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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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2010年03月07日08:13 来源：《解放日报》 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中国共产党新闻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环境，我们的经济总量不断攀升，我们再也不用排队领取粮票布票，我们的手里还攥着大把的美元。但是，我们的经济并没有达到可以沾沾自喜的地步。无论是中国经济的大环境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教育、就业环境依旧面临着众多挑战，中国经济的许多迷惑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答：
为什么中国的富人穷人都疯狂地存钱？
为什么中国人要把自己挣的钱送给美国人花？
为什么说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必然会聚集中国一半的人口？
为什么我们不必为中国城市的经济集聚而恐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咨询专家陆铭在其最新著作《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就为读者解答了这些问题。在这本新书出版之际，记者采访了陆铭教授，他将书中精彩的观点提前与读者分享。他提出忠告：“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人不仅需要知道来时的路，还需要选好未来的路。”驶上快车道的中国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相反，我们更应该时刻关注前面的路，因为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攸关未来走向的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来了
“几十年来，一直都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开会，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帕克不无调侃地说。他是韩裔美国人，能讲流利的汉语，陆铭说：“我猜，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着的经济，它没有十分明显的‘转折点’。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真的来临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2008年-2009年恰逢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也未能幸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难道只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 “动态”的经济，按通常说法，叫作转型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这个经济的 “永动机”。而在陆铭看来，结构调整的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布局方面有新思维。不同于其他的大国，比如美国、俄罗斯或者印度，中国只有一面靠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的时代，这注定沿海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沿地带。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发展历史里，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要大大高于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城市的经济规模差距更多地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而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则更多地受到了某种行政力量的限制。
从变化上来讲，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小于面积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扩张主要是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而且这种差别在中部和西部更大。因此，陆铭的判断是，通过城市化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更具体来说，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更进一步向东部集聚，将可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特别是当中国的城市逐步进入服务经济发展的阶段后，集聚和城市化将变得日益重要。”
另一方面，陆铭认为，中国的结构性调整需要从收入分配入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有研究已经证实，收入差距已经危害到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中国内需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同样道理，当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收入差距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探究收入差距的成因，不难发现，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是总体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有研究结论显示，当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农业人口比重更高的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必定更慢，从统计上来看， 70%-80%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可以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
陆铭说：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经济的集聚发展和控制地区间差距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会。事实上，很多研究都证实，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而加上城乡收入差距如此大地影响到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恰恰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缓解地区间差距。这条道路可能要比直接着眼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政策更有效。”
现在人们都说中国要启动内需，这个口号也提了十多年了，如果不动些结构性的东西，内需怎么启动得了？陆铭告诉记者： “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几年所做的研究工作，总结一下其实无非两句话，一是 ‘放弃集聚和规模就是放弃发展’，二是 ‘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是可以携手并进的’。”站在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重温这两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知道未来向何处去。
中国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过去三十年里，到底有没有 “中国奇迹”？
就前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是是什么制造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陆铭认为，我们过去倾向去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其独特的一面。确实，中国经济是有独特的一面，我们没有必要否定。但是，当我们把独特的一面抽掉以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增长的话，中国增长模式并非独一无二， “因为中国的增长无非就是在资本的高速积累，包括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国内高储蓄率的推动下产生的，再加上中国有人口红利，所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陆铭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的速度会放慢。因为，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在年均10%的高增长，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在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也就在3%多。”
陆铭引用了哈佛教授帕金斯的看法。哈佛大学资深亚洲问题专家帕金斯曾受邀到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他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未来，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30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他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300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表面上看来，帕金斯给出的两个判断多少有些矛盾。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来看，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超过4%，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会放慢。但如果从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标准出发，中国还可以乐观好一阵，毕竟， 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2200美元。
但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陆铭说： “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是个大的经济体。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更多是来自于东部，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作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比拿全国来比较要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比如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经达到64592元，超过了9000美元，但是，中国广阔的内地可能才刚刚进入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并且加速追赶的时期。只不过，内地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承接是在内地实现，还是进一步将人口向东部集聚，让内地人更多地在东部获得工业化的收益是关键问题所在。
当时，在帕金斯演讲结束后，陆铭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正如帕金斯所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经济结构转换 （特别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和结构转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过去30年略高于年均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在城市化被抑制的条件下获得的，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这是否可能带来一个更快的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个大国，内地进入一个加速追赶的时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国整体上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帕金斯的回答是，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工业，这样的结构转换的确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省份的追赶，帕金斯认为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更可能成为下一轮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毕竟，中国的内地省份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
陆铭认为，帕金斯的回答虽然正确，但可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劳动力流动。不错，如果孤立地来看中国的内地省份，那么，它们的确就像蒙古一样因为地处内地而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地处内陆，那就不能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国家去，通过商品的长途运输来进行国际贸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国的内地省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一个部分，只要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那么，通过让内地劳动力流动到靠近沿海的地区，就相当于内地省份拥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他忽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伴随着人口迁移。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劳动力可以在沿海地区集聚，而集聚效应持续发挥则可能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过程可能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过去30年。
陆铭说： “当我把我的想法与同事陈钊教授探讨的时候，他提醒我，我还应该谈到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确如此，如果是一个小国，它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只是短短的一环，它或者是整体上处于劳动力低价的阶段，或者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必须依靠创新来发展的阶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的地区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经济体组成，而这些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只是一点。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之后，内地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曾经有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非洲的同事就向我感叹道，来自中国的产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让最低收入的人们也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大国特征在这里尽显无遗。
把上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中国未来是否可能维持高增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将不断有大量来自内地省份的劳动力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追赶。也就是说，在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追赶”主要是指一个相当于中国的省 （或几个省）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这种追赶可能首先表现为 “内地人”的追赶，借助于劳动力转移， “内地人”的追赶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区实现。更重要的是，当现在沿海达到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逐渐扩散到内地的时候，区域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环境，我们的经济总量不断攀升，我们再也不用排队领取粮票布票，我们的手里还攥着大把的美元。但是，我们的经济并没有达到可以沾沾自喜的地步。无论是中国经济的大环境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教育、就业环境依旧面临着众多挑战，中国经济的许多迷惑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答：
为什么中国的富人穷人都疯狂地存钱？
为什么中国人要把自己挣的钱送给美国人花？
为什么说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必然会聚集中国一半的人口？
为什么我们不必为中国城市的经济集聚而恐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咨询专家陆铭在其最新著作《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就为读者解答了这些问题。在这本新书出版之际，记者采访了陆铭教授，他将书中精彩的观点提前与读者分享。他提出忠告：“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人不仅需要知道来时的路，还需要选好未来的路。”驶上快车道的中国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相反，我们更应该时刻关注前面的路，因为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攸关未来走向的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来了
“几十年来，一直都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开会，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帕克不无调侃地说。他是韩裔美国人，能讲流利的汉语，陆铭说：“我猜，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着的经济，它没有十分明显的‘转折点’。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真的来临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2008年-2009年恰逢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也未能幸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难道只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 “动态”的经济，按通常说法，叫作转型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这个经济的 “永动机”。而在陆铭看来，结构调整的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布局方面有新思维。不同于其他的大国，比如美国、俄罗斯或者印度，中国只有一面靠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的时代，这注定沿海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沿地带。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发展历史里，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要大大高于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城市的经济规模差距更多地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之下形成的，而人口和面积规模的差距则更多地受到了某种行政力量的限制。
从变化上来讲，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小于面积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扩张主要是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而且这种差别在中部和西部更大。因此，陆铭的判断是，通过城市化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更具体来说，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更进一步向东部集聚，将可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特别是当中国的城市逐步进入服务经济发展的阶段后，集聚和城市化将变得日益重要。”
另一方面，陆铭认为，中国的结构性调整需要从收入分配入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有研究已经证实，收入差距已经危害到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中国内需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同样道理，当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收入差距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探究收入差距的成因，不难发现，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是总体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有研究结论显示，当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农业人口比重更高的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必定更慢，从统计上来看， 70%-80%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可以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
陆铭说：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经济的集聚发展和控制地区间差距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会。事实上，很多研究都证实，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而加上城乡收入差距如此大地影响到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恰恰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缓解地区间差距。这条道路可能要比直接着眼于区域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政策更有效。”
现在人们都说中国要启动内需，这个口号也提了十多年了，如果不动些结构性的东西，内需怎么启动得了？陆铭告诉记者： “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几年所做的研究工作，总结一下其实无非两句话，一是 ‘放弃集聚和规模就是放弃发展’，二是 ‘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是可以携手并进的’。”站在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重温这两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知道未来向何处去。
中国经济奇迹能维持多久？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过去三十年里，到底有没有 “中国奇迹”？
就前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是是什么制造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陆铭认为，我们过去倾向去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其独特的一面。确实，中国经济是有独特的一面，我们没有必要否定。但是，当我们把独特的一面抽掉以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增长的话，中国增长模式并非独一无二， “因为中国的增长无非就是在资本的高速积累，包括外资的进入和中国国内高储蓄率的推动下产生的，再加上中国有人口红利，所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陆铭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的速度会放慢。因为，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在年均10%的高增长，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在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也就在3%多。”
陆铭引用了哈佛教授帕金斯的看法。哈佛大学资深亚洲问题专家帕金斯曾受邀到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他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未来，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30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他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300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表面上看来，帕金斯给出的两个判断多少有些矛盾。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来看，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超过4%，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会放慢。但如果从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标准出发，中国还可以乐观好一阵，毕竟， 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2200美元。
但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陆铭说： “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是个大的经济体。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更多是来自于东部，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作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比拿全国来比较要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比如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经达到64592元，超过了9000美元，但是，中国广阔的内地可能才刚刚进入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并且加速追赶的时期。只不过，内地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承接是在内地实现，还是进一步将人口向东部集聚，让内地人更多地在东部获得工业化的收益是关键问题所在。
当时，在帕金斯演讲结束后，陆铭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正如帕金斯所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经济结构转换 （特别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和结构转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过去30年略高于年均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在城市化被抑制的条件下获得的，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这是否可能带来一个更快的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个大国，内地进入一个加速追赶的时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国整体上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帕金斯的回答是，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工业，这样的结构转换的确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省份的追赶，帕金斯认为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更可能成为下一轮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毕竟，中国的内地省份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
陆铭认为，帕金斯的回答虽然正确，但可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劳动力流动。不错，如果孤立地来看中国的内地省份，那么，它们的确就像蒙古一样因为地处内地而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地处内陆，那就不能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国家去，通过商品的长途运输来进行国际贸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国的内地省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一个部分，只要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那么，通过让内地劳动力流动到靠近沿海的地区，就相当于内地省份拥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他忽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伴随着人口迁移。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劳动力可以在沿海地区集聚，而集聚效应持续发挥则可能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过程可能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过去30年。
陆铭说： “当我把我的想法与同事陈钊教授探讨的时候，他提醒我，我还应该谈到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确如此，如果是一个小国，它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只是短短的一环，它或者是整体上处于劳动力低价的阶段，或者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必须依靠创新来发展的阶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的地区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经济体组成，而这些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只是一点。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之后，内地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曾经有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非洲的同事就向我感叹道，来自中国的产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让最低收入的人们也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大国特征在这里尽显无遗。
把上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中国未来是否可能维持高增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将不断有大量来自内地省份的劳动力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追赶。也就是说，在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追赶”主要是指一个相当于中国的省 （或几个省）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这种追赶可能首先表现为 “内地人”的追赶，借助于劳动力转移， “内地人”的追赶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区实现。更重要的是，当现在沿海达到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逐渐扩散到内地的时候，区域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