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们为何失信于人？ 张雪忠（上海）

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们的观点频频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谴责。当这些经济学家与他人发生争论时，大多数人都站在后者的一边。著名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本文将以吴敬琏先生“对拆迁房屋无需按市场价格补偿”及张维迎先生“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为例，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失信于人的原因：“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不但存在严重的思维缺陷（吴的观点），而且试图混淆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区别（张的观点）。
对吴先生“拆迁房屋无需按市场价格补偿”的观点，不少人已经做了极有说服力的批评。笔者只想指出，吴敬琏先生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他提出的规则无法适用于除拆迁以外的同类情形，因而必定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假设两个人原本住在同一拆迁区域，一个人在拆迁计划出台之前便将房屋以市场价格卖出，另一人则只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拆迁补偿。正如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人房屋的升值，是“由于城市发展的结果”。但人们不免要问：前者可以保有全部的增值部分，后者为何不可以？
再假设人们购买拆迁土地上的新建房屋后，政府规划在此新建小区附近建一公园和地铁站，房价因而大增。试问，我们是否具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将这些房屋因“城市发展”而升值的部分从新业主手中收回？或从开发商手中（假设新建房屋尚未售出）将这些升值收回？如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当然有理由问问吴先生，为什么只有拆迁户不能保有城市发展的成果？
不幸的是，这种严重的思维缺陷，在一些有影响的法学家身上也曾得到过悲剧性的显现。在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中，著名的民法（主要涉及私人权利的法律）学者江平先生“掷地有声”地质问著名的钉子户：“你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可见，即使是的“著名的民法学家”也不一定明白，在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去拆除他人既存的私有房产时，应该由拆迁者证明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不应由被拆迁者证明公共利益的不存在。被弟子们誉为“民法学泰斗”江先生，似乎更应该去质问那些强制拆迁的人：你们说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一个毕生研究市场的人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市场，另一个毕生研究权利的人又如此轻易的否定了权利，这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在中国，确实有一些学者因为越来越有影响，便越来越不愿正视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他们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接近权力，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智慧。这些人在受到质疑时，已经不屑于进行辩论，而只是高喊：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
“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其实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人们当然不能通过投票来推翻一个“正确”的观点，但这个口号并未说明，应该由谁决定一个观点必定是正确的。笔者承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这个口号仍是有一定价值的。经济理论如果要保有一点科学属性，就必须致力于解决“什么是”，以及“如果怎样，就会怎样”之类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的问题。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正确的观点的确不用投票”，人们甚至应该鼓励少数人敢于质疑多数人的观点，或坚持多数人所反对的观点。
但不幸的是，张维迎先生不是在其理论观点，而是在其政策建议受到质疑时喊出这一口号的。政策制定不但涉及“什么是”的问题，更涉及“应该怎样”的问题。理论尽量远离价值，政策则必然包含价值。政策不但包含科学因素，而且也包含伦理因素。一个经济学家不能一边主张“人们应该喜欢牛肉而不是土豆”，一边说自己这种“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
在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个很可怕的倾向，那就是将理论的合理性与政策的合理性混为一谈。尽管政策往往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两者仍有巨大的区别。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阐述范围（Realm of a theory），一项理论上的结论必须建立在诸多假设性前提之上。而实行一项政策的实际环境则永远也无法假设，实际情况是否符合理论假设因而也是不确定的。就理论和政策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说，理论的合理性并不能保证政策的合理性，而政策的失败也不一定能推翻理论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一名经济学家（不管他多么著名）并不应比一个普通人拥有更多的经济决策权，或者说公共决策过程对政策的正当化作用，是理论阐述所不能替代的。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因为理论观点而受到质疑，也许他们值得质疑的理论观点实在太少了。丁学良先生曾说过，大陆真正算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不超过五个，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及国外研究生的水平。丁先生的话只是其个人之见，但似乎却与许多人的经验感受相吻合。
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建树的贫乏，并不影响他们频频在经济政策方面摆出一副舍我其谁、说一不二的姿态。这也许是著名经济学家们失信于人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要重获人们的信任，似乎应该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更加专业一些，在经济政策建议方面更加谦逊一些。
作者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