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碘盐想到计划经济

供稿： 王治平（浙江工业大学）
编辑：  江小鱼

1、计划经济的恐怖

在2009年3月12日出版的第11期《瞭望东方周刊》的一个不甚起眼处，刊登了一则很小篇幅的读者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并由此骤然而生“计划经济的恐怖”这样的字眼来。

来信的题目叫《哪里能买无碘盐》，写信者是上海的读者刘晓红。她写道：“几年前单位体检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两年前又确诊为桥本甲状腺炎，被医生告知不能再吃海带、紫菜等含碘多的食品，食盐也最好是无碘的。”

但是，首先令她感觉为难的是，现在所有的商店里几乎都买不到无碘的盐，我们现在吃的所有的食盐，全都是添加了碘在内的，因为这是国家强制的营养素添加。每个城市只有极少数的盐业公司门市部才能买到没有加碘的盐，而且据说还要凭医生的证明。

麻烦一点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她说：“前几日去专科医院复查，排队候诊的时候和‘同病相怜’的病友聊天，大家都说现在上海甲状腺结节太普遍了。医生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上海这样饮食结构上并不缺碘的沿海地区，天天吃加碘的盐也是诱因之一。”

这使我猛然想起最近这些年份以来，我们单位（位于上海附近的杭州浙江工业大学）体检时也有许多教职员工被查出是甲状腺结节的事情来，那时候我未曾注意此事的严重性，以为是现在的医生因有某种激励而夸大病情的缘故。现在看来，这倒是真的了，因为，我们杭州人吃的盐，也与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由国家强行添加了碘的加碘盐。

我们知道，盐是一种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也就是，不管它的价格贵贱，也不管人的收入多少，每个人每天都得吃，不能不吃，而且，每个人吃的量也是差不多，既不会多吃，也不会少吃。正因为盐有这样一种特性，所以历朝历代许多国家都把它作为一种用以对民众征收“人头税”的最好的载体。对盐征税，就相当于对全体国民征税，而且这种税对每个人征收的数额都差不多。由于国家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中，有一部分是普惠每一个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来对民众普遍征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利用盐的这种特性，来实现其他种种的目的，比如，为了“国民健康”这样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多多赚钱”这样一个说不出口的目的，就是一种“捆绑销售”。记得以前是经常看到有一些“大脖子病”的人，粗大的脖子就像是长了个瘤子，看了怪吓人，据说就是因为缺碘而闹的。但从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患“大脖子病”的。而为了消灭“大脖子病”，不分青红皂白，在所有的食盐中一律添加碘，就是让整个国家的人一起陪绑。

计划经济的弊端，以前我们往往只是从它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方面来讲的，要么是“大锅饭”的动力机制或缺，要么是因为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而导致资源配置失误，然而，这件事却让我深感计划经济的恐怖了。计划经济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它要把一切都纳入它的体系，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论它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逃避计划经济”。它把人们本该有的选择都消灭了，还要强行把你绑架上它的“贼船”。

早几天杭州刚刚发生了一起将工业用盐包装成加碘食用精制盐的案件，几个罪犯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将109.5吨假盐贩入杭州，上了市民餐桌。以杭州人一年的食盐销售量1.5万吨计，这伙人相当于让杭州人吃了2天的假盐。相对于强食加碘盐，这个案子倒并没有使我太恐怖。国家为了保障盐税的收入，对盐的管理是充分的，既有《盐业管理条例》专门的法规，也有盐务局这样的专门机构，对盐实行的是垄断经营。作为消费者，我们相信他们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不会任局外人来掺和的。

但是他们却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强行要我们每个人吃碘。加碘盐或许是能够减少“大脖子病”，但或许会增加甲状腺结节，不管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好是坏的结果，我们宁可自我选择。但是，计划经济不允许我们自由选择，这才是计划经济的最大的弊端了。

在解决这个系统性的恐怖问题之前，我只能把我们学校搞化工的老师的告诫先转告大家：你在家做菜时要尽早放盐，这样可以在高温下把碘给化解掉一些。

后续：后来社会各界和媒体网络对加碘盐讨论报道很多，我又听说了好多不同的说法。一说化工老师的这个办法不灵的，高温也不能除碘。不过也有说法，加碘者其实只为加价，并未真的加进很多碘，不会危害健康。作为外行人，难辨真伪。

2、计划经济的争论

——历史惊人的重复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我国的学术重镇，在那里你随便碰上一个人，说不定就是学界泰斗、文化昆仑，最不济的也许还是某个市县的高考“状元”。1994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向那里的听众提了七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却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激起了北大校园内一阵不平静的思考。

其中有一问是，“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

他说，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竟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我不知道北大人当时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反正，虽然我们国家从那时就已经开始抛弃计划经济而改行市场经济，但，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和清算，却是一个一直未能认真去做的事情，计划经济的思想，还是一个没能得到彻底挖掘的祸根。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幽灵，计划经济的幽灵，还在中国徘徊。”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这种现象竟然早就已经发生过了。历史，真是惊人地重复。

著名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对计划经济及其赖以实施的思想基础做过最为透彻的分析。他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一书中说，“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每个人都希望尽量运用自己的预见，来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只要不是宿命论者，他都是一个计划者。每一个行为，都应当是有计划的行为，至多只有好的计划与坏的计划、聪明而有远见的计划与愚蠢而短视的计划之分。因此，“一个以研究人们实际怎样做和人们如何计划他们的事务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是最不可能成为反对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的人。”

但是，搞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计划”这个词的，他们“所要求的，是按照一个惟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当如何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被‘有意识地用于’为特定目标服务”。所以，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集权者以他们自己制定的惟一的计划来强制人们的行为，其根本问题是专制，而不是那种想象中的、安排好了比例从而必然达到供需平衡的、有条有理的计划。

计划经济的观念最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德国的一些战时经济的组织者提出来的，后来20世纪初期在新兴的国家苏联得以实行，但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对它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这场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当为自己的事情制定计划，而在于究竟是谁应当为他们制定计划。它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竞争作为指导经济活动的手段、希望以此提高生产率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哈耶克说：“我认为，任何一个研究过这些讨论的人都不能否认，如今那些希望已经破灭，人们逐渐认识到，恰恰相反，对一个巨大的经济系统实行集权制的集体主义经济，注定会使生产率大幅下降。”

然而，到了20 世纪70年代，“计划”的观念又似乎回潮了。当时从苏联辗转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列昂捷夫，以“国民经济计划发起委员会”的名义，重提计划的必要性。他发明的“投入产出表”似乎为庞大复杂的国民经济的计划提供了技术手段上的支持。计划的倡导者组织了一个有近千名技术专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班子，为白宫或国会制定计划。

一般的美国人也似乎对“计划”有了新的冲动，1975年2月23日《纽约时报》社论的第一句话就问道：“为何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计划是件好事，而对于国民经济就是件坏事呢？”哈耶克把这种质疑称为“最天真无邪的表达”，然而却是“最严重的混乱”。他批评列昂捷夫置既往对计划经济的讨论成果于不顾，“说起话来仿佛过去的讨论从未发生过一样”。

作为一名学者，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计划经济所做的温和的批判，曾经被熊彼特责备为“彬彬有礼地对待一种罪过”。但是，哈耶克说，“当我30年后又遇到（计划）这个空洞的说法时，我实在没有能力保持同样的耐心和克制了。”（《关于“计划”的新混乱》（1976年），见《哈耶克文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这段历史的掌故竟然与今天的中国惊人地相似。计划经济的思想传到中国以后，恰好与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相契合，于是深入君心。30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对计划经济也是做了大量的深入的讨论，才有了这一点一点的进步。然而30年以后，在许多善良人的脑海里，他们还是认为“计划是中性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是无辜的”，正像哈耶克所说，他们都成了“计划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无辜的牺牲者”。

有意思的是，上个月我就政府强行推行加碘盐的计划经济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个月又发生了关于加碘盐的新闻。重庆市丰都县许明寺镇“消除碘缺乏病领导小组”负责人告诉记者，“市有关部门曾多次到丰都调查，发现该县是全市服用加碘盐最差的区县之一，因此，丰都县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各乡镇做好消除碘缺乏病工作，由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丰都分公司，按照每个人头一定数量配送加碘盐。”

许明寺镇分到的加碘盐大约53吨，按人头配送到了村社。“但不少村民不愿买。为完成任务，一些村社打起了正在申请低保的村民的主意：按每个低保名额50公斤或25公斤硬性摊派。”66岁的李秀珍犯了难，因为“不买盐巴吃不了低保”，最后只得硬着头皮交了60元，背回25公斤加碘盐。（见《钱江晚报》2009.6.11.据《重庆晚报》）在这里，或许某些村社“要吃低保，先吃几十公斤盐巴”的做法是“人”的问题，会被查处，但既有专门成立的“领导小组”， 上头又“高度重视”，还规定“要按照每个人头一定数量配送”，即使低保户不吃，别的人也是逃不掉的。这就是恐怖的“计划”体制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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