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惹祸的陆钦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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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惹祸的陆钦墀

南方周末    2003-06-12 12:56:39


  

  □王同策(长春)

  1956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统一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翌年,就有了根本改变全国五十余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反右派斗争”。我所在的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陆钦墀先生不幸入围。

  “东北人民大学揪出大右派”
  “文章满纸书生累”,陆先生的被难,是因为当时写了一篇《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的文章而惹下大祸。对于写作这篇文章的动因,作者是这样说的: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的史学界有了一种生气勃勃的重新研究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改写某些历史书的气象。在中国,自从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号召以后,史学界也有了不少活跃的表现。本文不过是对于一件大可争议的题目,提出一些史实和意见,抛砖引玉,敬供中苏两国史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作参考。
  这篇文章,用陆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探讨今天我们对近代史上东北边界的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处理应该是怎样的”问题。文章介绍了在19世纪中叶,我国东北领土的改变情况。即1858年5月28日订立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国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仅留江东64屯有居民居住权与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并确定划界规定,据此规定1864年又将我国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划归俄国。接着文章批评了苏联历史书籍对这段史实的记载“有粉饰历史事实把它们简单化、片面化,不真实地阐述历史的情况”,同时还批评国内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里面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到1858-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宋云彬《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样不提这件事”。
  作者对中国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的原因推测其“可能的理由”有三:“1.这是一件不愉快的历史,写出来可能不利于中苏友好;2.避免有人会提出‘我们应否收回失地’的问题;3.写出来不利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针对以上三个问题,作者一一作了分析解说。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作者还引用了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某些著作者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点,把沙俄进行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正义战争,把19世纪末的俄法联盟或者沙俄对中国的政策等等理想化了,他们的这种看法,违反了历史事实……”在探讨“为什么苏共二十大以前苏联的某些历史学家会有这样粉饰历史事实的情况”的问题时,作者认为“也许这和斯大林的领导是有密切联系”。
  显然,作者是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文章接着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他说:
  斯大林对于日俄战争的看法和列宁的看法不一致,他似乎认为旅顺口在1901年之前作为俄国的领土是一件正常的事。和列宁在1900年文章的精神不相一致。和粉饰沙俄的掠夺和压迫政策的历史书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和德皇威廉二世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文稿是有一致的地方。威廉在1898年曾写信给尼古拉说,俄占旅大和德占青岛是福音,是真理和光明在东方的宣扬,并且军队雄立在黄海之滨的俄德两国是应该受到黄种人的敬畏的。
  陆先生说他写作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引发我联想到另一可悲事件,其主角就是他的胞弟、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陆钦范。与其兄因关心祖国领土问题而“抛砖”不同,他为关心中国的人口问题而“抛砖”。早在1930年代,他就提出过中国必须控制人口生育。现在党进行整风,号召鸣放,他就写作了《人口问题抛砖集》,自费印刷一万多份,送给全国人大代表被拒收,就自己散发。据《人民日报》报道,他还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15岁到50岁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的骚乱,就会在我国发生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农业科学院批斗他30多次,但“谁批判他,他就找谁争吵,态度十分蛮横”。甚至让找他开批判会的群众“滚出去”。其结局当然可以想见,与其兄一样,划为“极右”,受尽磨难。陆钦范先生的本行是研究化学,曾研制出农药六六六和一六○五,为祖国的农业生产作出过重大贡献,1994年病逝于南京。

  “先交领导审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攻’”
  从“帮党整风”到“反击右派”,区分“批评”与“进攻”根据的标准是看发言者是“善意”还是“恶意”,这其间的分寸是颇难掌握的。我国历来有“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传统,而这“切”的“责”,除了“爱”之“深”之外,还有如影随身的另一面,就是极容易被视为“进攻”的。
  陆先生这篇论文,先是在教研室内的讨论会上宣读,放暑假前,又在学校科学研讨会上报告。
  其实,当时他所在的民盟,运动中已经定性:“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本来就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整肃对象,历史上他又与当时已成众矢之的的罗隆基等民盟上层人物多有过从,再加上这篇文章,自然毫不费事地就弄到一顶“桂冠”。
  在一次大会检讨时,他起立发言不久,就被制止,与会者说他利用检讨,继续向党进攻,他于是不再说话,听大家批判。会议结束前,他要求发言:
  几天来,我认真分析大家的发言,有些地方认识有所提高。今天本来是想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的,没想到同志们说我的发言是“继续向党进攻”。吸取这次的教训,下次我的发言稿写好后,先交领导审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攻”,确定里面没有“进攻”了,然后再讲。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态度很严肃。大家一时没能做出反应,还是会议主持人批评他这个发言本身“又是以群众为敌的错误态度”之后宣布散会。
  在全校批斗会上,他态度严肃,气宇轩昂。学校民盟负责人批判他说:“陆钦墀不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还是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他在苏州开有糖果店。”引起与会者一阵骚动。这个问题事出有因,1947年10月,因为国民党特务的迫害,陆先生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潜回家乡”替父亲经营了两个月的糖果店。1948年1月,开始在苏州中学任教,即再没与糖果店有何联系。会上他对此未予置辩,但对很多人批判说解放战争时期他是罗隆基的发言人,他起立更正:“我是民盟中央的发言人,不是罗隆基的发言人。”他划为“右派”的“主要反动言行”共有四条,第一条就是“曾做罗隆基的秘书,颇得信任,为罗在苏州的代理人。1956年由右派分子潘光旦、丁则良介绍来我校”;其次是“解放前后的反动言论”;第三条就是以上所说的那篇文章,“本年7月17日在我校历史科学讨论会上,提出《1858-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该文全属捏造和歪曲,其目的在向党和苏联进行污蔑。”最精彩的应该是第四条:“陆在我校反右派斗争中对国内和校内右派分子的言行一概不作评价。”这一条与“反动言行”有些文不对题,所以1979年1月18日“改正错划”时就说这一条“不能作为划定右派分子的根据”。
  在现有的材料中,记录当时陆先生对反右运动的态度的用语,全是“极其恶劣”、“顽固到底”的字样。这大约与其性格有关。他历年所填表格的本人优点栏中,填的都有:不畏强暴。而缺点栏则都有:不会随机应变。划右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既不承认有什么错误,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后来的右派摘帽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够“认罪”,在那钢铁硬汉都得服软的“改造”中,最终,他也不得不违心地随众承认这篇文章是“攻击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挑拨中苏关系,目的在于煽动中国人民去收复失地”。鉴于陆既已“认罪”,1961年12月19日经中共吉林省委批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30多年之后,惹祸的文章才公开发表
  斗换星移,时过境迁,到90年代初,在作者因此罹祸已冤死多年之后,历史系主办的《史学集刊》拟正式发表该文,因为原来并未公开发表,当时只有油印本,而且数量很少,时隔30多年,已经难得找到。我就把自己收藏的一册提供给他们。编辑部要我写几句话,那就是1991年第二期发表的该文后面的《附记》:
  本文作者陆钦墀先生,是我1956年来吉林大学工作时所在的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次年,他写成此文并于室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未意此举竟成为不久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罪的主要证据之一。在例行的批判会上,我违心地做过强词夺理的发言,留下经久的愧疚……
  历史也真爱开人们的玩笑,12年后的珍宝岛事件,逼迫人们不得不回顾这段有关的史实。但这似乎与因此罹祸的陆先生毫无关涉。逝者已矣!留给生者的就只剩下启人深省的反思……
  这里所说的“珍宝岛事件”是指1969年3月,中国边防部队抗击苏联军队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属黑龙江省虎林县辖)一事。在谴责新沙皇的侵略行径时,不少人都涉及19世纪中期我国东北领土的改变问题。受编辑部之托,我还代写了在该文之前介绍作者与论文的“编者按”:
  陆钦墀(1911-1977),江苏苏州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1935年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1939年赴欧参加巴黎国际学生联合会议,1942年任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1945年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后,先后任东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和吉林省民盟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7年不幸病故。陆先生从1943年至解放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1945年末领衔与楚图南、费孝通同志等发表《国立云南大学72教职员支援“一二·一”运动宣言》、发行进步刊物《民主》周刊,等等。其著述有《英法联军侵华史》、《中国近五十年史(1895-1945)》等。精通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在学术上亦有贡献。《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是陆先生于1957年7月在教研室与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同年“反右”运动中成为其定罪证据之一,说它“全系捏造与歪曲”,“其目的在向党和苏联进行污蔑”。1979年2月改正错划时认为上述结论“纯属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词,应统统予以推倒”……
  陆先生之所以写作此文,这年3月间他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自剖心迹:
  目的是想说明:在中国近代史里不提1858、1860年中俄关系,对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宣传是不利的。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争取中立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一边来。有许多人(包括英、美、西德、日本人与中国留美学生、教授等)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绝没有前途,新中国有前途,世界共产主义有前途。但是,对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仍旧不放心,因为他们明知道有的事情的确是被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歪曲了,1858的史实一笔勾销是一例。修改这件史实的处理,是有利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
  “寄意寒星荃不察”,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反复证明,在位者的最大悲剧莫过于对热心国事的志士仁人不仅不加表彰,反而罗织罪名,迭加迫害。因为其直接后果就是逼迫人们一个个胸无大志,不顾国家民族,成为只顾个人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贪污腐败的庸俗小人。

  死者长已矣,灾祸延无辜
  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和国内的民主同盟是其间的重要角色,陆先生身为民盟中央秘书、发言人,兼有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时事舞台上颇为活跃。解放战争后期,当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后,他受委托“保管上海中共代表团房产”、家具等。可见,陆先生还是为共产党做过好事的。1956年,罗隆基写信请他赴京到新建的外交学会工作,他有些犹豫,罗给他写信说“最近,我又和周恩来先生谈过一度,我谈到你不肯来,因为怕戴罗隆基路线的帽子,他大笑不止。”看来周总理对陆先生的印象也还是很深的。
  在那“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代,所谓“黑五类”子弟要想摆脱家庭带给自己的灾难,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地不可能。陆先生的夫人先他亡故。他的独生子,随父亲从苏州来长春时才6岁,7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孩子勤奋好学,就读的中学是长春市最好的学校———东北师大附中,在班上各科成绩优异。因为毕业正赶上“文革”,命运安排他第一批下乡,下到前郭县东风公社小榆树大队12小队的“集体户”。因为父亲的政治影响,他经受不起长时期的强大政治压力,精神受到很大损害而患病,时好时犯。1969年7月13日,他操刀自伤,经救治一个多月才好,但脸上却永远留下了疤痕。也因为这个病,才准许他返回长春市。生活的道路是艰辛的,特别是对这些人为造成被歧视的群体尤其如此。活在世上,总得谋生过日子,他就在一个锅炉房当了锅炉工。
  1991年,陆先生这篇惹祸的文章公开发表后,编辑部让我把稿费转交给他的儿子。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他家。与大多数单身汉一样,住处环境显得杂乱。其时他已年届不惑,还没成家,就用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去报社登征婚广告,估计广告词大约为他自拟,据看到报纸的人说,那上面说自己“知过能改”。时下的征婚广告,都是有骆驼不说牛的,他却像其父一样的性格戆直,严于律己,实话实说。对社会上人们的世俗阴暗眼光,也看成像自己一样善良。这次见面之后,迄今没再见过,关于他的情况也没听别人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