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十字路口--伊朗高原

伊朗高原是亞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帶。伊朗高原由小亞細亞和高加索開始，一直向東延伸，包括現今阿富汗的絕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伊朗高原面積約250萬平方公里，其東部邊界是興都庫什山脉，它將伊朗與印度分開；其西部邊界是扎格羅斯山脉，它將伊朗高原與底格里斯河谷分開；其南部邊界是印度洋和波斯灣；其北部邊界是阿拉斯河、里海、科彼特山鏈、阿姆河以南的帕羅帕米蘇斯山。伊朗高原周圍被雄偉的高山所包圍，高原中央是遼濶的內陸盆地，沒有河流通往大海。從伊朗高原各山脉內坡流出的河流，全都消失在這個干燥貧瘠的盆地之中。伊朗農業條件最好的地區，是毗鄰兩河流域的胡澤斯坦地區，還有北部、西北部山鏈的山麓與河谷地區，特別是里海、高加索山脉的斜坡地區。 按照自然地理環境，伊朗高原可以劃分為五個特征明顯的自然地區： 一，扎格羅斯地區 二，內陸茺漠盆地或中央茺漠盆地 三，里海沿岸地區 四，古代的帕提亞地區 五，東伊朗地區
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但不管哪种假说，都说明中亚地区对于研究人类及其语言的多样性极其重要。这是笔者近十年来基于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的成果而获得的一点认识。在这一认识形成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学者外，还先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王士元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院士、金锋博士，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李辉博士，上海癌症研究所吕宝忠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等的指教。国表中所列雅弗的诸国创10：2－5中，已肯定辨识出来的是雅完(希腊)；玛各，米设，与土巴(俄罗斯)；歌篾(德国)，提拉(色雷斯，埃特鲁斯坎) 玛代(玛代)，亚实基拿(德国)，陀迦玛(亚美尼亚), 与多单(Dardanians)。他们大多数都似乎移居欧洲，一般说来，成了所谓高加索人与亚利安人种的祖先。『当然，之后，他们再散布到美洲，南非，及许多海岛上去。闪的后裔，创10：21－31特别包括希伯(希伯来人)，以拦(波斯)亚述(亚述)及后来藉以实马利，以扫，及亚伯拉罕其它的后裔(并摩押，亚们，及罗得的后裔)的阿拉伯国家。
一些含的后裔创10：6－20，都相当清楚的辨认出来，尤其是麦西(埃及)，古实(埃塞俄比亚)迦南(迦南人，腓立基人，赫人)及弗(利比亚)。虽然谱系不容易追溯，很可能黑人的各民族也是含的后裔，因为，似乎只有含的后裔才迁到非洲去。最先的巴比伦人，苏美人，也是含的族系，属于宁录的一支。
蒙古人的祖先较难找出来。但是，一些考虑似乎也显明这些民族也是含的后裔。第一，藉筛减法，因为闪及雅弗族系已经清楚找出来，其它的就该假设都属乎含族。第二，西尼人创10：17被列为迦南的后裔，可能这个名字，与中国有字源上的关联。第三，中国的古名为Cathay，有证据显明，这个名字出自 Khetae, Khetae 又可能出自赫人，赫则是迦南的儿子。第四，在身体特征及语言方面，蒙古人更像含族，与已知的闪族及雅弗族，则较少相似。这些理由当然贫弱，诚然还有极大的空间可以研究这些人及他种早期人来源，而获得丰硕的成果。若是人种学家用创世记第十章与十一章作研究指南，以代替大多数现代古人类学家及考古学家的进化论的猜想，他们无疑的能够澄清许多不能确定的地方。一位在这方面写作甚丰立论精辟的古人类学家是库斯坦司博士(Dr. Arthur Custance) Khazanov划定的中东地区包括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的游牧文化区。在现代民族志材料中，这里主要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根据地势依海拔高度迁徙，畜群种类颇有差异，包括绵羊、山羊、马、双峰驼和驴，牧民在农庄里饲养对牧埸和水源要求更高的牛，用畜肉和毛、奶、皮革制品与农民交易谷物和其它制品，谷物在饮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牧民用黑山羊毛织物制作的帐篷设立营地。以下是Khazanov对中东地区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评述。
畜牧甚至半游牧人群出现在伊朗山地和亚美尼亚高原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年代非常旱，但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游牧民。古提安人 (Cutians)和加喜特人(Kassites)似非真正的游牧民，几乎没有文献提及公元前第一千纪和公元第一千纪前半叶的流动畜牧者，这与中世纪的景象迥然有别。在古典期的小亚细亚，虽然畜牧人群随季节变化将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却不是真正游牧民；在古典期的伊朗，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的六个部落中有四个是游牧民。史料中的畜牧者虽然普遍，真正的游牧民却较少，法尔斯地区(Fars)有骆驼饲养者。其后第一批出现的游牧民是山地居民，他们给各种政治集团特别是希腊人带来冲击，被称为“流浪者”和“抢劫者”。马地亚人(Mardeans)、卡都西亚人(Cadusians)、科萨亚人 (Cossaeans)、攸克西亚人(Uxians)、埃拉米亚人(Elameans)、帕瑞塔卡人(Paraetaceni)与后来的库尔德 (Kurds)人和鲁尔人(Lurs)相似，与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也有些相似，均存在辅助性的定居和农业。在畜种构成方面，这些山地部落的小牲畜与大牲畜同样重要，但是几乎没有乘畜，几乎没有马匹，更几乎没有骆驼，文献中他们通常都是徒步的弓箭手。
出现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游牧人来自欧亚草原，但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帕尼人(Parni)、塞种人 (Sakas)、贵霜人(Kushans)、阿兰人(Alans)、乔尼特人(Chionites)、*[口+厌]哒人(Ephhthalites)等族群通常定居下来，因此并未对当地畜牧生产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洪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特别是农业城邦的崩溃和各种游牧势力的增长，导致游牧区扩大和游牧民增加。在中东地区中世纪的游牧化进程中阿拉伯人发挥的作用较之欧亚草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要小得多。游牧化以各种方式发生，最主要的方式是游牧民直接移民进入中东占有土地，这经常与驱逐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相伴随。游牧民力图保持其经济方式，但是生态环境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他们不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对单峰驼而言那里太过寒冷。在伊朗，他们局限在法尔斯地区(Fars)的西南省份，并且部分占有库泽斯坦 (Khuzistan)，游牧民的主体在库拉珊地区(Khurasan)逐渐定居下来并且伊朗化；但是突厥人带着更习惯于寒冷的双峰驼和马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塞尔柱突厥(Saljuq)征服以后。然后通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扩展。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尤其是西部) 的自然条件适宜农耕，而且中央政府往往鼓励定居，游牧业的发展颇受局限。游牧民涌人更为干旱的伊朗的浪潮持续了数百年，尤以十一、十二世纪的塞尔柱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为甚，十二至十四世纪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中央政府经常将游牧民重新组合和迁徙，因此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游牧民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导致当地孤立的农耕、半农耕族群游牧化。在阿富汗南部，十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一些孤立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在乌古斯人(Oghuz)移民和和欧亚草原游牧民入侵之后游牧业才成为阿富汗的传统经济形式。
这种游牧化的连锁反应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发生在欧亚草原，在中东地区则完成于二千年之后，是一个拖延而断续的过程，至公元第二千纪时游牧民才真正占据了全部适宜生态环境带。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游牧或半游牧亚型，来自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畜牧移民古尔于人(Gurgan)、穆格汗人(Mughan)和库拉珊人(Khurasan)的牲畜组合以绵羊和马为基础，受欧亚草原影响最为强烈。第二个亚型与骆驼饲养和枣椰种植有关，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玛克兰(Makran)和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的畜牧者，受到近东类型的影响。第三个亚型分布在山区，包括鲁尔人(Lurs)、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凯什盖人(Qashghai)、库尔德人 (Kurds)等，小牲畜饲养更为发达，但是古代大牲畜的数量较今天更多。整体来说，欧亚草原游牧民对伊朗和阿富汗游牧业的影响较之阿拉伯游牧民要大得多，许多伊朗语词汇借自突厥语并非巧合，这种影响源自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不过中世纪时单峰驼更具优势，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双峰驼则几乎遍布伊朗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原始印欧人的始居地至今未有定论，大致可以认为在东欧、南俄、西亚和中亚这些区域之间。确切可考的最早印欧人为何，至今也无定论，因为当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印欧部落姗姗进入历史舞台之时，在三大洲交接处早已兴盛多时的各文明主人都是闪含人或达罗毗图人等。安纳托里亚地区赫梯人的重新发现将印欧人的历史大大前推了一段，但仍显太晚；直至近世对丝绸之路上重新发现的吐火罗语的研究获得较大进展，学者们才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语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印欧人。
现在的欧洲固然是印欧语的天下，然而远古并非如此，至少欧洲西部和南部的远古居民不是说印欧语的，例如西欧的巴斯克人就是古代欧洲非印欧语人的遗裔，而南部的伊比利亚和亚平宁乃至巴尔干地区在凯尔特人、罗马人和希腊人迁入之前也都生活着说非印欧语的居民。这充分表明，原始印欧人绝不是欧洲的土著，而是本来位于欧洲东部或东方，后来才向西迁徙的。因此，最早的印欧人是生活在比后来更靠东的地方，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西亚两河流域的先进文明，从而激励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吐火罗语的原始性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为了在文献记载上找到最早出现吐火罗人的踪迹，学者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悠久的美索不达米亚。著名伊朗学家英国人亨宁（W. B. Henning）提出，在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上多次提到的“库提人”（Guti/Kuti）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亨宁从语言学上进行论证，将一些库提语专有名词与吐火罗语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相邻的东方有一个库提人的兄弟部族“图克里”（Tukri），这正是“吐火罗”、“敦煌”等名称在语音上的对应，而“库提”则可以对应属于吐火罗人的“龟兹”、“月氏”等名称。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则和伊凡诺夫由亨宁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作了这样的推断：早在公元前三千～二千纪，原吐火罗语便已经分化为两大互有差异的方言，这两大方言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库提语和图克里语。将公元前三千～二千纪近东的古代民族库提人（包括Kuti和Tukri）跟后代的吐火罗人（他们留传下晚至公元一千纪后期的用两种方言写成的文献材料）等同起来的观点，与吐火罗语比许多其它印欧语言更具古老性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吐火罗语从原始印欧语分离出来的年代应该定在印欧语尚未扩散出其起源地之前和安纳托里亚语分化之后，也就是说，吐火罗语独立的时间最晚在公元前三千纪初，甚至更早。分成两大彼此差异又彼此联系的群体的吐火罗诸部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迁徙，他们经历许多国家，来到中央亚细亚，一路上留下了属于公元五～八世纪的吐火罗语文献。在这样的推断下，吐火罗人在他们经过的地区——从近东、伊朗西部（在这里他们以“库提人”而为人所知）到中央亚细亚（他们最后定居在那里），也就是中亚的广阔区域内——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古代伊朗和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正可以发现，在伊朗和中国之间远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一条商路，而这条商路的主人，也就是在古代长期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正是最早的印欧人——吐火罗人。
二、吐火罗与大夏
“吐火罗”人（Tochari）最早确切出现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其中记载：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罗为首的塞人部落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灭掉了当地的希腊化王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就是吐火罗的译音。“大夏”在汉语文献中出现得很早，先秦时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并提，也是一个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如果亨宁的假说成立，那么此时出现在中国西北部的“禺知”和“大夏”正是从近东迁来的兄弟部族“库提”和“图克里”。
由于吐火罗人到达中央亚细亚的时间远早于另一支印欧人——雅利安人，因此，原始印欧人同原始汉藏人的接触最早主要是通过吐火罗人与华夏人的交流来实现的。根据以蒲立本为代表的一些汉学家对上古汉语与上古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汉语中有若干词汇系来源于印欧语（主要是吐火罗语），如“蜜”、“犬”、“剑”、“昆仑”/“祁连”以及“乾坤”的“乾”等等。将这些词汇带入汉语的，正是活动于上古东西方商路上的大夏人和禺知人，大夏与中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春秋时代（齐桓公曾远征大夏），稍后西迁；禺知则发展为强大的月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中亚到中原之间的玉石贸易。
“大夏”后来再次出现在中国史籍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被张骞称为“大夏”的那个区域在西方文献中叫做“巴克特里亚”，到了贵霜、嚈哒及突厥人入侵之时，便通称为“吐火罗斯坦”了。
三、雅利安与伊朗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印欧人中发生了著名的雅利安人大迁徙，这次迁徙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夏末商初。雅利安人与吐火罗人基本上没有太多密切的关系，两者属于印欧语中不同的两大语组（Satem与Centum），吐火罗人虽然后来的地理位置在雅利安人的东边，但由于它远早于后者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来，因此吐火罗人的语言反倒更接近西部的印欧人如拉丁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雅利安人在语言上大致对应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雅利安”（Aryan）是其自称，意为“高贵的”，盖因雅利安人迁入之地本为达罗毗图人所有，雅利安人在征服他们之后，便以“高贵者”自居。
此次迁徙主要分两个大方向，向南的一支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达罗毗图人，是为印度－雅利安人；向西南的一支进入伊朗高原，征服了亚述人和埃兰人，是为伊朗－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并带去了他们的原始宗教——婆罗门教，后来发展为印度教；伊朗－雅利安人则分为两支，西支为米底人和波斯人，分别进入伊朗高原西北部和西南部，东支通称为东伊朗人，主要进入伊朗高原东部和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后来成为波斯国教的祆教最先即是由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创立于东伊朗。约在公元前七世纪，米底人首先崛起，推翻了亚述人的霸权；不久波斯代兴，居鲁士二世于前六世纪后期统一了整个伊朗高原，建立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强大的波斯帝国；与之相对，东伊朗人则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更喜欢城邦自治的形式，像花拉子模（火寻）、索格底亚纳（粟特）和巴克特里亚等都是很古老的城邦国。后来出现的“伊朗”（Iran）这个名称，便是由“雅利安”演变而来，因此最初只是雅利安人一个部落名称的“波斯”远没有“伊朗”的涵盖面广，此外，“伊朗”将东伊朗人也包含在内，尽管两者在历史发展上很早便已分离；不过，这层含义在现代只局限在语言学中（东伊朗语支），而在其他方面，“伊朗”人显然是不能将中亚的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如普什图人、塔吉克人等等）包含在内的。
虽然同为印欧人，但雅利安人同吐火罗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区别在语言上的明显性也暗示出其在种族、文化上的差异。雅利安人是比较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吐火罗人则因东迁较早而混入不少原始的乌拉尔、阿尔泰和汉藏人的血液，白种特征已不甚明显；雅利安人较早进入定居生活，如印度、波斯等，都建立了较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吐火罗人则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商业，充当着东西交流的媒介。
四、马萨革泰与斯基泰
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势必会对早已到达中央亚细亚的吐火罗人造成影响，在两者交界的区域，部落人民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混合与重组是相当自然的。本节拟从西方史料的记载出发，结合东方文献，简要分析古代中亚地区与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有关的游牧部落。
如前所述，雅利安人南迁后，主要转入定居生活，但留在原地（即南俄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继续游牧的部落也不在少数，这些部落纵横驰骋于瀚海绿洲之间，与南方的亲缘民族保持着某种时战时和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称呼，各地是不一样的，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Scythae），波斯人则称其为“萨迦”（Saka），当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上述指称的涵义也不完全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草原之间分布着一个名为“斯基泰”（“萨迦”）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从语言上来看，这些斯基泰人可以认为是与西伊朗人和东伊朗人相对的北伊朗人，即他们说的是雅利安人的语言。但是，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也注意到，在斯基泰人的东方，还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马萨革泰”（Massagetae），马萨革泰人与斯基泰人有近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可以认为他们是与斯基泰人不同的另一个民族，后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入侵中亚时都曾与马萨革泰人作战。
公元前七世纪后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民族迁徙，马萨革泰人因受东方伊塞顿人（Issedone）的压迫，向西迁徙，击败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又将辛梅利安人（Cimmerian）赶往欧洲；追溯源头，伊塞顿人又是迫于阿里玛斯普人（Arimaspea）的压力而西移。关于伊塞顿人，我们将在下节详细分析，此处只需大致指出，这是一个吐火罗－雅利安混合部落；而对于阿里玛斯普人，则因资料缺乏，很难作具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阿里玛斯普”是斯基泰语的名称，意为“一目”，联系到《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记载有一个“一目国”，因此这个民族的存在确有一定的真实性。黄时鉴认为，该族可能是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语部落，对应于前匈奴人，西方则有学者将其比定为中国古史中的猃狁；但无论是“前匈奴”还是“猃狁”，他们都同蒙古高原直至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部落有关。分析一下此时的东方，我们发现，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吐火罗部落；当时吐火罗人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周、秦、赵都源出西戎，周人以羌部落为主，但也杂有少许犬戎成分；秦、赵则带有更多的犬戎因子，关于这方面将在后文详析，此处不赘述）。周人和犬戎的关系非常密切，秦人更甚；但进入春秋之后，犬戎便渐渐衰落，诸戎与诸狄进一步入居华夏，后来大部都被中原四周各大国吸收、同化。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曾涉流沙、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可能便是后来伊塞顿人中的吐火罗部，这次远征有可能引起大夏的西迁；又，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秦穆公曾对西戎大肆扩张，服灭八国，此举造成大批戎人向西北方向迁移，其中也可能有犬戎等部落在内。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前述将阿里玛斯普人比定为猃狁的假说，那么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和蒙古高原的汉藏人和阿尔泰人对印欧人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结果是吐火罗人的势力整体上向西北方向退缩，而斯基泰等雅利安人也因这一压力向西移动。此后，吐火罗人的另一支——月氏兴起，成为河西的霸主。
加富罗夫在《中亚塔吉克人史》中，将“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等同起来，应当说，这一分析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但从地域上来看，两者差别太大，中间还相隔有不少别的部落。不过，从名称上分析，“马萨革泰”与“大月氏”的确存在某种关系：“Massa-”是雅利安方言“大”的意思，“Getae”则可以对应“月氏”。如果我们联系到亨宁的假说，那么此处的“Getae”和“月氏”就都可以看成是“古提”（Guti）的对音，即他们与更早的古提/库提人可能存在着亲缘关系，也就是说，马萨革泰人中存在着吐火罗成分。但是从地域上看，由于夹在属于雅利安人的斯基泰人和吐火罗－雅利安混合的伊塞顿人之间，马萨革泰人不大可能是纯粹的吐火罗人，而又与邻近的斯基泰人习俗相近，因此他们很可能也是雅利安－吐火罗混合部落。
五、月氏、乌孙与塞种
汉文史籍中的“月氏”，更早的形式为“禺知”、“禺氏”等，是一个很久以来就活跃于中国西北的民族。根据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月氏语很可能是吐火罗语的一种方言，因此，将月氏视为亨宁假说中的古提人东迁到中央亚细亚的后裔之一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推测。月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大，从天山中部一直延伸到贺兰山甚至黄土高原，但它的核心则在河西地区。林梅村提出，月氏的故乡应当在天山北麓东段的巴里坤草原，从游牧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不过，月氏同许多吐火罗人部落一样，也不仅仅是游牧民族，而是过着一种筑城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生活。很可能，河西一带本来是一些小的吐火罗城邦，月氏人向东扩张征服了他们，于是月氏人的中心也移到了河西。月氏人在河西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中有很多都能用吐火罗语去解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证实月氏人原先是属于吐火罗人的一支。昭武城是月氏在河西的故都，“昭武”其实就是“张掖”的异译，两者都是吐火罗语“王都、京城”之意。“姑臧”是武威/凉州的旧称，也出自吐火罗语，它与同属吐火罗人城邦的“高昌”可能是同源词，高昌的主人姑师/车师的得名也可能与此有关。“敦煌”，在更早的史籍如《山海经》中写作“敦薨”，正是“大夏”/“吐火罗”的异译。“祁连”/“昆仑”，经林梅村考证，原来也是吐火罗语，意为“天”，它的原型与同属Centum语组的拉丁语的“天”Caelum非常相似。
说到月氏，就不得不提及乌孙。乌孙本来与月氏一道，都在“敦煌、祁连间”游牧，但乌孙的势力似乎不及月氏大，并且原来可能还附属于月氏。据蒲立本的看法，乌孙语可能也是一种吐火罗语，因此乌孙人原先也是吐火罗人的一支。乌孙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西戎中的“允姓之戎”，秦穆公所灭西戎八国中的“乌氏”可能也与之有关，联系到西戎中的吐火罗成分，蒲立本的看法显然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西戎中有斯基泰成分或者说操雅利安语的部落——在当时雅利安人的最东端大概也就在天山中部一线，因此将月氏和乌孙归入伊朗语部落似乎不大合情理，不过乌孙的居地更偏西，可能已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相邻，故而其杂有雅利安血统也并非没有可能，史载乌孙于西域诸族中欧罗巴人种特征最明显，也可作一旁证。
匈奴兴起后，击败月氏，月氏西逃，仓卒间将乌孙击破，乌孙在匈奴扶植下恢复后，发动复仇之战，彻底击破月氏，月氏西迁，引发了原居天山北麓西段至哈萨克草原的塞种部落的大迁徙；这个塞种部落，实则正可以大致对应西方史料中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由四个较大的部落组成，以阿息（Asii）部落为首（伯恩斯坦认为“阿息”就是“乌孙”，伊塞顿实乃以乌孙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其他为加兹亚尼（Gasiani）、吐火罗（Tochari）和萨卡劳利（Sacarauli），阿息和加兹亚尼分别与乌孙和月氏同源，都属吐火罗部落，而Tochari则更是毫无疑义的吐火罗人，因此，伊塞顿部落联盟中实际上只有萨卡劳利可能是属于斯基泰即操伊朗语的部落，其他则都是吐火罗部落。不过，塞种部落虽然由吐火罗部落占统治地位，但其组成中可能更大多数是操雅利安即伊朗语的萨迦（斯基泰）人部落（如萨卡劳利部落），而塔里木盆地西部曾经大部是塞种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和田、疏勒一带发现的“塞语”多被认为属伊朗语。
六、吐火罗部落与匈奴的起源
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此处不拟详细讨论各种假说，仅就与吐火罗有关的一些材料稍作探究。
匈奴的兴起是在战国末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事情，此前出现的“匈奴”字样一般认为是误文或后人追述，不能表明其时已有匈奴存在。在匈奴兴起之前，中国北方的整体形势，如《史记》所说，乃是“东胡强而月氏盛”，燕将秦开曾大破东胡，但相对于匈奴来说，东胡仍足够强大；而月氏更甚，从头曼曾将冒顿送往月氏处作人质可以推测，匈奴很可能一度附属于月氏，甚或匈奴原本就是月氏的一个属部，后来才渐渐独立。
华夏与匈奴接触时，匈奴已经到达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秦汉时的中原人都以为匈奴是发源于鄂尔多斯，其实不然。从多方面材料综合来看，匈奴的主体最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西北，那一带是阿尔泰人的发祥地，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诸族的起源地，今人多主张匈奴应属一种前突厥人，正与此相符；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说明在秦汉以前，匈奴本位于中国西北；“开题”之名令人联想到亨宁假说中的“库提”，如两者确有关系，则匈奴在南下入黄河流域之前便已与吐火罗人有所接触。
在匈奴的主体南下以前，河套、陕甘宁北部地区本为吐火罗部落所居。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马方”、“龙方”、“卢方”等部落名，这些可能都与吐火罗人有关，马方对应于后来的义渠，龙方对应于后来焉耆的龙部落，卢方则与卢水胡有关。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又名昆夷、混夷、浑邪，汉语的“犬，狗”正来源于吐火罗语，犬戎部落属于吐火罗人尚可从比较语言学上找到其他证据。犬戎后在秦及猃狁的打击下衰落，馀部一部分东迁为狄国（犬、狼、狄，实为一种），后被赵国所灭；一部分为月氏所吸收，当匈奴征服月氏后，在河西主要设有“浑邪王”和“休屠王”，其中浑邪（昆邪）即当为从前月氏属下的犬戎/昆夷部落。
犬戎之外，又有义渠。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义渠曾经是秦国的劲敌，秦国软硬兼施，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始最终灭掉义渠，义渠的馀部多北融入匈奴，其地被秦置北地、上郡，今陕西宜川本名义川，正是义渠故地之一。义渠人实行火葬，与氐羌同；义渠国中有一个地名为“郁郅”（后与陈汤一同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甘延寿便是郁郅人），很可能与“禺知”/“月氏”有关，这也暗示着义渠的吐火罗成分。当义渠国亡后，有一些义渠人留在原地（主要是北地），逐渐汉化，后来还参加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例如曾为汉丞相的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而贺之祖父名昆邪（浑邪），似乎也可以暗示其祖上的吐火罗特征；又，奉霍光之命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也是义渠人，而他曾多次出使吐火罗人的大宛、龟兹和楼兰等国，似乎也暗示他的出身与吐火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秦所灭戎国中，除义渠、大荔、乌氏等以外，还有一个朐衍，朐衍馀部可能与犬戎一样，先投奔月氏，活动于月氏东北部，后亦融入匈奴，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其地名有居延川、居延海等，居延塞则成为后来汉击匈奴的战略要地。
匈奴主体从蒙古高原西部南下后，在西面吸收了浑邪、义渠等吐火罗部落，东面则接受了不少因受燕赵压迫北徙的北狄和东胡部落如代、林胡、楼烦、山戎等，逐渐开始强大，因此与河西霸主月氏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最终，在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主体西迁中亚。依照惯例，除大月氏、小月氏外，必然还有一部分原月氏部落加入了匈奴，除前面提到的浑邪之外，后来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也是其中之一，卢水胡不是月氏的王族，但仍在匈奴国中居于重要地位——至十六国后期，出于卢水胡的沮渠氏建立了北凉国。月氏的王族可能与龙部落有关，其主体部分迁居中亚巴克特里亚，但在焉耆尚留下一个支族，焉耆王世为龙姓，后于九世纪中期迫于回鹘人的压力，焉耆的龙部落东迁至河西。
可以说，匈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以击败月氏作为契机，而后来匈奴的主要活动中心如河套、河西及西域等也都是从前月氏、乌孙及其他吐火罗部落（楼兰、高昌、焉耆、龟兹、大宛、康居等皆是）的聚居地，因此，匈奴对吐火罗文化的吸收定然不少。例如，“祁连”本为吐火罗语的“天”，月氏被匈奴击败后，其故地的“祁连山”落入匈奴之手，久之竟成为匈奴的要地，后来汉夺其地，匈奴人无不叹息，每每哀号：“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生息”，殊不知那本是吐火罗人之地。而匈奴人称“天”为“祁连”/“撑犁”也极可能是从吐火罗人那里继承，这一称呼也传给了后世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等民族，至今蒙古人仍称“天”为“腾格里”。
七、马、鹿、龙、羊、狼之族
古代的民族曾普遍经历游牧时期，而游牧民族多以某种动物来标志其族。如突厥人以狼为贵，自称“狼种”，华夏人则自命为“龙种”。
吐火罗人作为最早游牧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民族，他们的标志最有可能与马有关。一般认为，雅利安人中的斯基泰人是最早的骑马民族，马具及骑射之术也出自他们。但是，从时间上来看，雅利安人进入中央亚细亚要晚于吐火罗人，而驯马的起源更可能是在那里；再则，斯基泰地域的更明显的标志是所谓的“鹿石文化”，从其可知，斯基泰人对鹿更为尊崇。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马方”有可能即与吐火罗人有关——其时殷人尚不可能与斯基泰人接触。
大概吐火罗人很早即以对马匹的善牧和品种的改良而闻名，因此位居犬戎前沿的秦、赵之祖在其影响之下，也练得一手高超的养马与御马的本领。赵人的祖先造父即以异常出色地为周穆王驾御马车而发迹，受封于山西的赵城，同族的秦人也一并受惠，后来非子也因善牧被封于秦，其嫡支则在犬丘，与犬戎关系更为密切；非子之后为周击犬戎，立下大功，渐渐取得关中之地，因此秦人所受吐火罗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赵氏后来成为晋国大卿，分晋之后，因北与戎狄相接，遂对其大加挞伐，而赵氏本就善牧，地域的影响使其习俗也渐染胡化——赵襄子在灭知伯后，曾漆其头为饮器，此俗不见华夏，却见于斯基泰、月氏、匈奴，据此可以推测，当时赵国已与鄂尔多斯一带的月氏人有所接触，甚至有可能也接受了斯基泰人的一些风俗：由墓葬可知，斯基泰人存在将马带上角装扮成鹿的风俗，这也可折射出其对鹿的崇奉；另一方面，赵氏之后的赵高在秦二世统治期间，曾有“指鹿为马”之举（日语中仍有“马鹿”一词，意为胡说），疑此即与斯基泰人扮马为鹿的习俗有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除受到赵国北方民族的影响外，赵氏自身的戎狄因素也是很值得考虑的。继犬戎之后最强大的西戎部落为义渠，“义渠”之名可能与吐火罗语“马”有关，似也可表明义渠以马著称；而后来作为人质的冒顿逃回匈奴，也正是靠盗取月氏的宝马；凡此种种，说明吐火罗人的确与马的关系非同一般。
月氏人尤其以盛产宝马出名。林梅村认为，汉藏语的“龙”与“马”可能有某种同源关系，尤可能与吐火罗语有关——月氏人将宝马称作“龙”，正是月氏人的西迁，带走了宝马的品种，也带走了月氏人牧养、驯服宝马的专利技术——“豢龙术”，中原人从此与良马绝缘，只在传说中依稀保留着“龙”的故事。直到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才重新得知大宛的宝马，但此时他们已然忘记，这些“天马”就是他们从前传说中的“龙”。在吐火罗语中，“马”和“龙”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有些吐火罗方言的“神、帝”一词，也与“龙”有关；据此，吐火罗人与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78年在阿富汗西伯尔汗地区出土的一处大型贵霜王室墓葬表明，其中有不少与龙有关的饰物，而它们并非从中原输入。华夏人的圣物也是龙，但华夏人与吐火罗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似乎只能在黄帝部落东来以前，两者各自的龙究竟有何关系已很难推断了。“龙”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象，其起源也各异，东方的“龙”可能与鳄鱼有关，西方的“龙”可能与巨蛇有关，吐火罗人的“龙”则可能与对“马”的崇拜有关。后来属于吐火罗人一支的焉耆人即以“龙部落”为名，焉耆人的首领也被称为“龙王”。
史载，羌人主牧羊，本为“西戎中之卑贱者”，然则西戎之中当有尊贵者，联系当时情景，犬戎最有可能为其尊者。然而犬戎以犬为贵，似乎与吐火罗人的马崇拜不合。案犬、狗、狼实为一体，本来都是游牧民族羊群的保护者（至今牧人仍有牧羊犬之种），后世的高车、突厥、回鹘等都以狼为尊，似乎可以推测阿尔泰人中突厥语民族早期的崇拜物也是犬、狼；因此，犬戎有可能是吐火罗人与前突厥人的混合民族。周穆王曾伐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可证其确与狼崇拜有关，此处的白鹿则有可能与染入犬戎中的斯基泰因子的鹿崇拜有关；又，蒙古的始祖传说为苍狼与白鹿，可知蒙古核心部落的祖先也与突厥有关，而此处之白鹿则与斯基泰无关，而系出自东胡——兴安岭地区自古即有对鹿之崇拜。
八、贵霜、嚈哒与昭武九姓
月氏西迁，先居于伊犁、楚河流域一带，后在匈奴老上单于时，复为乌孙所破，于是继续南迁，进入锡尔河流域。当以吐火罗人为首的塞人部落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月氏在索格底亚纳地区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土著本为东伊朗人，被月氏征服后，王族也易为月氏人，而被统治的广大臣民则是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稍后，月氏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吐火罗人的大夏国，旋又分为五大翕侯长期割据混战，最终，约在公元一世纪中，贵霜翕侯脱颖而出，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贵霜帝国崛起时，西边波斯故地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已经衰落，贵霜遂成为中亚霸主，除占有中亚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之外，又侵占了印度北部，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及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
约在二世纪中，贵霜内乱，一部分不愿屈服于南面渐染印度传统的王朝的贵霜移民遂向东方故地迁徙，他们取道楼兰、敦煌，进入河西，少数并一直到达洛阳。这些贵霜人由于离开故地河西已逾三百年，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中亚物品来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于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便活跃于中亚与河西之间的商路上，为贵霜及中原人作贸易交流，这在敦煌、楼兰的出土文书中都有证明。这一时期正值东汉末叶，史载灵帝喜好胡物，洛阳一时胡风大盛，此即与贵霜移民的到来颇有关系。在董卓从西凉带去的部队中，除羌胡外，也有不少支胡，即月氏胡，这些月氏人可能是小月氏或卢水胡部落，也可能与贵霜移民有关。例如董卓的女婿牛辅即有手下名支胡赤儿，而出身武威的张绣也有部将名胡车儿（即《三国演义》中盗取典韦双戟、致其战死之人），他们很可能都是月氏人。另有若干支姓高僧在洛阳传播佛教，更有一部分人后来南迁到东晋加入清谈玄佛的行列，这些则肯定是来自中亚贵霜的大月氏人。
贵霜在四世纪时逐渐衰落，适值被西方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入侵。嚈哒的族源，似乎与东胡有关，蒲立本将其视为西迁的乌桓部落，余太山则将其与西部鲜卑中的乞伏、乙弗联系起来。嚈哒一度役属于柔然，后征服索格底亚纳，并于五世纪时南下击破贵霜，进而西向与萨珊波斯争雄，后于六世纪中叶被突厥与波斯联手灭掉。嚈哒馀部继续存留于吐火罗斯坦，并在后来阿富汗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纪创建的阿富汗国的第一任国王就是出自普什图人的核心阿布达里部落（后改名杜兰尼），而“阿布达里”（Abdelai）正是古代的“嚈哒”（Hephthalitai）。
自贵霜兴起以来，索格底亚纳一直是由月氏王统治下的粟特诸城邦并立着，在嚈哒入侵期间，诸王不得不暂时屈服，连姓氏也改易为“温”；后当嚈哒人的统治被推翻后，诸王又恢复其姓为“昭武”，意在重提其月氏传统——昭武为月氏在河西故地的都城。中国史籍将其统称为“昭武九姓”，但这只是一种泛指，各书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也未必只有九个邦国，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唐书》）是：康、安、曹、石、米、何、戊地、火寻、史，共计九姓。其中，康国位于今撒马尔汗，是诸国之首领，安国位于布哈拉，石国位于塔什干，火寻则是花拉子模的异译；此外，尚有穆、毕等国。大约迫于嚈哒入侵的压力，昭武九姓国人曾在四、五世纪时大量东移至河西，有许多粟特人聚居于北凉的首都姑臧，北凉的统治者沮渠氏出自卢水胡，双方的接近似乎也可以通过与月氏的亲缘关系来加以解释。北凉国灭于北魏后，姑臧有大量的粟特人被俘，为此粟特王还派特使来觐见太武帝，请求予以归遣。
九、九姓胡、突厥与安史之乱
昭武九姓的粟特诸城邦是祆教的主要信奉地区，而粟特的商人和武士——统称“九姓胡”则更是闻名于天下。当突厥兴起占据中亚两河流域之后，九姓胡纷纷进入突厥上层，对突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厥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但在建立汗国后不久，开始信仰祆教，史载“突厥事火”，虽然这有可能是突厥本身的固有习俗（突厥实行火葬暗示其有较强的印欧背景），但对拜火之祆教的信仰则是受之于九姓胡。突厥建国初期，尚无文字，此时即通用九姓胡之粟特文，后来后突厥人创立的突厥文字，据研究也是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发明的。在突厥统治中亚期间，九姓胡在突厥国中的地位颇高，由此也因与突厥通婚而产生了大量“杂胡”。唐破突厥后，将其部落人民徙居鄂尔多斯一带，而其中的“六胡州”则主要是九姓胡的聚居区。至八世纪，虽然相隔遥远，中国北方的九姓胡仍然与中亚故地的同族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随着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而加剧。史载九姓胡诸国曾数次向中国请求派兵协助抵抗大食，然而此时的大唐已是有心无力，于是有不少落难的粟特移民东逃，以躲避阿拉伯人的统治——其时大唐的北部本已充满了归降的突厥、契丹、高丽等各类胡人，这对于西来托附的九姓胡来说无疑是一处绝佳的避难之地。
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之下爆发的安史之乱在唐王朝宫廷政治斗争之外又表现出文化与种族这一巨大冲突的复杂性。应当说，蕃将与内相的矛盾由来已久，其激化乃是动乱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满布胡人的北方地区早已潜在进行着的胡化进程却是这次动乱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动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杂胡：安禄山本为康国人，其母为突厥阿史德人，其义父为安国人，故禄山改姓安；史思明则是母为九姓胡，父为突厥（阿史那之“史”，也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国之“史”）。这种杂胡的出身使他们精通多种胡语，有利于多方联络各种胡人势力，从而更加壮大其反叛事业。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就曾多次利用九姓胡的商会来培植、拓展他的势力，提高他在胡人中的声望，近似的文化与种族使得北方胡人内部的认同感在其首领的努力之下更为增强，以至于安史之乱平定半个多世纪后，处于藩镇割据状态的河北幽燕地区仍尊安、史为“二圣”。
安史之乱同西晋的刘石之乱有不少相同之处（安禄山和刘渊都曾在中央朝廷进行过深入的活动，嗣后再返回胡人地区兴兵举事）。它们其实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叛乱，而是种族与文化上聚集起来的巨大差异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后者开启了“五胡乱华”，形成东晋十六国甚至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前者则开启了中唐以后藩镇割据乃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有所不同的是，刘石之乱导致汉族政权在中国北方无法再立足，因此他们及其他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后来都得到了史家的承认，而安史之乱虽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唐廷后又收复了长安，将叛军局限在河北，因此在名义上唐朝得以在中原再延续下去，实则河北诸镇仍然各自为政，内部也继续承认安、史的正统地位，因其地胡人居于强势。唐朝的中央朝廷也屡次想兴兵讨伐，打破这种分裂局面，但无一成功，一则朝廷被宦官把持，皇权不稳，二则河北自身的向心力也不大——汉化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九世纪的黄巢之乱使这一平衡崩溃，党项、沙陀等都借平乱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源出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唐宋之间中国的走向。
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别部，薛宗正认为其可能为突厥化的月氏人部落；其首领本姓朱邪，即出自“处月”。沙陀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后来的沙陀人主要有三个部落，称为“沙陀三部”：沙陀、安庆、索葛，其中安庆、索葛都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索葛”的名称更是直接与“索格底亚纳”/“粟特”有关；安庆、索葛部主要由六胡州地区的九姓胡人组成，而沙陀本部则由东迁的处月部组成。在五代时期，我们看到有不少九姓胡的姓氏，如安、米、何、史、石等，这正是沙陀人中有大量九姓胡的表现，这一现象似乎也能佐证沙陀与月氏的关系——九姓胡也与月氏有紧密的联系。五代中，除后梁是由原黄巢叛将朱温建立外，其馀四代的建立都与沙陀有关，其中后唐和后汉的统治者更是地道的沙陀人。史载后唐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太保，实则为十三位义子（案养义子之风从唐初一直流行至宋初，其实本为突厥等胡人之风俗），其中最骁勇者为李存孝，本名则为安敬思，原先正是六胡州的九姓胡，其馀如康君立、安重荣、石敬瑭、史建瑭等，都为昭武九姓胡人；而李克用有绰号名“碧眼胡”，则可证明其仍保留着若干印欧人的体质特征。
十、匈奴石赵与突厥石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石姓的王朝，一个是十六国时由石勒建立的后赵，一个则是五代时由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前者为羯族，出自匈奴别部；后者自托沙陀，出自突厥别部。这两个“石”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不为人注意，其实，两者都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有关。
羯人的来源，至今仍不明朗，不过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羯”、“赭石”等与中亚石国（塔什干）有关。据《晋书》的记载，入塞的南匈奴有十九种，其中的羌渠、力羯当与羯人有关，“羌渠”可能即是“康居”的异译，而康居正是月氏西迁的初居地，昭武九姓与康居等一样可能原本就是月氏人内部的部落名。据此，羯人有可能是月氏中的一部，在匈奴征服月氏后，羯人归降，成为匈奴别部。羯人以“高鼻深目多须”著称，这是很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想月氏人的外表应当与此相类，但由于匈奴的兴起，汉人极少同月氏人直接接触，因此在汉文史料中看不到对西迁前月氏人容貌的描述，而其对匈奴人的容貌则未有显著的议论，以此推知匈奴本部的种族当非白种，而与中原人相差不大。可以参证的是与月氏人近似的乌孙人，汉人对它感觉到的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似乎说明西迁之前的月氏人也当与之相近，同属欧罗巴人种。石勒的继承者石虎字季龙，按照北朝胡人常将其本名（胡名）作为汉名的字的惯例，石氏羯人似乎与“龙”关系密切，而如前所述，月氏人也是崇“龙”的民族。羯人与月氏的关系还可以从宗教上发现证据。史载，当冉闵欲专国政之前，石虎的旧部曾计划刺杀冉闵，他们率领三千甲士“伏于胡天”，此处的“胡天”，正是火祆教所崇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因此，羯人的宗教本为火祆教，而火祆教此前从未传入过中原，也不见于匈奴，故其只能是羯人在归降匈奴之前的固有宗教。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宗教信仰，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但从大月氏西迁中亚后很快便接受火祆教这一现象来看，原先月氏人中很可能已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羯人即其中之一。又，长期研究中亚七河流域塞人遗存的苏联学者伯恩斯坦提出，七河流域很可能是原始火祆教的起源地之一，那么从地域上看，月氏、乌孙等吐火罗部落中亦存有信奉火祆教的部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传统史家多将后唐、后晋、后汉皆称为沙陀人的王朝，其实，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并非沙陀人，而是随沙陀本部东迁的中亚九姓胡，从其姓氏来看，当同石勒一样，亦出自石国（塔什干），岑仲勉早就指出此点（《隋唐史》），惜至今未引起重视。不过虽然统治者为九姓胡的石国人，后晋在整个国家特点上确实与前后两个沙陀人的王朝没有多少不同，都是沙陀与九姓胡人相结合的政权，汉人的势力虽也不小，但毕竟不占统治地位，不过，汉化的趋势却是与日俱增，汉人将领的权力也逐渐加大，到后汉末，出身沙陀军人的汉人郭威逐渐得势，掌握了政权，建立后周，汉人才又夺回对中原的统治权，然而，燕云十六州却已经被石敬瑭割给契丹人，华北的门户从此大大洞开了。到了辽宋对峙的时代，昭武九姓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不过，“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北宋的毕昇，似乎竟然是一个来自昭武九姓中的毕国胡人，而导致这一发明产生的直接动因，则很可能与摩尼教的传播有关，不过，cinason的这一猜想过于武断，目前尚无坚实之证据，其证实或证伪只有等待更新的发现了（参见：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

1月16日 11:42 |添加评论 |发送消息 |引用通告 (0) |写入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