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然:信访官员的体制性痛苦(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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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然:信访官员的体制性痛苦(组图)

2009-08-17 09:33:00 来源: 南方网 跟贴 34 条 手机看新闻
  在化解调处社会矛盾和冲突任务中,信访部门成了前沿阵地,门口总是川流不息地涌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上访者。轰动一时的湖北房县信访办主任女儿被害案件已经水落石出。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不似近来某些案件甚至宣判了还是那么扑朔迷离。作案之人方勇系刑满释放人员,为了争取重新安排工作长期上访,因所反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蓄谋对信访办主任吕世品进行报复。7月9日,方杀害了信访办主任之女后潜逃,在深山中畏罪自缢。

  作为个体性事件,该案件中的是非曲直似乎一目了然,已经无需再置于社会道德的尺度上加以分辨,这一点从公众舆论对于该事件双方当事者评论甚多,包括溢出事件本身的质疑和谩骂,但对事件整体反思欠缺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作为一场社会悲剧,该事件仍然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当前社会矛盾的多发,从不断增长的信访总量和群体性事件数量中可见一斑。在化解调处社会矛盾和冲突任务中,信访部门成了前沿阵地,门口总是川流不息地涌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上访者。

  然而,对于某些涉及根本性的问题,只能协调交办,并没有有效的处理权限。实践中,信访这种规范化、制度化不高的设置,在处理矛盾问题的时候,资源和手段相当有限。在与信访者复杂而微妙的斗争中,往往只能诉诸一种个体化的、特殊化的问题解决方式或策略,比如劝说、“放水”、拖延战术,甚至最近的“花钱买稳定”的做法,等等。从实际效果来看,信访部门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式化的设置,更多的意义是在履行作为“出气筒”和“安全阀”的功能。

  信访办的特殊性在于处在社会矛盾的焦点位置上,承担着是是非非,是各种矛盾诉求集中反映之地。

  面对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处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之上。因此,信访部门成了踮起脚尖走路的部门。既没钱,又没权,只有“嘴巴甜”。信访工作成了吃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成了“天下第一难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吕主任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曾预感悲剧迟早会发生。尽管无论怎么来看,故事中的情节都过于极端。

  信访工作人员可谓典型的占据着社会世界中战略性位置的“实践专家”,他们的尴尬与面临的压力可以看做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讲的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一种类型。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布迪厄专门探讨了一种存在于国家基层工作人员中的痛苦,一种因处于特定结构位置上而感受到的表现为内在矛盾形式的“位置性痛苦”。

  作为左翼的知识分子,布迪厄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性的态度。“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更糟糕的是,也不想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在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下,国家精英鼓吹市场的原则,而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后果都交付给那些承担社会职能的公共服务部门。对于那些承担着所谓“社会功能”的各类人员来说,比如警察、基层法官、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在他们致力于应对各类社会疾苦时,在国家赋予他们的繁重的、无休无止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十分有限的方式手段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会体验到一种“双重困境”。这类痛苦的来源比如还有职能机构内部的功能性紊乱、国家体制内的“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badfaith)带来的结构张力,等等。

  当然,尽管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中,我们可以不同意布迪厄对于社会疾苦的归因,也不必把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一种社会疾苦的表现,但是从近来的某些涉及基层治理的事件中,的确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失范状况的广泛存在。譬如,今年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数起官员自杀事件中,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官场生态中存在的多种类型的压力和冲突;从吉林通钢总经理被打死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在规范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付之阙如的情况下政府、企业、职工全盘皆输的惨痛结局。

  个体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体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体性的。因为处于特定位置上的个体遭遇和感受,恰恰反映了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房县案件虽然特殊,但是其过程确实表现出结构性的特征,构成当前社会矛盾冲突在基层的一个具体呈现。

  在这个意义上,吕主任的无奈,是一种体制性的无奈。吕局长的丧女之痛以及事后某些公众舆论对他的不解之痛,是一种体制性的痛苦。虽然事件已经过去多日,随着案情大白已经开始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其中总有一种令人扼腕的情愫让人久久难以释怀:无辜的花季少女吕纳魂归天国,究竟在为谁而承受这份沉重的罪?(毕然社会学博士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