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福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左宗棠――湘上农人，平生以“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联自勉。身无半文是其未得志时的处境，但是他官做得越大脾气却越小，证见于他的另外一句座右铭“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左宗棠有平太平，起洋务，镇回变，复新疆等功绩，而他的人格尤其令人尊敬。有自挽联述其志：

　　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左宗棠与福建的关系见证于平太平军。1860年，左宗棠在湖南招募5000人，以楚军旗号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战，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 ，又扩充中英混合军。1864年他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1865年，左宗棠屡屡建功后升闽浙总督。

　　1866 年左宗棠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并创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为中国培养了最初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后因主张塞防改任陕甘总督，其海洋事业交由沈葆桢。

　　沈葆桢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庶吉士，林则徐的女婿。因此左宗棠与沈葆桢有很深的人际渊源。

　　左宗棠在晚清的科举场上并不得意，但是晚清的湖南也如同现代的湖南，并不囿于循规蹈矩、自我设限而有别于朝廷政治。左宗棠，一个举人却能够因其志向和才干，获得得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其中包括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贺长龄、封疆大吏陶澍，更有名满天下的福建人林则徐。

　　这其中的原因，笔者考察所有，认为是一个文化的共同，即源于宋代的理学，后来领导左宗棠的曾国藩以及左宗棠的战友们，大多也是理学中人。而理学，是闽湘文化的共同，即使是现代仍然有别于北京流行的滿学，以至于湖南卫视与一些CCTV有分庭抗礼的感觉。

　　禁烟身后，林则徐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深切地感受到救中国非一日之功，于是有了两次彻夜长谈，把自己的志向交托于两个后人。

　　其一交托之人即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地理学家的魏源。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在江苏京口会晤魏源，俩人对榻倾谈，他把在广州禁烟时收集到的有关西方变革的材料交给魏源，后来成为《海国图志》的素材，他的思想导引导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因此掀起了影响至今的洋务运动。

　　另一个交托之人即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军事家的左宗棠。伊犁身后，林则徐与左宗棠两人在湖南长沙有一个彻夜长谈，所谈主题即“西定新疆”。在西北军政的见解上两人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西部问题舍左君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林则徐又多方、多次、极力推荐左宗棠，赞其“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向朝廷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西定新疆”即后来左宗棠在晚清朝廷提出的“塞防”，是与李鸿章的“海防”相异的战略观，在现代又称为大西部战略。从大战略的层面说“西定新疆”并不是一地一省的得失，而是中华民族寻求生存的努力。和西欧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陆海双向的地区，优势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不是松散的联盟。中国和西欧都具备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从历史的进程看，在大陆文明方面中国具有压倒性的成功；但是海洋文明上，西方则在工业革命后领世界风气之先。

　　在改革开放之初，新自由派发起海洋文明而否定大陆文明的宣传，似乎中国真的能够融入世界了，李鸿章的路真的行得通了。事实却一再证明，在承载西方300年殖民文化的海洋文明尚在强势的现代，处于弱势的中国或者成为西方强权另外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或者困于种种“岛链”而受欺、挨骂。

　　中国是不是无路可去？自古有言，西部有生路。毛泽东理解这一点，所以从江南之地的井冈山开始向西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功。而当现代政策导引中国社会涌向东部的时候，中国却再一次面临大海的困境，它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如同李鸿章的海防论的困境。当中国面对“乔治－华盛顿”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挑衅，战――即使胜，30年建设也将毁于一旦；无论是和还是让――只要是停留在外交层面，中国就摆脱不了岛链困境。

　　其二、当这一艘大船向一边倾斜，倾复的态势就难以改变，向西――再说“塞防”，在出路之外还是一个社会发展平衡的问题。

　　“师夷长技”和“西定新疆”都是近、现代中国两大根本性的国策。以笔者有生之年观察国事，无不为先哲视世事之明而感慨。林则徐和左宗棠，这两个闽湘文化的传人，支撑起的是民族生存的栋梁，他们在“师夷长技”的时候看到了“西定新疆”，在痴情于“船政大局”的时候却转身“塞防”。

　　林则徐和左宗棠自信之所在，即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思想的核心――中国理学，是中国理学推崇的中庸之道――“平衡”，在大局上注意“海防”与“塞防”的平衡。当一个方向受到难以冲破的困境的时候，不妨向另外一个方向看一看，荒漠之中有生机；一个方向上的能量积累是为了另外一个方向上的突破，现在是突破大西部的时候了。

　　当我们从大西部转身，我们将具备在东部斩断锁链的能量。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美国人在自己随心所欲的范围之内已经竭泽而渔、已经四面楚歌，已经无能为力，我们就站在太平洋西岸，经略还有无限空间的西部，再听听又一个世界霸主最后的呻吟。

　　经略西部，左宗棠有志，浙江巡抚杨昌浚颂之而吟曰：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于是笔者有兴趣记录左宗棠的往事：

　　文章《左宗棠与福建》作者：壶公评论

　　左宗棠(1812～1885）晚清军政重臣，洋务派首领之一。左宗棠一生的成就基本上有三部份：起家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创业于福建，创建福州船政局，后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南洋水师；成名于新疆，抗击内乱外侵，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左宗棠追击太平军进入福建：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此时的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为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等筹划抗拒太平军，渐露头角，有小诸葛之称。1860年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又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于是有了独立一枝的基础。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也就是后来教科书中深恶痛绝的，勾结外国人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于是功业不凡，升任闽浙总督，治所在福州。

　　读曾国藩书，大致觉得镇压太平天国军的这一些文人中，真正把忠于清廷当成一回事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为了卫道护教，也就是说是为了捍卫传统文化和理学。当然是因为太平天国军信的是“上帝”教了。这一段公案在以前是很明确的，太平天国军是不能镇压的，不过现在有许多说法在疑似之间，毕竟是中国的内部史。

　　左宗棠在闽：

　　左宗棠为后人尊敬的主要是后来的业绩。其中的新疆护土很为史学界传颂，可惜的是他在海疆的作为却完全淹没在李鸿章的事业中。左宗棠是“塞防”论者，而李鸿章则是“海防”论者。即使是开始于左宗棠创业的南洋水师也远不如北洋水师。有些人评说是，失去了左宗棠的福建官员们的手法不如李鸿章，所以大量经费都滞留在北方，而南洋水师的装备最终只是以福州船政局造出的木头军舰为主。不过从局面上看，渤海湾当然比台湾海峽重要多了，以致于打了败战的李鸿章，一声叹息之后就把台湾轻轻一笔划了出去。也就有了现在的台湾问题。北方重要，因为这一节故事发生在北方一个部落统治中国的时候。

　　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危机感的人，国家如果有了多几个这样有头脑能作为的人物，自然就安全多了。1865（同治四年）、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他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建立造船厂，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这两项都在后来有了大的作用，尤其是后者，中国的海军之源在福建，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堂艺局。

　　左宗棠迫不急待地措办上述二项的理由是清楚的。据《福州船厂》一书记载，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进一步看到了战争的危险，认为若列强发动战争，“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他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造船，造船，无论应对战争或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左宗棠认为，“无事之时，以泛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釐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晚年的左宗棠仍然坚持：“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左宗棠以其威望和辩才，说服了腐朽的清廷。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同治五年），但是此时的清廷内焦外困，开办经费一节也是筹措维困。当年七月十四日清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充，而库储支绌，仍需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堤取本省厘税应用。”。

　　而且此时的左宗棠却被调入疆平叛，他推荐的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福建侯官人，洋务派中的出类拔萃者。他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左宗棠评曰：“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于是清廷任之为“特命总理船政”，还授于“专折奏事”的权力，“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以此保证船厂建设的费用。

　　船厂设在马尾，福建的木材，台湾的煤炭，是船政局所需原材料与能源的两大支柱。但是经费仍然严重不足，经沈葆桢多次奏情，1875年（光绪元年）九月，朝廷谕令：“福建船厂经费不取，经户部等衙门奏明，将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余银四十万两，尽数拨归应用。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提拨四十万两，解还部库。嗣后船政经费，即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解银五万两，俾资接济”；“著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需要。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

　　福建船政局就在左、沈的努力和清廷的重视之下得以开办与发展。福建的造船的兴起，也为清代中国创建了南洋水师。读史，常常觉得后来人看着辉煌的事，其实当其时办起来也真难。

　　左宗棠入疆：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内部发生“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却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于是年5月，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于1876年4月，以65岁高龄，抬棺西征。

　　征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在陕甘回民起义时期：左宗棠“痛剿以服其心”的方式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迫使白彦虎回民集团自陕西经甘肃入新疆。

　　2、西征：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左公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并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1876年8月，发起了北疆战役。1877年4月，清军攻取达坂城、吐鲁番城，打开了进军南疆的门户。1877年9月，发起南疆战役，浩罕汗国派遣军事首领阿古柏部大部被歼，白彦虎率部属等逃出新疆边境，南疆全复。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对当地大多数伊斯兰信徒是相当宽宏友善。

　　3、驱逐俄军：清军收复新疆大部以后，俄军拒绝撤出伊犁。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议论”再“决之于战阵”。1880年，左宗棠坐镇新疆哈密，令3路大军挺进伊犁，对俄军形成军事威慑。为曾纪泽的对俄外交活动壮声色。最终，曾纪泽推翻已由清使崇厚与俄拟下的约章，俄罗斯同意撤出伊犁。

　　1881年初，中俄正式签定《伊犁条约》。据此，中国收回了对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则仍被俄国强行割去。至此，新疆全境基本收复。

　　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成绩卓著，它的初始则是左宗棠的屯垦。现在只是扩大其规模，完善布局。在保卫和稳定西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左公柳向后人传递的不仅仅是余荫和春风，更是表达出中国领土完整的不容侵犯，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水土保持。

　　左宗棠终于闽：

　　1 884年，爆发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彻底击溃福建水师，左宗棠又奉命督办福建军务。当年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病故于福州。著有《左文襄公全集》等。

　　有时想，如果当年左宗棠持续建设南洋水师，或者后来的甲午战败，其影响也不会那么严重。但是，清廷是腐败的，其中之一就是人才的使用。有一则故事多少表露了那些民间才子们的感慨。据说左宗堂收复新疆前，于街市见一老人高悬“天下第一棋手”匾额，便前去挑战，结果三盘皆胜。出师新疆凯旋，又见老人门前依然匾额高悬。左大人不服，与老人对局三盘，却三盘皆输。惊问其故。老人说：“上次你来，知你要远征新疆，深怕挫伤你的锐气，现在战事已平，大人得胜归来，与你探讨的就仅限于棋艺了。”关于此类“山高水更高的”劝戒，笔者少年时代常得父辈的教训。不过左宗棠作为此类传说的参照，也可见民间对他的敬仰了。

　　回瞻往事，追慕先贤，中国文化在闽湘，中国希望在闽湘，闽湘之士多努力。

　　壶公评论写于10－08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