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 ? “吸烟有害健康”是怎么写到烟盒上的

“吸烟有害健康”是怎么写到烟盒上的（上）

男友有时抽烟；命运偏让他撞见我那不大喜欢烟的爸爸。

有一天，爸穿着我送的咸蛋超人短裤，戴着老花镜专心致志地刷碗。我偷袭地问：“你当兵那么多年，难道真没抽过烟？”

爸一抬头：“啊？当然没。我还让我们全排战士都不许抽烟了！”

“你还让别人……？”

“是啊。有天我高兴了，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全排都不许抽烟啊～’唉，那时候小战士真好，说不抽就真不抽了。我后来看他们一个个难受的……而且大老远从家里带来烟叶，不抽怪可惜，就说：‘我们从今天又可以抽了啊～’那些山东小伙儿，特熟练，拿了烟叶噌噌几秒就卷出一根来！”

“那你还挺关心小战士身体健康……”

“嗨，我哪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就记得电影里只有小痞子和特务才抽烟。英雄战士从来不抽。我就觉得抽烟，特别不好！”

“……，”（咽口茶水，）“《智取威虎山》里边哪个好人不也抽烟来着么？”

“没有，只有小痞子和特务才抽烟。英雄战士从来不抽。”

“……”

“还有一次我一高兴，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全排都剃秃瓢啊～’第二天我们全排就都光头了！”

“……”

为了维持我爸光辉伟岸的形象，军旅小八卦可以就此打住。不难看出，一个没有正确科学理论作后盾的首领不可能实现禁烟，再加上过于心慈手软，让前景更加雪上加霜。

第二段：希特勒禁烟史

从这一点来说希特勒很不幸：15岁爸爸去世。18岁那年得知妈妈乳腺癌已至晚期，手术切去了她整一个乳房和周边连带的皮肉。十月，希特勒满怀歉疚地跑去维也纳考艺术学院，结果自然一如既往地落榜，回家看到的是妈妈一副被癌细胞蚕食将尽的躯体。

每天，他将新鲜的、饱蘸了几毫升氯仿的纱布重新铺在母亲坦向空气的伤口上，房间里满是有机物刺鼻的味道；他做饭，他刷地，他大哭，他哀求，但异常苦痛的治疗丝毫没能换来母亲留在人间的时日。在圣诞树的光辉之中，天使把她带走了。

有人说希特勒是个大疯子。然而这个疯子却有他自己的逻辑，让现实中所受的打击燃烧并最终涅磐成他的疯狂。他说：“我要让德国没有癌症（Krebs frei，Cancer-free）。”他继续说，犹太人卖烟草和酒精捞钱，烟草酒精致癌：“我要让德国没有犹太人（Juden frei=free of Jews）。”

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原因多多，在此不再追究，总之有这样一条线索——或借口：医学悲剧演化成政治，政治反过来推动科学；一段禁烟史，就从此铺展开来。

其实希元首远不是德国“禁烟运动”的开山鼻祖，只不过先前的理由在今日看都不大上得台面：比如外地种烟人来本地讨生活，惹怒地头蛇；再比如惧怕毒素腐蚀青少年的精神，甚或引发火灾、对劳动人民财产造成伤害等等；德意志是哲学泛滥的民族，禁烟这么个纯公共健康问题，叔本华也插上一腿：“吸烟是思考的替代品。”——他果真能说的文气一点，并且把“不吸烟”的境界提升到关乎个人素养的层次。

希元首终于将吸烟问题引向“健康”领域，尽管前边画蛇添足了“种族”这个关键词，并且在初期也并无十分严谨和完整的科学论据。人们传言烟草让女性身体失去吸引力（男士们，是真的么？），未老先衰；医生更将吸烟同流产联系起来，一个假说是：抽烟过多会激活女性生殖器官，让她们没法让小胎儿静躺好；也有医生在吸烟母亲的乳汁里检出尼古丁（此条后来被证实）。若是自己不生呢？也不行——“吸烟的护士和助产士一定会污染母体的器官”。总之恪守一条准则：种族清洗（去除犹太人），以及自己优良民族之传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这个精神指导下的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开展了空前严苛的、有战争特色的抵制烟草运动。大多数防空洞完全禁烟，空军禁烟，工作场所、政府机关、医院、休息室禁烟；烟草广告，门儿也没有；烟税，大大的加；烟票儿（tobacco rationing coupon，可能类似于我们粮票儿一样的东西）不能发给孕妇和小于25岁的“女孩儿”；1943年7月始，18岁以下的小童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火车、汽车从1944年开始禁，你猜希特勒的解释是什么？因为女售票员会被二手烟威胁健康——事实上抽二手烟（passive smoking）这个词正是在纳粹时代首次得到引用——可见他正是一位“怜香惜玉”的首领。

（“桔小果！你以为你在纳粹史研究中心啊，这里是松鼠会！”）

说了这么多，禁烟似乎更多只是纳粹政府一条“洁净种族”（racial hygiene）策略，然而在这种氛围的保护下，德国医学界有恃无恐地培养出了“最被烟草业痛恨的人”——一位写过一篇200页论文论证吸烟危害的医生；建立了专门的烟草危害研究所（Institute for Tobacco Hazards Research），由希老总亲自拨款资助，里边进行了最先进和最详细的烟草健康流行病学研究。顺便提一句，那时一半的德国医生加入纳粹党，在战争本身的悲剧之外，这一事实也为即将发生的科学界悲剧埋下了伏笔。

这一期间开展了什么样的研究呢？具体说个例子来。

上世纪20-30年代间，许多临床医生观察到肺癌病例激增。如果让你猜，聪明的你肯定想到烟草（废话，看题目……）——短短几十年间更多人抽得起烟了，而且发明出了能夹在指间的香烟，帅呆了；但当时的人真的一头雾水：是不是1918年大流感的后遗症？难道是小汽车太多？铺了柏油马路？工业污染作怪？或因发明了X射线胸透？

一位专爱在德国医学期刊上灌水的阿根廷医生Roffo，1926年共接待他所谓“吸烟干线”（smoker’s highway，嘴、喉、气管、肺）癌症患者148名，10年后已增为513例。他认定香烟是罪魁祸首；不能拿真人，他就用小兔子做实验，发表了几百篇类似名为《一只吸烟的小兔子是如何患上癌症的》（The development of carcinoma a in a smoking rabbit）的论文。具体做法是烟熏兔子耳朵内壁，或者直接用烟的不同蒸馏组分抹在那块嫩皮之上，前者几年，后者只需几个月，就能让小兔子耳朵生疮长癌。除了让好多小兔子体会了一把人类社会的时髦生活，Roffo的最大贡献是，组分实验的方法证明了：烟里的焦油（tar），而非尼古丁，才是致癌凶手。尼古丁的作用是让人上瘾，它们不怎么稳定，只要烧到100度以上就会分解，但即使残存的那么一点也能让人对它产生依赖。用一段跑题话结束兔子话题：现在的我们知道，当时许多医生无法在小老鼠小兔子身上模拟“吸烟得肺癌”，原因是这些啮齿类动物都是“强制型鼻腔呼吸者”（obligate nasal breather），意思是它们只能用鼻子呼吸，不像人类那么有福气，可以用嘴吸，然后在腔道里慢慢打着圈儿地品尝，再深深进肺；想必小兔子在实验中并没获得什么吸烟的快感，然而就因祸得福地更好地保护了它们鼻子背后的呼吸道。

但这样的研究再多，毕竟局限于兔子，况且实验采取的手段同现实中人吸烟有所不同。所以让我们回归人类世界，言归纳粹阵营。话说有位医生名叫“被遗忘的实验流行病学之父”……（被踢飞）

实际上这人名字还是有的，叫Franz H. Muller。他对96名肺癌死者家属发放了问卷，对死者生前所呼吸的空气进行了一番挖掘，包括是否吸烟、吸烟多少、是不是戒了烟，是不是吸过煤灰、尘土、焦油、工业废气、汽车尾气、金属粉尘、化学物质，不一而足……然后总结罹患肺癌同烟草究竟有没有相关性。可贵的是Muller竟没忘记将问卷发给一组对照——非肺癌死者家属。今天的老师常常告诫我们：“没有对照，实验就是Nothing。”，当年Muller的研究就成了头一篇有对照的烟草流行病学文献，在整个流行病学领域拍了很大的一块砖。让我们来欣赏一下Muller这张划时代的表格：很重的烟民，其肺癌患病率达到非吸烟者的16.6倍，患其它癌症的概率也达到8.8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犹太人、癌细胞、烟草三者形象总被绑定在一起的时代，身在纳粹旗下，Muller的研究并没有宣传任何种族的东西，并且参考文献里边还引用了三篇犹太裔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实际上，那时的科研界在这方面一直显示出很大宽容；滑稽的是，等到希特勒倒下，世人却并没有对德国医生“以礼还礼”。

对于Muller其人，我真想给你讲讲他的八卦。但他最大的八卦就是没有八卦：研究如火如荼进行了若干年，后来希特勒输了二战，自我裁决，和许多同行一样，Muller在人间的消息戛然而止。查不到他的论文，wiki上没人给他创造半个链接，不知道他的长相，不知有没有妻儿，不知他是否曾为了隐姓埋名而对自己的所知只字不提，或许他的人生在这之前已经结束了。

世人厌恶纳粹医生所进行的一切科学研究，希望永不见到它们，更别提引用它们，“违背伦理”是一枪毙命的硬伤；另一些人很惋惜，因为纳粹研究的性质本身惨绝人寰，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那一点点成果已经是我们能从中得到的唯一价值……实际上不用这两方继续争吵，多数研究记录已经被纳粹自己忙不迭地销毁。

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国家，她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禁止残忍对待实验动物的法律，然而却匪夷所思地残忍对待另一族的人类。这段历史也才让人看出，政治往往“先行于”科学。在这个case上，科学并没有被政治打压，也没有为政治妥协——如果是这些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激愤地反抗一下。只是这段科学史、这些本可以做普通医生的人，生不逢时地和政治太过紧密，它因了政治而成了人类的痛，只好让人将它遗忘。

第三段：英美禁烟史

一位学者Proctor写道：“众所周知英国和美国学者最先证明了‘吸烟导致肺癌’。这样一种陈述，不论对二战获胜方的学者，还是对那些想赶紧忘记过去的德国人来说，都很方便。”

可惜也好，无奈也罢。历史决定淹没德国，让我们对烟草的认识从新来过。

（请听下回分解……）

主要参考文献：

The carcinogenic effects of tobacco. A. H. Roffo.

The Nazi war on tobacco: ideology, evidence, and possible cancer consequences. R. N. Proto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 on cancer. D. Davis.

致谢：感谢这篇文章的人物原型男友和爸爸同学。

吸烟有害健康是如何写到烟包上的（中）

科学史学家Proctor写道：“众所周知英国和美国学者最先证明‘吸烟导致肺癌’。这样一种陈述，不论对二战获胜方的学者，还是对那些想赶紧忘记过去的德国人来说，都很方便。”

可惜也好，无奈也罢。历史决定淹没德国，让我们对烟草的认识从新来过……

美国那一段纠结史

世纪之初，更帅的纸卷香烟发明了，火柴使得人们免去了在人前引火烧身的尴尬，男人吸烟数量毋庸置疑地稳步上升，到1963年尖峰时，把美国不吸烟的，吸多吸少的全算上，人均年吸烟量4345支，其中主要是男士的贡献——十个男人七个吸。不妙的是这也一定程度说明了男人市场的饱和。这时，聪明的你一定能猜到，潜在金矿就在女人。

（没有美女图，读者读不过200字就换台了，上美女图先！）

请看，多么优雅的发型，多么得体的衣着，怎样的一个古典良家女子……且慢，那黑手套间夹着什么？没错，香烟！这幅肖像的主角，就是纵横欧美的著名舞蹈家和荡妇Lola Montez。生活在19世纪末的她，显然把香烟当作坏女人引以为豪的招牌，社会众人也心知肚明。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烟草行业如何扭转这根深蒂固的“偏见”呢？

时机来了。历史的时钟拨到1929年，又是陈词老调的复活节游行，但这一年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一位年轻时髦的女士风情万种地在繁华的纽约第五大道点燃一根Lucky Strike香烟，也一瞬间点燃了埋伏已久的小报记者们的神经冲动，他们一拥而上，话筒话筒……

“请问您的游行象征了什么？”

“女人要解放！前几天我和一位男士一起走，刚点起烟，他就趾高气扬地对我说，你别羞辱我了，快把烟熄了。我抗议这种不平等。”她真会挑时候，我们知道，此时，第一次女权运动正在英美轰轰烈烈地展开，女人开始穿裤子，剪头发，做体育运动，还出现了结伴在洗手间吸烟的小动作（嘘！此时还是秘密的哦）。

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若干漂亮的女模特儿在万众瞩目中一致行动。事后的报纸和广播这样描述：她们漫步在第五大道，优雅地点起“自由女神的火炬”（torch of freedom），迷人地轻吐烟圈……在人们眼中，这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美女正是象征了胆识与自由的尤物；人们却未曾料到，其动机根本不源于“自由”。美女+记者组合，实际上是烟草协会的Edward Bernays一手策划，此人来头不小，乃弗洛伊德的侄子，深得心理学真传，他用一系列彪悍和开创性的业绩为自己赢得了“公共关系之父”的美称（其成就包括上世纪20年代为了帮熏肉公司促销，以半骗局的手段和信心十足的口气，包装出了至今深入人心的美国经典早餐：Bacon and Eggs。回归女人话题……）。

话说女人们越来越大胆，越来越主动，仅仅“解放”哪能满足？配合着短发短裙风，时尚界刮起瘦身狂潮。烟草公司瞅准时机紧紧跟进，即时推出了一系列广告招贴画。广告上的跳水美女身后竟立着肥胖臃肿的阴影：

“Is this you five years from now?（你五年后就这德行？）”

“Before it’s too late, reach for a Lucky!（趁现在还来得及，快来根Lucky香烟！）”

不仅如此，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还涨势凌人，把小本买卖的糖果公司堂皇推为反面典型，“Reach for a Lucky instead of a sweet!”可怜那烟草公司再怎么委屈，吃糖明摆着让人发胖；吸烟有害——谁说的啊？

现代社会建立在怀疑之上。广告商告诉人们他们的皮肤和体形危在旦夕，人们就真的怀疑自己惨不忍睹。当你面前摆着唾手可得的减肥良药和增加个人魅力的妙方——不仅没痛苦，反而让你轻松愉悦（不幸的是，还能上瘾……），你能拒绝么？

减肥广告让Lucky Strike品牌一夜打开广大的女性市场，第一年销量就增加300%；1925-1939年间，18-21岁的女性吸烟者数量一翻三倍。四十年之内，“女性吸烟”已成功完成三级跳，从开始的娼妓行为，经过“象征同男人平等”，最终晋升为媚人和性感的代名词。

上次说过，二战前和二战间，希特勒在德国轰轰烈烈开展禁烟研究，但命运终没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把禁烟政策贯彻到底——他毕竟试过；可是征服了德国的英美，却不想将其科研结果纳为己有，战胜国信心十足地发展经济，电台、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大把大把接受烟草广告赞助——可想而知，越到这种时候，慷慨的人就越有发言权。在这边的广袤土地上，烟草行业一路绿灯、蒸蒸日上，它被标榜为健康活力的标志，取得着空前的胜利。

说到这里，正义的你肯定非常起急：“这世上还有没有良知啊？！”对了，在这种环境下与烟草业斗的科学家，你就可以想象他们有多艰难，他们的个性得有多坚韧。比如下边这位。

英雄

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星星点点，散落在烟草广告大潮。其中，永远闪亮Cuyler Hammond的名字。

给他带来成功的特质从小可见一斑。此人1932年进入耶鲁大学物理系，大一被授予杰出学生表现奖；结果大二期中考就出了篓子——平均只有51分。教导主任惊唤H，H同学淡定地说：“这不难解释，你知道，课堂表现只占一半分，期中考占另一半，考卷一共100题，第一道偏巧就是‘描述欧姆定律‘。我做过好多试验论证这个定律成立和不成立的条件，于是我就分情况讨论，写啊写。总算写完了，还有99道，一看表，该交卷了。”“……”

——永载流行病学史册的伟人，并非玩世不恭的天才少年，竟是个死脑筋。

Hammond后来转去学生物，接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卫生和公共健康学院完成ScD，最后于1947年加入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专攻统计学相关项目。

那时候他面对的肺癌病人太多，ACS分给流行病学的钱却太少。Hammond敏锐地看上了ACS的志愿者，交给他们一项比挨家挨户讨零钱更有意义的工作。经过4年的培训，22000名志愿者正式上岗，每人在自己的周边盯梢10名50-69岁的普通居民，共计187766人。这些人的职业、生活方式和吸烟习惯都被记录下来；等谁死了就收其死亡证明。

如果大家记得上次希特勒旗下Müller（谢谢大家我会打ü了，或者Mueller～）的回顾性研究，立刻就会发现二者性质之不同。在回顾性研究中，研究者令死者家属回顾死者生前状况，家属很可能夸大其吸烟习惯，因为病情已知。前瞻性研究便没有这个问题，在志愿者觅人展开跟踪时，这些人多还处在该干什么干什么的阶段，对自己当前情况的描述相对客观。

初步结果显现：那些随军过程中染上烟瘾的老兵们更容易得肺癌。随着时间流逝，结论只得到更加的确证：死亡率和吸烟量呈正相关；每天吸烟40支以上的人，死亡机率是非吸烟者的2.23倍；除了肺癌，吸烟对身体其它器官也有影响……

1954年，Hammond在美国医学学会的大会上宣读了初步结果。这在全国成了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人均买烟量在这一年减少了6个百分点。

面对日益增加的不利证据，最积极的防御就是主动出击搅混水——烟草行业及时组建起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uncil，TIRC），其“就职演说”相当隆重。这封恶名昭著的《真诚公告》（Frank Statement）同时刊登在美国258个城市448份著名报纸上，霸占整整一页，自称将探究和回答一切关于烟草安全性的疑虑。只是，恐怕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它的性质是：一则广告……

《真诚公告》翻译如下（删节）：

“最近的‘焦油让小鼠皮长癌’实验让人们怀疑和恐慌，觉得是不是烟草确实是癌症增加的罪魁祸首。大家不要慌！不！要！慌！

研究是医生开展的没错，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他们自己根本就不敢说，研究结果板上钉钉，更别提套用到人身上。我们相信大家是有辨识力的，应该对这个结果视而不见。而我们——我们坚信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要郑重警告大家，这都什么年代了，不要死脑筋，德高望重的医生们都不信这些结果。德高望重的医生还说，1. 医学结果证明许多因素都会导致癌症；2.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现在还没共识；3. 没有证据证明吸烟就是一个原因；4. 至于那一点点统计学结果啊，你把现代生活方式套用进去都适用（桔子评：这里他们将统计学家当作了白痴……人们早就知道设置对照，排除其它生活方式的影响）；5. 而且统计学方法本身也广受质疑。

我们的产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保证对健康无害。我们把人民健康作为首要目标，天地良心啊……

300年来，烟草一直安慰和放松着人类身心，给全人类带来愉悦；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各种居心叵测的指控，企图把吸烟和人类疾病联系在一起，你们有什么企图！不过烟草久经考验！它用实际行动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桔子评：他们马上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反例……）！让我们尽释前嫌，既往不咎，继往开来。

相信我们的来自医学、科学、教育界的货真价实的科学家团队吧（桔子评：公共关系团队？）！跟着我们，有肉吃有烟抽。

署名署名署名署名署名，A烟草公司B烟草公司C烟草公司D烟草公司。”

TIRC建立一始，就没干过正经的科学研究，公共关系却是到位，拨给大学、ACS和美国医学协会（AMA）数百万美元，只为了让他们坚持如下论调：“确凿的研究还需进行；因为，尽管得了肺癌的人都是吸烟者，但是并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得肺癌。”

权威的医学机构不仅收钱，我们且看是谁主持了这场游戏：美国癌症协会（ ACS）的头儿包括Liggett & Myers烟草公司副总裁兼销售主任；芝加哥著名广告公司Foote，Cone & Belding的创建者也位列其一；各大烟草公司参与会议。如此，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如何不会重重险阻、举步维艰？

Hammond的调查在经济威胁和势力压迫下仍在继续——“未发表的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强”。1957年一次烟雾缭绕ACS的大会一如既往地驳回了Hammond的提议，拒绝公开警告吸烟有害健康。这个天生坚持不懈的人几乎崩溃，他站起来，恳求说：“These lives are on my conscience.（这些生命质问着我的良心。）”

1959年，Hammond的调查扩大了规模：在志愿者发放的问卷里，不仅问及吸烟习惯，还有生活、身体其它状况，研究铺展到1000000人。由于调查之全面，从这次的前瞻性研究中，一共诞生出林林总总85篇paper。这次的结果，直接奠基了1964年那划时代的《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报告》。

终于

乌烟瘴气包不住真理。在许多科学家的努力下，1960年前，公众和民间组织已开始对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USPHS）施加压力。1961年6月，志愿者健康组织——美国肺协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建议肯尼迪总统设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吸烟与健康问题。

“委员会”在万分小心谨慎中被建立起来。在其后的盛大会议上，尽充满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场景：一帮重烟民学者西装革履大谈吸烟有害健康；开会现场，烟雾笼罩，会议桌上明摆着烟缸。

让我们抛却那艰巨的过程……1964年，基于对7000多份“吸烟和疾病关系”的文章的分析，公共健康问题上的分水岭——《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报告》诞生了！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卫生部部长选了一个星期六来公布报告，以尽量减少对股市的影响，同时增大在星期日各大报纸的席位。而他本人，也在报告出台前几个星期刚刚把香烟转成了烟斗，他说：“我越来越相信香烟有害。坦率地说，我没有给美国人民树立一个好榜样。”

不管烟草公司如何不爽，不管它们将如何苟延残喘地叫嚣《报告》里措辞的定义，《报告》终究结束了“吸烟是否有害健康”的争论。现身第一月，第五大道烟斗脱销；三个月后，美国吸烟量减少了20%。

1969年，美国的广播和电视里，每有一条烟草广告，就必要附加一则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

1970年，飞机禁烟；

1984年，FDA批准戒烟药物；

1986年，美国卫生部声明二手烟也会致癌……

就在这一年，Hammond闭上了双眼。想必死前，他可以坦然回头看看自己所拯救的千万生命，良心终于可以获得平静了吧。

图注：请注意看1964年的杰出转折，图中还标明了Fairness Doctrine Messages on TV and Radio，以及Nonsmokers’ Rights Movement Begins（非吸烟者权益运动的开始）。

吸烟有害健康（下！）

每日一词（感谢烟草会倾情供词）

Orwellian [?:'weli?n] adj. 1) 社会受高压统治而失去人性的;  2)为掩藏某种险恶目的而说反话的。词源：典型的名词做形容词用，源自《1984》作者名字拼写Orwell，该小说中，Ministry of Peace（和平部）指代“战争部”，而Ministry of Love（真情部）是没有真情的刑罚部。例句：做人不能太～了！

为了更深入地帮你理解Orwellian，请试着破译下边文字的深层内涵： “几项统计学结果显示，‘和煦的清风’同吸烟有因果关系。人们提出若干病理学假说来解释‘和煦的清风’同吸烟为什么有因果关系。烟草含有导致‘和煦的清风’的物质；烟草里这种导致‘和煦的清风’的物质是通过空气吸入人体的。烟草里更被怀疑含有‘少年管教所’这种物质……” 你受够了吧……

好啦，这不是为了考你智力而杜撰的阅读小文，它出自历史上一份货真价实的正规文件，作者是总部设在英国的英美烟草集团（BAT），其中和煦的清风（zephyr）指代肺癌；少年管教所（borstal）是致癌物质。你猜对了么？

如果你看过上上次文章，恐怕会对德国禁烟战果的灰飞烟灭感到惋惜；如果你看过上次文章，可能已先行折服于美国烟草行业的公关技巧，他们买通报纸杂志，变身医学专家，并打出“妇女解放”、“保持身材”的旗号。

英国虽同德国一衣带水，却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美国连成统一战线，在这里，烟草行业不仅在公关领域得心应手，而且还进行着非常活跃的学术讨论。只不过这些讨论非同寻常，它的结果仅限内部交流，并且，真是Orwellian啊！ （题图注：西方一则令人发指的具有冒犯性的广告：别想抢走我的烟，我宁可挨打。）

我愿化作那曲线上一个像素

此时，此地，一项在未来必将影响深远的实验正在展开。在吸烟流行病学领域，如果你只记得一个实验，那非这个莫属。有请主人公出场……

Richard Doll，生长在大英帝国精英家庭，妈妈是钢琴家，爸爸是医生；虽身属贵族阶层，心里却装着无产阶级革命兄弟，曾参加医学院的社会主义团体，号召反贫穷和反法西斯，还有一次更是倾尽生日所有奖金去了趟苏联（好吧，你一定会说：“我生日要是收这么多钱我也宁可去趟苏联！”）。

话说19岁是决定终身事业的时刻。父亲深知儿子喜欢数学，这可糟糕了，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变成穷光蛋吧，于是力劝他子承父业去学医。可是忤逆的Doll毅然踏上了去剑桥考数学的路，世界由此将失去一位伟大医生。慢着，历史开始耍它的小把戏。

富家子弟安全抵达，见了志同道合的哥们儿，不亦乐乎，在剑桥大学那自由和美丽的校园里，大家憧憬未来，无限美好。

“走，去学校酒馆小酌！那里自酿啤酒，价钱公道味道好！”

“走就走！Let’s go！”

几升啤酒下肚，未来的穷光蛋数学家倒下了……他在第二天彻底考砸，不仅如此，还拒绝了学校给予的重考机会。 “我真烦死我自己了，”他说：“他妈的，我不搞数学了。爸，我要学医，就待在伦敦哪儿也不去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感谢剑桥的美味啤酒，在数学家栽倒的地方，一位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站起来了。

上世纪初出生的科学家几乎都逃不开为二战效力。那时Doll在地中海一艘战船上漂泊行医，1945年上岸，其工作也真正从wet lab回到了dry lab，也就是说从临床回到理论研究。他选择了流行病学——看，幼年的梦想放光芒。流行病学是最为“数学”的医学科目：你无需对着一个一个病人望闻问切，它的工作对象成千上万；每一个项目的时间期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以年计。

和那时众多医生一样，Doll也注意到肺癌病例激增。他得到许可，追踪了医院1000多个曾被诊断为肺癌的病人。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多数非吸烟者，基本上都是错诊；而重烟民很少被诊断错。如果再放眼世界看看：在那些物产发达、烟草充沛的国度，肺癌病例就多，而没有烟卖的地区，肺癌病例就少。同一个地区之内也呈现这样的趋势——男性吸烟通常多于女性，而肺癌集中在男性。Seeing is believing，完美的“巧合”说服了Doll，37岁的他立马身体力行戒了烟。要知道，Doll本人吸烟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8岁（也就是当年酗酒的年纪），是顶住了爸爸50英镑的金钱诱惑坚持下来的。如今终于戒了烟，可惜戒烟悬赏已经过期20年。

言归正传，“医生的直觉”说服了Doll，却说服不了英国男性中超过80%的烟民，左看右看，所有男人都叼着烟，不都活得好好的么？潮流的力量，加上烟瘾的魔力……怪不得美国抗击肺癌先驱Graham说，如果是劝告人们不要吃菠菜，那估计这场战役早就胜利了！

1951年，英国所有男医生都收到了来自Doll的邀请信，请求他们加入一项预期五年的实验。咦？平日研究别人的医生，今天怎么反成了研究对象？原因很简单：医生只有登记在册，才能上岗开药，也就是说，他们的死活和死因最容易被追踪；另外，这项工作有可能需要实验对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不厌其烦地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为对公共健康最耳濡目染的一行，医生是最可能胜任这项枯燥工作的人选。

全英国上万名男医生，2/3同意加入研究，共计34439人，年龄从刚穿上白大褂的21岁到土都埋到了脖子的98岁。 5年之后，结果已经具有统计学意义。195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声明：世纪初肺癌激增的始作俑者正是吸烟。在之后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健康部部长宣布政府接受这份声明的内容，只不过在宣读的时候，他手里还习惯性地捏着一根冒着气儿的香烟。

显然，一份文件并不象征战斗的结束。直到十几年之后，Doll自己的儿子也不相信吸烟真能致癌。同父亲一样，他也是个倔小子，屡屡被寄宿学校赶回家，你能猜出原因是什么？——这位禁烟斗士的儿子在学校老偷偷抽烟。

轰轰烈烈的英国医生研究（British Doctors Study）以decade为单位默默进行，每隔十年发表一次最新统计结果。2004年，91岁高龄的Doll觉得是时候为研究画上句号了，这一年，研究已开展了54载春秋。

这么大的时间跨度，让我们可以比较生活于不同时代的同龄老人。结果显示：上世纪50年代时的非吸烟七旬老人，有11%成功活到90岁；而到了90年代，这个比例则升高到32%。这样的差别体现了医疗发展之快；不过先别高兴——这些效果可以全盘被吸烟抵消，也就是说，从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辛苦发展的医学科技，对吸烟危害根本无计可施。

有图有真相，下图就大致表达了上一段所描述的内容，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表示参与者中处在该年龄的比率。随时间推移（由上图至下图），出生年代不同的非吸烟者（红线），寿命明显变长；而吸烟者（蓝线）的存活曲线在三十年间基本上没有改变。中间那幅图上，我描了一条黑横线，这条黑线所表示的意思是，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寿命大约相差10年。

另一项有趣的亮点结果是：30岁就戒烟的人，寿命和从未吸烟的人几乎看不出区别（因此Doll直到晚年仍然坚持说，如果你的小孩儿青春萌动，找刺激想吸烟，不要慌，让他吸吧～只要30岁前戒了就行，或者哪怕吸烟10年也几乎不会带来什么坏处——本文作者不对此话负责……）；40岁戒烟的人，平均寿命会减少1年；而如果吸烟到50岁，寿命则减少4年；60岁才幡然悔悟的，减少7年；最惨的是到了60岁仍不悔改的人，他们的寿命将一共减少10年。

下图的虚线大致描述这一内容，你可以看出，25-34岁之间戒烟的人，其存活曲线图同非吸烟者基本重合；戒烟年龄越晚的人群，存活曲线便逐渐向吸烟者靠拢：

有一次，我和李清晨医生聊起流行病学研究。他感叹说：“许多未知领域，只要你肯花时间统计，就能有结果，但是如今哪还有人愿意倾尽一生做一项统计呢。”

是啊，流行病学的致命弱点是“速度”；如果你再碰巧遇上癌症这种见效慢的病，那恐怕真是要看谁耗得过谁了。到了英国医生研究结束的那年，同一片国度的男性吸烟率已经由80%降到了26%。促成这一变化的伟大角色，远不仅是留下名字的Doll一人，请看这些蓝色和红色的细细曲线，那一粒粒像素写下了上万人的存在。虽然多数人都提前离席了，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曾被描绘其上，该是多么大的荣耀。

最后再回来说说Doll个人。他于1956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1971年被封为骑士，从此由Doll教授升级为Sir Doll教授。89岁的时候，和他相伴了许多许多年的老伴去世了，Doll回忆起来无不动容：“几十年，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醒来，从厨房拿了酸奶和水果，继续回床上来吃；她去世后，我就自己下楼到厨房去吃了。”一朵孤单的魂……

Doll一生屡屡“退休”，却每次都回头，重又走进研究所的大门，他说：“那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比作研究更有意思的事情来干。” 结束了英国医生研究的第二年春天，他92岁，终因研究所搬到远些的地方而无法上班，因为他已经在两年前由于视力问题放弃了开车，这样，4公里对于他来说就是一段不可能完成的路程。他痛下决心再一次宣布退休，这次是千真万确——几个月后的夏天，他同老伴在天堂相会。如果用我们wet lab的行话说，这几乎可以算是“死在了实验台上”。

最后的一点闲谈八卦

但即使是这么牛的人，我也没有办法由衷写下“他很完美”的话，心里竟是遗憾与心痛。在Doll死后，人们发现这位曾多次出庭为化工厂辩护的专家长期接受化工行业的巨额“顾问费”，而其辩护身份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却是顶尖科研人员；1976-2002年间，Doll单从孟山都公司（美国第五大化学公司）就收取了每日1500美元的咨询费；化学工业曾一次付给他15000英镑，让他写下同WHO相悖的论证塑料中的氯乙烯同癌症无关的综述；石棉工厂T&N给Doll夫人的学校捐过50000英镑的“礼物”，然而这笔钱直到他死后才被公开；Doll还在石棉工厂演讲，安抚工人们说他们的工作场所致癌率“只有”2.5%……

如果大家还没有忘记，化工和烟草行业一直致力于将肺癌激增的肇事之罪推到对手身上。一位终身致力于证明“烟草致癌”的斗士，竟然同烟草行业的死对头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科研界是非常独特的一界，它完全建立在诚实和信任的基础上，不管做出结果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的龌龊；恰恰因为此，这一界也最残酷，它对欺瞒绝不能容忍，任何的怀疑都可能让一切诱人的结果付诸东流。

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Doll在世时，争议也一直不离他左右。二战前，Doll曾在德国学习，然而他在成名后却矢口否认听说过德国那些名声显赫的吸烟流行病学研究，更否认自己借鉴了前人的方法。 “时间和空间就是一个罐子，上帝别无选择，只有用沙子不断将它填满。” 或许，历史真的是健忘的，关于Doll的争议只是又一个证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