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关注宏观调控效力的“体制性漏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2:31:10
关注宏观调控效力的“体制性漏损”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08-03 01:11 字体显示：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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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珩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随着我国经济不断改革开放和社会利益多元分化，宏观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近年来最突出的例子大概就是调控房地产，调控的目标不可谓不明确、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可调控的效果总是难如人意。反思起来，除经济金融联系日益错综复杂外，恐怕有一种现象需引起高度关注:在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中，有关部门、大型央企、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等本来是现行经济体制内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是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托，但恰恰是这些“体制内”单元，在实施、传导和落实宏观调控过程中，出于维护和强化本位利益，或明或暗地与调控政策“博弈”，使得调控效力在这些环节上程度不同地出现“漏损”，使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部门利益近年来日益“坐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机构精简时一些部门的难以撼动，每次宏观调控中有些部门权力的不断强化，部门从本位利益出发代拟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的部门过于强调自身利益等，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在近年来实施的宏观调控中，由于调控内容纷繁复杂，常用手法是多部门联合行动，如七部委、九部委、十四部委联合发文等。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所依靠的部门越来越多，声势之浩大、阵容之强大，的确前所未有。但不管有多少个部委联合发文，一般须逐一会签，每个部门都要力争本部门的权力不削弱、利益不受损，才会签字放行。多个部门会签下来，一般要经过许多回合的讨价还价。等联合发文时，可能就会错过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这样联合下发的政策文件，往往难以体现最初的调控意图。而且，在宏观调控的一些重要关头，相关主管部门往往从维护本位利益出发，表态口径不一致，也会给社会和市场造成混乱。
大型央企控制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更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它们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按一些领导同志的话说，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大型央企往往垄断着某领域资源，逐渐羽翼丰满、财大气粗。目前绝大部分央企尚未向国有股东分红，或分红很少。它们内部资金充裕，而且银行还追着向其贷款。它们手握重金，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往往产生重要影响力。但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事件表明，有些央企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受宏观调控的约束。比如，总理刚刚向老百姓承诺要解决好房价调控问题，央企就接二连三地冒出“地王”。比如，石油巨头们往往挟自然垄断的便利来控制市场、要挟政府。当宏观调控处于重要关头、中央紧缩银根时，许多央企却趁机大肆投资、抢占市场。一些企业还与银行“串谋”，配合银行以票据业务“做大”贷款量，在“把紧信贷闸门”的宏观调控下悄悄“放水”。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得并不彻底，这使得其内控机制并不严格，在宏观调控中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目前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已全部经过改制、重组、引资、上市的步骤，但其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形似而神不似”，官本位色彩依然浓厚，行政力量对其影响巨大。传统的盈利模式决定了其有着强烈的“放贷冲动”，现行内部考核体系使其基层行具有与企业“串谋”做大贷款量的本能动机。在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往往会发放“过桥贷款”、“打包贷款”，偷偷“放水”以“暗度陈仓”。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导致放贷无节制，去年信贷总量超出年度计划近一倍，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肆放贷使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销蚀严重，今年又纷纷推出庞大的再融资计划来补充资本金，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而且，这些国有商业银行还以各种方式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合作”，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使宏观调控政策效力大打折扣。经过多年“放权让利”式改革，地方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在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成了重要的利益“博弈”方。出于发展本地经济和官员“政绩”的需要，许多地方通过“打造”融资平台，财政担保或变相担保，以“城投债”或“银信政”等形式，从银行大量贷款，使当地政府债务恶性膨胀，并使银行不断累积系统性风险。在房地产调控中，各地纷纷高调承诺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但往往兑现很少。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消极应对，暗中托市或变相托市，以谋取更大的土地出让收入。在现行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下，各地片面追求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项目，致使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步伐缓慢、发展方式难以尽快转变。近几年，中央不断加大对钢铁等过剩行业的调控力度，但一些地方仍然顶风而上，大上钢铁项目，使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总是难以有效缓解。目前，各地“开发区”、“经济区”热又有所抬头，这对国家实施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又形成挑战。
部门、央企、国有银行、地方政府本来是体制内宏观调控所依靠的中坚力量和传导环节，但由于各自的本位利益，使中央宏观调控效力在这些环节上出现了“体制性漏损”。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和蔓延，就会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使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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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评论】赵珩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随着我国经济不断改革开放和社会利益多元分化，宏观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近年来最突出的例子大概就是调控房地产，调控的目标不可谓不明确、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可调控的效果总是难如人意。反思起来，除经济金融联系日益错综复杂外，恐怕有一种现象需引起高度关注:在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中，有关部门、大型央企、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等本来是现行经济体制内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构成单元，是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托，但恰恰是这些“体制内”单元，在实施、传导和落实宏观调控过程中，出于维护和强化本位利益，或明或暗地与调控政策“博弈”，使得调控效力在这些环节上程度不同地出现“漏损”，使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部门利益近年来日益“坐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机构精简时一些部门的难以撼动，每次宏观调控中有些部门权力的不断强化，部门从本位利益出发代拟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的部门过于强调自身利益等，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在近年来实施的宏观调控中，由于调控内容纷繁复杂，常用手法是多部门联合行动，如七部委、九部委、十四部委联合发文等。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所依靠的部门越来越多，声势之浩大、阵容之强大，的确前所未有。但不管有多少个部委联合发文，一般须逐一会签，每个部门都要力争本部门的权力不削弱、利益不受损，才会签字放行。多个部门会签下来，一般要经过许多回合的讨价还价。等联合发文时，可能就会错过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这样联合下发的政策文件，往往难以体现最初的调控意图。而且，在宏观调控的一些重要关头，相关主管部门往往从维护本位利益出发，表态口径不一致，也会给社会和市场造成混乱。
大型央企控制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更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它们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按一些领导同志的话说，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大型央企往往垄断着某领域资源，逐渐羽翼丰满、财大气粗。目前绝大部分央企尚未向国有股东分红，或分红很少。它们内部资金充裕，而且银行还追着向其贷款。它们手握重金，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往往产生重要影响力。但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事件表明，有些央企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受宏观调控的约束。比如，总理刚刚向老百姓承诺要解决好房价调控问题，央企就接二连三地冒出“地王”。比如，石油巨头们往往挟自然垄断的便利来控制市场、要挟政府。当宏观调控处于重要关头、中央紧缩银根时，许多央企却趁机大肆投资、抢占市场。一些企业还与银行“串谋”，配合银行以票据业务“做大”贷款量，在“把紧信贷闸门”的宏观调控下悄悄“放水”。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得并不彻底，这使得其内控机制并不严格，在宏观调控中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目前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已全部经过改制、重组、引资、上市的步骤，但其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形似而神不似”，官本位色彩依然浓厚，行政力量对其影响巨大。传统的盈利模式决定了其有着强烈的“放贷冲动”，现行内部考核体系使其基层行具有与企业“串谋”做大贷款量的本能动机。在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往往会发放“过桥贷款”、“打包贷款”，偷偷“放水”以“暗度陈仓”。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导致放贷无节制，去年信贷总量超出年度计划近一倍，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肆放贷使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销蚀严重，今年又纷纷推出庞大的再融资计划来补充资本金，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而且，这些国有商业银行还以各种方式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合作”，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使宏观调控政策效力大打折扣。经过多年“放权让利”式改革，地方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在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成了重要的利益“博弈”方。出于发展本地经济和官员“政绩”的需要，许多地方通过“打造”融资平台，财政担保或变相担保，以“城投债”或“银信政”等形式，从银行大量贷款，使当地政府债务恶性膨胀，并使银行不断累积系统性风险。在房地产调控中，各地纷纷高调承诺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但往往兑现很少。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消极应对，暗中托市或变相托市，以谋取更大的土地出让收入。在现行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下，各地片面追求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项目，致使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步伐缓慢、发展方式难以尽快转变。近几年，中央不断加大对钢铁等过剩行业的调控力度，但一些地方仍然顶风而上，大上钢铁项目，使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总是难以有效缓解。目前，各地“开发区”、“经济区”热又有所抬头，这对国家实施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又形成挑战。
部门、央企、国有银行、地方政府本来是体制内宏观调控所依靠的中坚力量和传导环节，但由于各自的本位利益，使中央宏观调控效力在这些环节上出现了“体制性漏损”。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和蔓延，就会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使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