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拿什么来化解“仇官”心态(南方都市报 20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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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专栏]拿什么来化解“仇官”心态   2007-01-28 11:02:3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对政府来说,如何进行自我调整,改善这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权力寻租无处不在的体制,是其改革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对广大公务员的名誉和生命负责任的体现。而对于社会来说,在付出了多年代价之后,这个社会必须要学会为利益表达和规范政府行为。
  
  据《瞭望新闻周刊》日前报道,目前中小企业主对生存环境较为敏感,“仇官”心态越来越重。这是因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老板等人群成为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他们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随顺种种“潜规则”。

  在当下中国,所谓“仇官”心态其实并不是中小老板独有的心态,也并非在中小老板那里最严重。事实上,伴随着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房价高企、就业困难、教育医疗成了人生陷阱,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归结到政府那里,社会各阶层多多少少对某些官员有些不满的心态。

  实际上,包括中小老板在内的上述普通群体所要求的,无非是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如下岗工人要求工作的权利、市民要求住房的权利、企业主要求保护私有财产、正当经营的权利等等。但由于我国社会权力过于集中,事事都有政府插手,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体制环境,导致这些权利通过正常途径没有办法得到实现,或者需要在潜规则下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实现。权力寻租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本身的缺陷所致,但作为满腔怨气的普通人来说,人们不会仇恨一个抽象的制度,而一定会将这种不满,甚至仇视,投射到具体的个人。

  不过,一种群体性的政治心态和个人的情绪还是不一样的,它必须经过日积月累的行为互动才能形成。有企业主抱怨说,感觉自己就像“三陪小姐”,明明对某些官员极度厌恶,却不得不笑脸相迎,这实际上就是在累积不满——为了经济利益牺牲一点尊严,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会被认为是合算的,但人的心理是有一个承受极限的,对于权力寻租的默默忍耐也不是永无休止的。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对待官员的心态必然从原来的曲意逢迎到日渐不满甚至仇恨。所谓“仇官”心态,即公众基于日常经验而积累起来的对于官员普遍的不信任感和“有罪推定”心理定势,即预先就把与其打交道的官员作为犯罪分子来看待。显然这对于那些清白的官员是不公平的,但问题是一种心理定势一旦形成,也就难于打破。

  此外,从政治心态的形成原理来看,一种仇视心态其实也暗示了仇视者所具有的无力感。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因权力寻租而利益受损的群体相信能通过正常的机制控制腐败,并且能将不法官员拉下台,他们就没有必要“仇官”。在西方国家,这种出路或出口是通过选举、自由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揭露,以及其他政府机关或司法机关的主持公道来实现的。既然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得到公正,就不会产生仇视心态。

  如前所述,社会大众的“仇官”心态的根本原因是某些官员对公民合法权利的破坏,以及公民们对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的无力感。若要把由此引起的不满视为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巨大威胁并加以打压,我认为,这种心态才是要不得的——难道要老板们对某些官员的“吃拿卡要”默默忍耐、笑脸相迎,才是“政治正确”吗?实际上,“仇官”心态的真正危害在于:中国社会已进入利益聚合阶段,各个阶层都在寻找归属和对立面,利益群体的博弈必须要经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来应该承担社会各利益群体利益调节的角色,但现在某些官员成为首当其冲的被仇视的对象,这个过程就困难多了。

  不过,说句公道话,某些寻租官员这样嚣张,也是社会大众,包括老板群体“惯”出来的。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们对权力寻租的行为越是放任或忍耐,权力寻租者就越嚣张,大众的利益就被损坏得越多,由此形成了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完美配合的政治恶性循环。随着寻租交易数目的不断升级,权力寻租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导致被寻租者无法承受——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于是两者最终被逼到必须摊牌,如报道中所说,一些老板出于对政府不满,在群众冲击政府的情况下,出钱鼓动居民闹事,就是双方的恶性互动走到尽头时的极端做法。但问题在于,企业主群体原来就试图通过权力寻租的体制外交易而获利,却遭受了利益和尊严的双重剥夺,现在如果依然选择体制外、法制外的路径来进行报复的话,那就相当于人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所以,虽说“穷人仇富,富人仇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不去反思每个阶层自己的责任,只是一味地把责任推在也是被体制所主宰的某个阶层身上,并非是一个聪明的民族的选择。何况仇恨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制造问题,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往往会引致更严重的后果,和谐公正更难实现。基于这样的考量,对政府来说,如何进行自我调整,改善这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权力寻租无处不在的体制,是其改革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对广大公务员的名誉和生命负责任的体现。而对于社会来说,在付出了多年代价之后,这个社会必须要学会为利益表达和规范政府行为,比如中小企业主和草根民众的结合,以平民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