还没发明，他们的主食还是面包蘸汤，而掺有土豆粉的面包做出来软乎乎的，根本蘸不起汤来。要等到1857年，米勒才会画出他的名作“晚祷”，还有四年后的“种土豆者”。（即便那时，还是有不少法国人觉得土豆不健康。）

[这是法国大画家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这幅画作于1857年时题目是“祈祷土豆丰收”，但是后来订画的人没来取货，米勒才又加了一座小小的教堂尖塔，更名为“晚祷”。]

俄国人照例还是晚来一步。像彼得大帝这样时尚的人留学期间当然不会忘记往国内送一袋土豆，但是国内的乡下土包子总觉得这东西不吉利。到了1840年，政府坐不住了，决定强迫官属农民（statepeasants）在公用地上种植土豆，可他们误以为这是在全面推广农奴制，加上土豆的恶名，最后下场是一次大规模的“土豆暴乱”，迫使当局住手。可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农民还是意识到了土豆的明显优势，最后还是殊途同归，成了主食之一。

而在寒冷的爱尔兰，农民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接纳了土豆；他们甚至把土豆的传入直接上溯到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根据传说，正是在那场令天地无光的海上大决战中，被击沉的西班牙战舰上的土豆飘到了爱尔兰的海岸上。他们的热衷不是没有理由的：在爱尔兰，每英亩土地可以出产6吨土豆，而小麦和燕麦只有不到一吨。在圈地运动使农民丧失了公有地之后，这一差别显然是至关重要；于是有了句俗语：“穷人的餐点——除了小马铃薯就是大马铃薯。”到了1845年，土豆在爱尔兰的种植面积已达两百万英亩，成年人均每天消费6.2公斤。这些“低贱”的粮食不但喂饱了农民和牲畜，让爱尔兰人口从1780年的四百万猛增至1845年的八百万，还让地主得以在余下的土地种植“高档”的谷物，然后出口到不列颠。爱尔兰人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天主教教义是不允许离婚的，因此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说婚姻开不得玩笑，等于是在说上帝。)

这一切看起来都不错，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块茎在喂饱了爱尔兰人的同时，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