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的“紫禁城”

2007年 08月 16日 08:40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郭台铭的“紫禁城”

Jason Dean

　　深圳郊外，穿过一个有门卫看守的大门，便进入了一家工厂，其规模之大可跻身世界前列。在几十座厂房中，苹果公司(Apple Inc.)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的个人电脑、摩托罗拉(Motorola Inc.)的移动电话以及任天堂(Nintendo Co.)的视频游戏机Wii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科技产品正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但这座大工厂的东家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却是家本行业之外鲜为人知的企业。

　　这家工厂约有员工27万人，几乎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总人口，它生动体现着鸿海精密创建人郭台铭(Terry Gou)的雄心壮志。在当今这个制造就等同于外包的时代，将全球的电子产品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大陆方面，郭台铭的手笔之大无人能及。几乎是在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郭台铭已将他的公司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

　　鸿海精密的收入过去10年每年都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去年达到了406亿美元。今年的收入预计还将增加14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摩托罗拉公司一年增加的收入，相当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Corp.)的年营业额。

　　在鸿海精密的崛起过程中，56岁的台湾人郭台铭一直保持着低调。他认为，过分抛头露面会给竞争对手造成可乘之机，并有可能疏远自己的客户。郭台铭日前在鸿海精密的的台湾总部接受采访时说，他恨自己的名气。这是郭台铭2002年以来首次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此前5年多的时间他一直对《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要求置之不理。“我们的规模是这么大，没有什么能隐瞒的，”他说。

　　鸿海精密及其在深圳的巨大工厂为人们了解颇为神秘的中国制造业提供了一扇窗口。保密性是合同制造商的一个卖点，没有他们的配合其客户要想使自己的产品和商业计划不为外界所知是办不到的。在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中国产问题产品丑闻中，产品生产过程不透明也是个颇受诟病的问题。美国公司与其供货商的关系经常处于保密状态，这增加了政府监管部门追查有缺陷产品来源的难度。美泰公司(Mattel Inc.)最近就以正在进行相关调查为由，拖了差不多一周才说出为它提供问题玩具的中国公司是谁，这家公司在为美泰生产的玩具上使用了含铅涂料。

　　鸿海精密并未牵涉到这类丑闻中，分析师和业内人士称，郭台铭将他的商业判断力与持之以恒的质量控制和极具竞争力的定价成功结合在一起，这才造就了他繁荣兴旺的制造业帝国。鸿海精密在台湾上市，其与客户交往时使用的是富士康(Foxconn)这个名称，该公司的市值达430亿美元，相当于其全球十大竞争对手的市值总和。郭台铭本人和鸿海精密还控制着一系列单独公布收入的关联企业。鸿海精密一位发言人说，郭台铭的身价目前约为100亿美元。

　　鸿海精密一向不对外界透露其客户的名称，不过在该公司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中文报告中会出现过其部分客户的名字。鸿海精密及其关联企业不仅为苹果公司、任天堂、惠普和摩托罗拉生产产品，还为诺基亚公司(Nokia Corp)生产手机零部件，为索尼公司(Sony Corp.)生产PlayStation 2游戏机，为戴尔公司(Dell Inc.)生产电脑零部件。这些公司都未隐瞒它们与鸿海精密的合作关系。据台湾的分析师说，鸿海精密目前是苹果公司iPhone的独家供应商，是该公司iPod为数不多的几家供应商之一。苹果公司承认鸿海精密是其供应商，但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

　　郭台铭企业帝国的核心就是他在深圳那个高墙环绕的生产基地──占地约1平方英里的龙华科技园区(Longhua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除客户外，很少有外界人士能涉足这里。参观该园区的记者会被挡在一些保密区域之外，并且仅限于在一些指定的地点拍照。

　　除了拥有众多装配线和职工宿舍外，龙华科技园区自己还拥有一支消防队、一家医院并有一个专供员工使用的游泳池，只要郭台铭在深圳，他每天早晨都会到这个泳池游上几圈。在龙华科技园区这个企业城的主干道两旁，餐馆、银行、杂货店和网吧一应俱全。遍布园区的500多个露天大屏幕电视则不停播放着健身操、安全教育节目以及富士康电视台(Foxconn TV)自己制作的公司新闻。甚至园区的下水道井盖上也印有“富士康”字样。

　　银行家出身的李金明(James Lee)在龙华科技园区实际上扮演着市长角色，他是1998年被郭台铭挖来负责管理这一生产基地的。每天在园区内的10处大型员工食堂提供15万份以上的午餐就是件很令李金明头疼的事，每顿午饭要用掉10.6吨大米。他负责的工作还有景观美化、工作服采购、兴建职工宿舍以及员工招聘等工作，用工高峰时园区每天招聘的新员工多达3,000人。他手下光保安就有1,000多人，他们负责维持秩序、阻止访客未经允许参观园区的敏感地区。李金明说，园区管理部门还要负责纠正新员工乱丢垃圾的毛病。

　　他在园区内一家餐馆接受采访时说，除了生产问题，园区内的大事小情自己都要管。品着一杯“富士康咖啡”的李金明开玩笑说，“你想干这份工作吗？”

　　龙华科技园区的规模目前还在迅速扩大。李金明说，他们从未想过公司会发展得这么快。

　　龙华科技园区和鸿海精密上下到处弥漫着郭台铭的个人色彩。极富个人魅力的郭台铭在下属中很有威信，他以军阀的铁腕管理着鸿海精密。他右手腕上戴着一串念珠，这是他从一处成吉思汗庙中得来的。郭台铭称这位13世纪的蒙古征服者是位英雄人物。

　　他说：“我总对员工们说，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

　　郭台铭将提升鸿海精密竞争力的努力与该公司特有的业务模式结合了起来，这一模式就是所需配套产品尽可能多地在公司内部解决，将外购零部件的费用省下来。郭台铭的一位同行几年前在讥笑他这种千方百计削减成本的热情时曾说，郭台铭手里攒下的硬币就值20亿美元。

　　龙华厂的工人24小时不间断地在组装线上倒班工作。他们的工资按发达国家标准少的可怜，但却足以在中国招募到一批又一批的新工人。该厂最基础的组装工作每小时报酬为60美分，与法定的最低工资持平，不过工人加班可以拿到高一些的工资。工厂为工人提供餐食补助，大多数工人住在厂区围墙之内或厂区之外的免费宿舍中。

　　去年英国一家小报曝光龙华的工人待遇糟糕，特别是那些为苹果公司生产iPod的工人（与此同时，苹果公司报告称龙华有近七分之一的工人生产其产品）。在这篇英国报导之后，鸿海又遭到中国媒体的抨击。

　　根据苹果公司去年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该公司派出的一个调查组在龙华发现诸多违反供应商行为守则的做法，其中包括三处厂外宿舍过于拥挤。按照苹果公司的要求，供应商应将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控制在60小时以内，除非有紧急情况发生。但据苹果公司的估计，龙华三分之一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此限制。不过没有发现强迫加班的证据。报告称，苹果认为鸿海总体上遵守了行为守则的“主要方面”。但苹果拒绝就报告进一步置评。

　　鸿海高管表示，他们手下工人的条件要好于中国的平均水平，这也是公司能够吸引到新工人的原因之一。该公司称，已在厂区内建造了新的工人宿舍，并已采取其他措施解决苹果公司发现的问题。郭台铭愤然否认了那些批评报导。

　　鸿海是由郭台铭1974年开办的公司发展而来。7,500美元启动资金中有一部分是向母亲借的。一开始他在台北附近生产黑白电视机的塑料调频旋钮。

　　80年代初期，郭台铭开始涉足个人电脑行业，事业随之开始起飞。他最早是生产电脑的接口线，这种配件相对简单，但使用广泛。虽然不太懂英语和日语，但不久郭台铭仍然开始了他在美日市场寻找客户的旅程。郭台铭说，在八、九十年代期间，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驾车穿梭于美国城市之间，以致于能对丹尼斯(Denny's)连锁餐厅的菜单倒背如流。

　　随着订单增多和在台湾的生产成本飙升，郭台铭于1988年在土地和劳动力都很便宜的大陆开办了首家工厂。与此同时，两岸间持续数十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大陆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经济改革。这时候郭台铭看中了深圳这处靠近香港的中国市场改革前沿。

　　郭台铭利用深圳这块规模尚小但发展迅速的业务来招揽潜在客户。时任戴尔公司亚洲采购部负责人的方国健(Max Fang)透露，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 1995年到访华南时，郭台铭以安排戴尔与他熟识的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为交换，获得驾车送戴尔去机场的机会，然后郭台铭又在途中安排了一次戴尔参观他工厂的小插曲。

　　当时戴尔公司尚未跻身全球五大个人电脑厂商之列，而鸿海也还未生产戴尔直接购买的零配件。早在1979年就认识郭台铭的方国健称，郭台铭看准戴尔是颗明日之星，因此一心想与他结识。分析师和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鸿海已成为戴尔最大的供应商之一。郭台铭台湾办公室内至今还挂有戴尔公司创始人的照片。

　　就在同一年，郭台铭拿下了一块更大的地皮，后来发展成为龙华厂。当方国健1年后到访时，这家厂仅有不到一千名工人，而管理人员以20英尺的集装箱为家。

　　此行给方国健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戴尔和其他电脑公司倾向于向不同供应商购买零配件然后在自己的工厂组装。而郭台铭已建立了一条龙式的生产线，从电脑包装的原材料采购到组装成成品等大多数工序都包括在内。

　　美国加州市场研究机构iSuppli Corp.分析师亚当·皮克(Adam Pick)称，这些年来，郭台铭将越来越多的电脑零配件纳入到产品序列中来。凭藉自产零配件，鸿海得以在降低产成品价格来打击竞争对手的同时而又不损害自己的总体利润。到2000年，郭台铭手下有近3万名工人，营业收入突破30亿美元。郭台铭还在将他那种“一应俱全”的经营策略覆盖到其他产品领域上。鸿海早年成立了一家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如今成了全球最大的独立手机制造商。他2003年开办的一家公司如今是液晶显示器业内的领军制造商。去年鸿海还收购了一家重量级的数码相机生产商。

　　如今鸿海有时是生产一件产品的大多数零配件，并以成品的形式提供给客户，有时则直接面向零售商和消费者出售产品。

　　现总共有45万名员工在郭台铭遍布大陆的十几个省份的工厂效力，此外出于将生产地向消费者靠拢的需要，他在匈牙利、墨西哥和巴西等全球各地的工厂还有数千名工人。鸿海公司成为捷克共和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几年前郭台铭还在那买下一座城堡。鸿海在向越南、印度扩张的同时，还在向其他行业渗透，其中就包括汽车零配件行业。

　　随着鸿海精密的规模一天天壮大，要想凭一己之力直接管理这家公司，几乎是不可能。面对这种情况，郭台铭以自身个性作为基础，培养了鸿海精密的企业文化。在龙华科技园，郭台铭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合影被放大镶嵌后悬挂在显眼处，而在工厂书店销售的郭台铭转记中，也能看到他的照片。

　　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那里得知，郭台铭身先士卒，不仅确保产品按时出厂，还必须满足客户需求。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到了晚上依然驾驶着一辆配备了自行车铃的高尔夫球车在龙华园内巡视，数十年如一日。他会时不时停下车，或是抽查生产线的运转状况，或是帮助工人维修设备。

　　公司经理往往被要求阅读并背诵一本名为“郭台铭语录”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领导者必须具备为了大众利益而充当独裁者的决断力。会议期间，郭台铭往往站着发言，一边说一边用笔在旁边的大纸版上勾画。他一方面鼓励与会者积极讨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某人的发言太过愚蠢，他可能会命此人起身立正。“他会说，我这不是在惩罚你，因为我也站着，”鸿海精密的一名高级经理说。

　　业内管理者和分析师都说，当客户把一条生产线外包给鸿海精密后，便会把更多的生产线外包给他们。方国健说，这就跟做什么事儿上瘾似的。方国健2002年离开戴尔，现在经营着一家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与鸿海精密共同投资了一家机器人玩具生产企业，名为Ugobe Inc.。

　　对于鸿海精密的竞争对手而言，他们怕是很难望其项背。四年前，鸿海精密的收入尚不及纳斯达克上市企业伟创力国际(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 Ltd.)，后者稳坐业内头把交椅已有数年之久。而如今，即便伟创力国际于今年6月宣布与加州企业旭创(Solectron Corp.)合并，二者收入相加也仅为鸿海精密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鸿海精密也有其不足之处。分析师指出，由于缺少产品设计方面的能力，该公司无法在笔记本电脑生产领域傲视群雄。此外，它所从事的合同制造领域也存在一定风险，不仅竞争激烈，利润率也不高。虽然拥有众多客户，但鸿海精密却对其中的一小部分十分倚重。在科技行业，单一产品线既可以成就、也可以毁掉一家企业，其供应商的祸福命运往往也悬于一线。不仅如此，鸿海精密还面临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将收入增幅提升至投资者所期望的水平。

　　鸿海精密如此庞大的摊子也带出了一些问题。李金明说，龙华工业园的建造速度很快，但规划设计却不够完善。随着人员的不断涌入，如何保证工人能够在不同地点间顺利流动都变成了一件难事。李金明谈到，他曾考虑在园区内建一条小型铁路，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太难实现。他说，理想的场所面积应该只有现有占地的四分之一，员工人数最好也只有现有数量的三分之一。

　　园区发展到现有规模，不是什么好事，他说。除龙华园外，李金明还负责为鸿海精密建造其他大型工厂。

　　鸿海精密管理者和外部分析师指出，该公司之所以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活力，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将业务分散给手下诸多小规模、半自治式子公司的举措。郭台铭说，他想更新龙华现有设备，希望能承担研发这类更加高端的业务。这意味着它将把旗下制造业务转至中国其他地区。

　　龙华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在休息和交接班时，却能看到另一番景象。近来的某个午餐时间，室外阳光明媚，数千名工人推挤着涌出车间，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餐厅，有的则步入工厂书店。人行道边，是一队拖着行李刚进厂的新员工。

　　多数工人都身着制服，服装颜色不同，代表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也有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还有人两两成对，手牵手在园中散步。这些工人中，最年轻的不过16岁。

　　20岁的周如青（音）是位和蔼可亲的姑娘，她刚刚在龙华待满一年，是某组装线上的质量监督员。她与男友住在厂外的一间小公寓，男友也在龙华上班。

　　周如青2005年高中毕业后离开了四川农村，来到深圳打拼。作为一名中级组装线工人，包括加班费在内，她每月能挣230美元。（工人进厂第一年，若不加班，月工资仅为90美元）此外还有每月60美元的房补和饭补，以及医疗保险。在深圳，这样的工资还是能够满足生活的，周如青个人每月承担房租还不到60美元。

　　另一名龙华员工萧先生，三年前刚从华中一所技术学校毕业，随即便被鸿海精密招来。他进厂时从组装工干起，起薪为每月44美元（按现今汇率换算）。要是一个月工作30天，他每月最多能拿到157美元。“那时我真的太累了，忙得都没有时间休息，”他说。

　　如今萧先生已经获得了晋升，基本工资也翻了一倍，虽然工资总数没太大变化，但他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他说与去年媒体接二连三地进行质疑报导时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不少，只是“变化还不够彻底。”萧先生现在每周工作六天，剩下一天用来学习和充电，希望能得到另一份职位。

　　郭台铭在鸿海精密的角色也正逐渐发生着变化。他表示，虽然自己目前仍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重点已从以往的日常例行工作转移到了重大战略问题上。他还更多地关注于慈善事业，曾承诺最终将捐出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同时郭台铭也把更多时间用在了处理一系列生活变故上，他结发多年的妻子2005年去世，上月，他的弟弟（生前曾是鸿海精密某关联企业的负责人）又因久病不治，最终离他而去。

　　郭台铭已开始在鸿海精密寻找接班人，重点对象是那些年龄在35-45岁左右的员工。他还开始要求手下的高级经理在各自子公司独揽专权，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身实力。郭台铭不大可能从家族成员中挑选继任者，因为膝下一子一女均不在鸿海精密就职。

　　他说他之所以作出现在辞职的决定，是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干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干隆在位时大大提高了清朝国力，使得当时的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最为富强的国度。但在其执政晚年，决策出现失误，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这个朝代的灭亡。“他控制整个中国长达60年，”郭台铭说，“可他在位时间太长。我想休息休息，把更多机会和责任留给年轻人，虽然我自己还不老。”

　　来源：http://cn.wsj.com/gb/20070813/ffe175553.asp?source=rss

2010/05/26 14:32:59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图片：走进富士康厂区

世界最大的合同制造商鸿海精密鲜为业外人士所知，其位于深圳的巨无霸工厂生动体现着创始人郭台铭的雄心壮志。2007年，《华尔街日报》记者曾探访过这座工厂。2010年，鸿海大陆子公司富士康发生的一连串的自杀事件使这里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Google Earth, WSJ Research 随着鸿海精密的不断成长，龙华科技园区也在日益扩大。除客户外，很少有外界人士能涉足这里。照片摄于2007年。

Jason Dean 照片摄于2007年。在几十座厂房中，27万工人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科技产品。

Jason Dean 2007年，共有45万名员工在郭台铭遍布大陆的十几个省份的工厂效力，为各大厂商代工生产知名品牌产品。

Jason Dean 鸿海精密在台湾上市，与客户交往时使用的是富士康(Foxconn)这个名称，连园区的下水道井盖上也印有“富士康”字样。照片摄于2007年。

Jason Dean 除了厂房和宿舍，园区里面还有一支消防队、一家医院，并有专供员工使用的游泳池和篮球场。照片摄于2007年。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富士康深圳厂区一幢员工宿舍楼外景。照片摄于2010年5月10日。如今，鸿海因其商标“富士康”(Foxconn)而闻名，它在中国大陆雇有员工近80万人。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一名工人在宿舍内休息。在富士康，通常是8-10名员工共享一间宿舍。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照片摄于2010年5月10日。午餐时间，员工在厂区食堂就餐。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照片摄于2010年5月10日。富士康一条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工作。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照片摄于2010年5月10日。一名员工在咨询室里与心理医生交谈。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在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在厂区设立了发泄室。图为一名员工在用大棒敲打不倒翁。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富士康员工在厂区内的一排ATM机前排队取钱。

Wang Yishu/ChinaFotoPress/ZUMApress.com 照片摄于2010年4月30日。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员工打卡下班。

AFP/AFP/Getty Images 2010年2月22日，富士康的新员工招聘现场，求职者排队应聘。

Fang Yingzhong/Color China Photos/ZUMA Press 一名来自贵州，年仅19岁的求职者在富士康的招聘现场。

我们不需要富士康!

陈杰人

2010-05-25

    　 就在国际国内舆论对富士康集团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员工跳楼案保持密切关注之时，5月25日凌晨，该公司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起员工坠楼事件，多起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拥有80万员工的超级制造企业，富士康集团如果偶尔发生一两起员工意外死亡或者自杀事件，还是可以体谅和理解的事情，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该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连发“十一跳”，无论如何不能再用偶然、意外、突发、遗憾等字眼来解释。毫无疑问，在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故背后，有着很多富士康集团脱不开干系的必然因素。

    　 首先，媒体的既有揭露和网友的卧底调查都表明，富士康公司存在大量、经常性超强度加班的事实，虽然这种加班以员工签署的“自愿”协议为依据，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在资本决定一切的环境下，那些自愿加班无非就是资本的诱使或者逼迫，充其量不过是“被自愿”，这种加班现象的实质，就是变相榨取员工的血汗。

　   其次，大量报道还表明，富士康集团对员工实行严酷的高压管理，它不仅雇佣打手性质的保安对员工进行残酷驱使和压制，而且无理限制员工的正常交谈，让员工生活在一种类似集中营式的环境下。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只要一家公司没有对员工进行看得见摸得着的残酷压榨，就不能称之为血汗工厂，但实际上，劳动者作为人的权利，远不止一滴血一把汗那么简单，每个员工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表达自由、适度沟通、利益诉求等，都应当成为评价劳动者权利的重要指标。富士康也许没有对劳动者的肉体进行摧残，但它对员工的心理强制，何尝不是另一种压榨？

    　笔者注意到，直到富士康发生“十连跳”事件为止，该公司及其所有人和有关高管，从未就此正式道歉，虽然包括郭台铭在内，有关人员有过一些表态，但那充其量还只是换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能让人们感受到其责任意识和自省、自咎意识。这样的态度表明，和媒体与公众的密切关注相比，富士康其实对这些事件漫不经心。

    　也许在富士康看来，别说是十一连跳，哪怕就是一百跳、一千跳，它都有资本和资格保持沉默与漠视。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有80多万员工，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每天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排着队”前往中国公司应聘；它所创造的出口额，占到了全中国出口总额的4%，这也让它有资本保持和公共管理决策层的抗衡。

   　 有关富士康员工自杀潮的原因，很多观察家在很多媒体都有很好的评论，我也赞同其中多数观点，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劳动行政部门监察不力、工会组织形同虚设、资本实力凌驾法律和道德之上等在内，都是导致富士康现象的深层次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对迄今为止广东当地劳动部门怠于职守、工会机构漠不关心等现象深感寒心。可以说，直到今天11连跳发生，真正在与富士康对抗的，除了媒体，还是媒体。

    　 不过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我们必须在分析成因的同时，须臾不能忘记富士康集团的血汗工厂本质。不管是它对员工的心理摧残还是对员工的变相榨取，都是导致员工自杀频发的直接原因。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曾经有很多类似富士康一样的资本家，不仅享受了无数廉价中国大陆劳动力的血汗带来的利润，也使中国大陆的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一步步加剧。好在随着企业公民这一国际通行的价值标准逐渐传播于中国大陆，多数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或主动或被动的因素作用下，开始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富士康作为一个例外，它挟资本的优势和产值的傲气，一次次无视劳动者的尊严，将一个个劳动者架到了跳楼层。

    　 富士康应该明白，现在的中国大陆，早已不是十年或者二十年前的环境，我们不仅需要GDP，更需要人的尊严。如果富士康还不真正警醒，还不就过去的惨剧道歉，并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员工待遇，有效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那么，它必将被很快扫地出门。

   　 因为，13亿中国人都不需要“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富士康们！

　　来源：http://chenjieren.blog.sohu.com/152493636.html

求解富士康跳楼，请先从苹果入手！

斯伟江

2010-05-26 09:17:13

　　第十一个员工跳楼后，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才从宴请四川省长的饭局后说，准备回深圳看看。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郭先生说，富士康不是只要钱不要命的血汗工厂，他有办法稳定下来。只字不提富士康存在任何问题。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其实取决于血汗工厂的定义，如果以压榨劳工为定义，富士康很可能是。如果以字面流血流汗论，富士康则肯定是。现在跳楼的逝者已去，生者只想问一句，谁能让富士康改变，从而拯救之后的跳楼者。

　　显然，目前指望政府、工会是不现实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政府对富士康没什么办法，法律上，自杀和管理太严没什么因果关系，不想干，你可以走人，何必在此跳楼。政府总是依法办事的。除了善意提醒郭先生要注意媒体，小心应付汹涌民意，还能如何？在一些领导眼里，世界工厂怎么能不严格管理。加上中国总有些学者会奉献出平均自杀率等初夜权，以作投名状。郭先生真是有点无辜。

礼失求诸野，东边不亮西边亮。笔者想起今年几个环保组织NGO的故事。话说某地有家全球排名前几的X公司，其产品远销国外，大概也算某行业的富士康。由于其在2009年之前连续多年被当地环保局处罚，当然，处罚都很轻，最多罚款10万元，相比上亿元的利润，罚款只是毛毛雨。附近居民也投诉很多，这家公司始终仗着你拿我没办法的态度，不愿意做些改变。终于，NGO公众环保中心的马军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以夷制“邪”。

　　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里，《天津条约》规定清朝官民均不得以夷（YI）字来代指英国等洋人。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笔者现在想用夷来代指洋人，心理没什么压力，毕竟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的废除，到期的到期了。

　　马军联合全国数十家环保NGO，找到了这家污染的X公司的客户，美国公司天木兰，收集了材料，告诉天木兰公司，你不是号称环保、绿色吗，你的供应商多年都在污染环境，现有政府多年处罚的材料，供你查看。同时，也发一些材料给西方媒体。没多久，天木兰公司表示会重视此事。不日，这家X公司就主动联系环境NGO，表示愿意对话，后来还愿意出钱，请环保组织指定的审核公司对自己进行审核，笔者参加了审核，至少，这家公司突击整修了环保设施，放开了自己的档案，让NGO和审核公司看，参与的居民也表示，现在该公司的废气废水排放大有改观。

　　不要以为以夷制邪是耻辱，这年头，能让老百姓少受点苦就是硬道理。在全球化格局中居于下游的中国工厂，找到上游，对其制约力度，甚于当地政府。

　　讲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会说，抵制苹果实际上是害了富士康工厂里的工人。其逻辑是，苹果不找富士康，富士康工人就失业，相比数十万人失业，宁可有十几人跳楼。其实，这个逻辑中有漏洞。首先，抵制苹果只是一种姿态，对苹果而已，只是稍稍影响销量而已，其最怕的是影响苹果品牌的形象。因此，苹果会给富士康施压，富士康会有压力，这个压力会让富士康的员工日子好过一点。其代价是郭先生少买点豪宅，苹果年报少点利润而已。

　　即使，苹果的供应商中拿掉富士康，这些单子会到哪里去？十有八九还是在比亚迪等中国公司，富士康的工人会流动到比亚迪等公司去。虽然大环境没变，亚迪和富士康都一样，至少有富士康的前车之鉴，比亚迪会有所改进。当然，大环境改变之前，这些收敛只是程度而已。然而，正是这个富士康这个极限程度，或才是压垮跳楼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比亚迪没跳那么多人？

　　世界格局的中国工人，上有美国失业率高达10%的压力，下有亚洲其他制造业国家的虎视眈眈，中有GDP压力的政府，求解富士康的跳楼，在其他地方压力未启动之前，从苹果公司入手，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给乔布斯写信吧，他虽然不是上帝，却是郭台铭的“老大”。如苹果不理睬，抵制苹果或许也是选项！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cb36b0100j1fh.html

自杀的孩子们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

杨恒均

2010-05-25.11:53:26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國，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國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階級——工人階級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 “中國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階級”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國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國，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國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國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國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國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國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5/20

　　来源：http://www.china-week.com/html/5590.htm

来自天堂的声音

薛涌

2010-05-24　10:51:15 　　

　　富士康职工“九连跳”地自杀，震动了中國。有些媒体曾约我写些评论，我一直无从下笔。毕竟，我离开中國已经十六年了。我需要的不是发言，而是学习：我在不停地读有关富士康的报道，了解那里的职工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

　　然而，最近的一个不幸，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拿起笔来。

　　我们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才刚过五十，丢下两个孩子和丈夫。她在九十年代初来中國教英文，是我妻子的老师，后来嫁给了现在这位中國丈夫。接到死讯后，妻子马上给她丈夫打了电话，询问了她去世前后状况，挂断电话久久不能平静，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讲起来。

　　她丈夫说：那天守候在她遗体旁，眼看就要去火化了，内心难受到了极点。但是，此刻突然听到妻子来自天堂的声音：“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难受？我在这里跳舞呢。我非常快乐！你也要快乐地生活，照顾好孩子，心灵要满怀着爱，想着给予….”他听到爱妻的声音，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马上把孩子们也叫来，一家三口围着遗体跳起舞来….

　　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心灵感应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两人必须有共同的价值才行。是什么滋养了他们“爱和给予”这样的价值呢？以我们对他们有限的了解，还无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她临去世前的一些事情，倒是给我们一些启发。

　　她得的是癌症，进入不治期后，医院就让她回家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痛苦异常。需要丈夫全天伺候。但是，丈夫是一家唯一有收入的人，有两个孩子要养，根本不可能辞职。他一年就二十天休假，最后全用完了。怎么办？结果，同事们纷纷捐假期，让他在家送妻子走好。最后，捐的假期也用完了。老板私下对他说：“你不必来上班了。在家里的计算机上，每周只要帮助我们作二十个小时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你就不要操心了。”

　　这就是在一个所谓“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半个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中，发生在企业纷纷裁人、失业率高达10%的时刻。再看看富士康，职工犯一点小错误就要惩处，有时一回身就发现质量检查员站在身后盯着自己、回到宿舍和室友彼此不交流，人人如同作贼般地生活。当生活失去了意义时，活着的价值有在哪里呢？

　　我们的朋友去了。她的躯体消失了，但她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消失。他丈夫和孩子每天都能听到她的声音。生前他丈夫曾经对她说，看着她忍受着这么大的痛苦，实在是太难受了。她却乐观地说：“肉体上的痛苦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可以选择。我并没有选择忍受。”

　　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回味的话。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是无法选择的。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相貌，甚至经常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能选择自己怎么活着。这是我们这位故去的朋友在生活最后时刻给予她的家人和整个世界的精神。如果我们选择接受的话，这种精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