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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基础的“基础”
曾志坚 [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
2001年11月
（一）
机票打折，不允许；红眼航班，不让开；京津塘等高速公路，往返过关费高于同程火车票价；火车票逢年过节涨价，美其名曰“分流”；电价水价，一涨再涨；医药改革，医药分家，药费仍然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就“练功”；学校收费一年赛一年，有增无减；商品房降价，雷声大雨点小。
尤其是通信行业，手机单向收费，也不行；装机费、月租费它都收着，公司上市，参加了基本建设的广大用户却不是股东，没有股权，不参加分红（电力与机场建设等行业建设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中国电信多次宣布了回报用户的资费调整方案，但许多单项有升有降，总体水平最终基本持平。有的明降暗升，与消费者玩起了官场游戏。
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垄断性价位易升难降。这是怎么啦？细眼一看，相关行业大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并且常常在国内市场中处于行业垄断地位。近年来，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它们推出一些名为“回报用户”等的善举，却常常反而惹得社会各界评论纷纷，反响强烈。面对嘘声一片，这些行业总是振振有辞，无非是“钱没装进自己的口袋，上交国家了”一类的冠冕堂皇，或者是“管理等成本上升了”一类的托词，就是不自问“成本核算合理吗，为什么成本降不下来“。
的确，除去国际支付，国民支出都没有肥水流入外国田。众多的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如电信、电力能源、教育、交通、医药、金融、房地产、科技创新、工业制品、文娱等，无论哪个行业回笼的居民收入，都是“肥水留在国内”，流入国库。但是，如果把有关“吃、喝、行、住、说话（通信）、电力、受教育”等划为基础性行业，科技创新、工业制品、文体娱保健、信息出版等则为发展性行业，那么，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二者之间，国民支出之肥水究竟更大比例地流入哪块领地更划算，更利于国民经济整体走强，更利于全社会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呢？
经济学上有一个恩格尔法则，说的是当某国国民总支出一定时，花在吃喝等维持基本生存方面的比例越高，则该国越穷，社会发展水平越低。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理解，当收入一定时，一是只顾吃喝，忽视了高层次发展，二是“有吃有喝，吃好喝好就得啦”等昏庸观念作怪，不思进取，三是只够吃喝，无力向高层次发展。总之，主观也好，被迫也好，是没有向高层次发展，只停留在“吃饱肚子，走了路，住了房，说了话，看了病”等温饱水平。
这个西方经济学总结的道理是很容易在中国“西化”的，是易于中国人接受的，改革开放之前后的中国是两重天，稍微年长一点的都有亲身体会和对比。尤其是文革期间，吃饱肚子，家家户户便难剩几个闲钱，回家探亲，还要申请路费补助。现在，已然小康的中国虽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解决温饱的支出占比已经下降了许多。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标志。
（二）
显然，恩格尔法则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格局也是适用的。就国民收入总支出的流向与流量而言，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之间也应该有一个适度的系数。可以说，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如果电信、电力、教育、交通、养老等基础行业“圈走（回笼）”的国民收入总支出占比超出了该适度系数，偏低，或者偏高，该国科技创新、工业制品等发展行业的前途则必受掣肘，从而影响国民经济与全社会的健康发育与良性循环发展。
事实上，我国的基础行业曾经是因为过于弱小，“服务与圈钱”能力太差等，而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要致富，先修路”，对于“车皮难，打电话难，行路难，用电难”等，我们是记忆尤新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基础产业薄弱形成的瓶颈问题，我国确立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优先发展道路交通、电力能源、航空、电信、金融、教育等基础产业的经济政策。
由于内资外资，主观努力和优惠政策等一起上，就目前经济运行之行业动态比较而言，诸多基础产业不仅相对发达，日子好过，楼高漂亮奖金多，财大气粗，而且常常因为垄断经营而对发展行业处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任意遏制市场需求和社会呼声，任意推出偏高的垄断价格，有强权欺行霸市之嫌。这便导致了本文开头的一些背离了市场规律的不正常经济现象。
不仅不正常，还有一些反常现象。个别地方的个别行业，自己不“基础”，还不阻止别人“基础”。他们以行业管理之名，行行业壁垒之实，甚至以“打击犯罪、清查”等，借口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名义，构筑利于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垄断霸主地位的行业规矩和壁垒，排斥（国内）竞争者，“外来户”，保一己之垄断利益。
为了固定电话互联互通，降低话费，移动电话单项收费等，仅一家电信公司便压制另一家，在国内市场干了多少仗？这几乎是典型的裁判员参与踢球，以谋取利益，而且很难保证不发生“抓贼行窃”的事儿。
价格竞争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大基本特征与自发要求，为什么排斥？别人能降价，他怎么就不能？都是国字号企业，怎么他干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别人干就是不利于国家利益，乃至出卖国家利益？
那么基础的“不基础”，不顾大局，不守本分，继续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倒是利于国家利益？
培育葫芦它成瓢，大瓢小瓢崴你油；打铁成钢做快刀，大刀小刀割你肉。瓶颈林立，排斥竞争，通道不畅，短缺瓶颈之亏，我们吃过了。现在，仍然是“瓶颈林立，排斥竞争，通道不畅”，我们正吃“富强瓶颈”之亏。
中国形容某人做好事而不走运，是“里外不是人”，那么该基础的不“基础”，则是穷横富也横，弱蛮强也蛮，里外是瓶颈，好歹为难人，反正是瓶颈。
（三）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输血、补差”，我国电信、电力、航空、高速公路、铁路、金融、教育、商品房等基础行业虽然已经得到了空前，乃至超前发展，但困扰国民经济与全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却依然存在。近年来，民航客机上座率低，汽车绕小道躲避高速公路，居民电话通话率低，贷款难，商品房闲置，农民有电不用点油灯，子女教育和养老如两座大山令人们有钱不敢花等，这些经济现象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了。
为什么？因为由于管理不善或乘机涨价等原因，一些基础行业一阔脸就变，它们借助国家优惠政策、比较优势与垄断地位，以价位高、关卡多等而高高在上，令人“敬而难之，远之”，弱化了人们对发展行业之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愿望和能力（还有其自身功能），成为新的瓶颈、拦路虎。
它们摇身一变，从“短缺瓶颈，穷弱瓶颈”嬗变为“高价瓶颈，富强瓶颈”，继续阻碍其他行业发展，使产业结构调整有名无实。可以这样说，一些基础行业，国家重点扶持，给予优惠政策，帮助了它们发展，但它们却没有完全实现国家优先发展基础产业的初衷，当初的“瓶颈现象”继续以其他方式存在。当然，它们的发展本身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成就，我们也不否认它们起到了基础产业的部分作用，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它们做得还不够，还没有更好地发挥作用，没有从更高的国家全局利益出发，没有完全发挥自己作为基础产业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适当位置。
“为富不仁，恃强凌弱”，贫弱时获得优先发展权，富强了翻脸不认人，还以势（垄断地位等）压人，致使居家过日子、办企业、干事业等有诸多不易。这不仅不道德，而且有害。有报道说，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天津市已经于２０００年底完成了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全市３８４１个村的１４０万农户，即使处于最偏僻的山区，其照明用电也可以享受每度０。４９元的全市统一过度电价。仅此一项，即可减轻全市农民负担约２亿元。
天津是“大城市，小农村”，中国是“大农村，小城市”，农村人口占８０％。解决用电瓶颈，一个天津一年可以为农民减负约２亿元，全国该是一个如何惊人的数字！如果再加上其它该低价、基础却高价而高贵了的支出，如水费、邮电费、公款吃喝招待费、臃肿的机构吃去的财政收入等，多少农民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能力被耽误了，多少农民可用于购买发展行业制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被阻遏、蒸发了？又增长了多少怨气、不满和社会暗流？别把为农民减负吊在嘴边，别把为人民服务当口号，多做些把农民和全体人民放在心里的实事，至少多清除一些瓶颈，至少自己逐步少做或不做瓶颈。
目前，基础的不“基础”，很多个人与家庭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包括预期收入）投入了购房、防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基础生存方面，常常处于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的以“食”为天的初级阶段，为“生老病死，吃喝出行说话，接受教育”等积蓄、犯愁。如某省城调队调查显示，按２００１年教育支出水平计算，该省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家庭要为自己的一个在学孩子年支付５７２７元人民币，占家庭总收入的２７。４％。按各学级的费用计算，一点儿弯路不走，不计算在家的生活费用等，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总支出为１３万元。这类巨大的预期消费，已经明显影响到了我国居民的即期消费，使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增长政策受到来自一些国家行业与部门的“阻碍”。与借未来的钱满足即期消费相比，存储或免去即期消费为着未来消费，显然不能说是为未来打下良好基础，而是不得已为之，它们更是削弱了即期消费能力对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社会信用环境差，无法大力以信贷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至少也不能过于以远期消费影响即期消费吧。一定程度而言，中国人民不是天生善于实践“省吃俭用”美德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多半是基础的不基础造成的。
就单位与企业而言，电信、电力能源、交通等办公成本逐年追赶生产经营性成本支出。这些都会减弱全社会的工业品消费和科技创新能力，导致诸多发展行业等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积压、甩卖，再生产乏力，陷入相对萎缩与衰退的困境。这恐怕是我国一方面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品市场却有效需求不足，国有工业与商业企业效益下滑，持续低迷，不能产销两旺的基本原因之一。
金融界已经飞速发展了，但毛病也很大。它们“嫌贫爱富，只求保险”，不把自己当基础，或者缺乏把自己当基础的眼光，也是有失偏颇的。如银行贷款投放，过去是不讲风险，现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风险，不讲扶持与创新。一方面多家银行争着给一些效益好的企业“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急需“雪中送炭”的新兴产业与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资金扶持，相当程度上减弱了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动机的领头羊作用。
有些银行，信贷、结算等主营业务下滑，乃至亏损，却忙于争夺代发工资、代收水电煤气有限电视费等利润业务。不是说这些不可以，而是说如果把这些当作主要的“经济增长点”，那则是与“金融”二字相去太远。
又如保险业，风险不大，稳赚不赔的险种个公司一窝蜂争相开发、推销，一些急需保险，风险甚大的险种却鲜有问津，乃至空白。收保费时“勤勤恳恳”，踏破门槛，理赔时“千呼万呼始出来，难于上青天”。个人与企业，“保”是投了，“险”之后顾之忧仍存。人们不禁要问：我很安全，何需你保险；我很忧危，保险哪里去了？如此保险业，没它也没事，有它多揩一层油，多掉一层皮，有收刮民财之嫌。只保自己“平安”赚钱，不保他人“危险”，凡事以“自己保险”为重，其社会保障作用不是大打折扣吗？至少，这样的保险业是不完整的，业
务操作水平也是不高的。
（四）
社会总支出等社会资源一定时，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跷跷板。它们互相支撑，又互相制约，尤其是制约对方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基础的”的欠缺，或弱小时，形成瓶颈，阻碍了诸多发展行业的上升空间，不利于总体发展；另一方面，“基础的”很发达，却也很“高贵”，门槛高、要价高，服务差、关卡多，造成“上路难，通关难，用电难，讲话（通信）难”等，同样也会形成瓶颈，压抑发展行业的前程，不利于整体发展。
有快车道，路宽、网带宽，话线长、铁路线长，飞机宽、商品房宽，电网多、资金多，管道粗、电缆光缆粗，硬件硬，等等，人们却难以上去运行，或者代价很高，或者关卡多，跑道不畅肠梗阻，却反而“门前冷落鞍马稀”，形成资源运行中的闲置（它有运行成本，比普通闲置更糟），那么它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它没能支撑起人民廉价、容易而有效的幸福生活，妨碍了工业、科技、信息业等发展行业的强势发展，它至少没有尽责，反而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失调，瓶颈、臃塞仍存。
谋取高效益是自觉的商业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凭借垄断经营地位，并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逆市场价值规律而实际自顾了小团体部门与行业利益，则不仅是计划经济弊端一面的影子再现，还是有害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利益的。如果社会大众的收入常常因为满足了“民以食为天”等的基础消费而所剩无几，如果发展性行业常常被基础性成本支出而搞得焦头烂额，它们的发展后劲有从何而来？
中国还有一个习惯说法，一个人或家庭，如果发家却只知吃喝玩乐，及时行乐，便是败家子。但是，如果其收入仅够吃喝等维持基本生存，那他等也是发家无望的。顺而言之，如果说硬件短缺基础薄弱，曾经妨碍了中国发展，那么，如果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总是穷忙于应付基础消费后，便所剩无几，则也是很难发国，很难走向发达国家的。此之阻碍者，既败民败家，是败民子、败家子，也便是败国子。人民与家庭是国之根本，夺民夺家就是夺国，败民败家就是败国。
发人，发家，发国，有时那么近，那么紧。有时却被迫搞的那么远，乃至对立。如大跃进至文革结束，人民发家致富便是一些人眼里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定罪于私有化、资本主义尾巴之位而割了不可。结果，人民不能有自己的财产，集中存在公家的财产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人民不能私有，公也难以为继；人民穷了，国库也所剩无几了；对人民致富与财产的公有化“坚壁清野”，恰恰使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好在情况变了，改革开放了，文革中的那些小丑，都已经陷入了民愤怒潮而不得翻身。
富国宜先富民，强国宜先强民。中国欲建设发达国家，必先有发达之人民，发达之家庭。不能以基础的不“基础”而迫使国民穷忙于应付维持基本生存，致使民贫国弱。
毫无疑问，放长线，铺宽路，筑高桥，建宽带，硬金融等，解决瓶颈问题，优先发展基础行业是正确的。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太贵了，有米巧妇也难炊。如果有关基础的宽、大、粗、硬、长、强了，却以此“拥兵自重”，不仅有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一盘棋，还恃强凌弱，对国内其他更待发展的发展性行业保持诸多压制势头，以最大限度地掏国内普通消费者的钱袋为能事，而弱于配套服务，疏于赢得ＷＴＯ等对外竞争，则是对“宽、大、粗、硬、长、强”等的误解、误用与浪费。
ＷＴＯ在招手，入世在即。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等竞争的要害在国门以外，我们不能“内战内行，凶且猛；外战外行，悚切弱”。现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仅要让“基础的”强起来，而且要让“基础的”便捷、安全、廉价、易行起来，真正消除那些道路瓶颈、交通瓶颈、电力瓶颈、能源瓶颈、信息瓶颈、教育瓶颈、资金瓶颈、金融瓶颈等，为各行各业“入世”而能“立世，赢世”打好基础，最终壮大综合国力。这些才是优先发展基础行业的真正含义。这才是真正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有了真正意义的强大硬件设施，奠定了良好的协调发展基础，为个人与企业等全社会腾出空间，更顺当地向高层次发展。
（五）
短缺瓶颈是软弱瓶颈，富强瓶颈是霸道瓶颈。软弱也好，霸道也好，总起来一个词，就是差劲。这样的差劲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危险。
可以这样说，国家优先发展基础行业，解决瓶颈问题，本意是不想让基础行业之欠缺与弱小等限制发展行业的发展。而是希望基础行业硬实一些，条条宽阔坚实畅达之公路、铁路、航空路、电话与因特网路等能担当国之栋梁，使其他发展行业与公民等能更加便捷、快速、有效、低价、顺利地通过它们，获得较快较大的发展。说白点，就是全社会不为吃喝、走路、说话（通信）、用电、住房、接受教育、养老等犯愁，好腾出精力大干事关发展的大事。
然而如今，在社会物价指数整体持续回落的同时，交通票价高、商品房价高、电话费电费高、书价高、学费及其所谓入学赞助费高等“几大高”不仅有松动，有的还不降反涨，或者明降暗涨。
有些行业不是因为发展好了而降价，让国民与全社会得实惠，而是自认为腰板硬了，可以涨价了。如有的学校，本来收费不高，一旦国家投资改善了校舍，增加了师资等，它马上向高收费看齐，美其名曰“优质优价”。为此，还有些行业与企业，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抓业务，搞创新，多快好省（也获利）地满足社会需要，而是忙于拉关系，淘汰改造，忙于评级上档次。为什么？档次高了，收费也就名正言顺爬跳上去了。
国家与人民为此吃了大亏。帮助了它的建设，它还要反过来向你多索取。如同个人评职称、定巡视员级别等的，给了荣誉，还要给相应级别的工资、住房、用车等福利待遇。至于他的贡献是水涨船高了，还是原地不动，乃至退步，就不管了。而这些，不都是居民消费能力（或民脂民膏）堆砌的吗。
有的行业或企业，让你“宽进严出”，美其名曰培养消费群体，占领市场。它实则以低价或免费等降低门槛吸引大批消费者上了“贼船”后，马上提高船票价格，让你欲罢不能，乖乖挨宰，可谓“关门打狗”。
还有个别行业与个别企业，为了扩大收入，还推出了锦上添花的消费项目，有误导、助长奢靡、畸形消费之嫌疑。如手机销售及其个别增值业务（化装、短信息一类的），有些方面是重于赶时髦而掩盖了其本身的通信功能。这些不可不谓经济领域不正常的贫富悬殊。
有些不当牟利的经济活动，简直就是破坏经济。如华中某城市一家公司搞了一次“打电话获大奖的活动，规定在一定期限内打其电话累计次数最多者可获高级家庭影院或云南７日游，价值４８００。最终，最多者打通电话２万余次，前１０名平均次数超过了８０００。不论是公费电话，还是私费电话，这项业务的社会正当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创造市场需求与营业额、利润，合适吗？
有的行业，不惜违背常理，乃至伤天害理，为了扩大收入，它们自造市场，乃至链式市场。如有的医院治病，哪怕是极轻极易极微的病，有用没用，有必要没必要，他也先推荐你用多种仪器查一番，捞足了银子再看病。人们戏曰如今的大夫不会看病，其实非也，病会看，但更会看钱，而且先要看钱。还有小病大治，轻病下猛药等，也属此类。
他们不是看哪种药疗效好，经济实惠，而是看那种药回扣大，利润高。先看钱，后看病；看见钱，再看病。如果这是个别大夫的所作所为，也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这还是一些医院明里暗里确定的创收主渠道，有“官方”色彩。虽然卫生部长张文康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他“不是６００万医务人员的卫生部长，而是１２亿人民的卫生部长”，虽然比起另一些基础部门的领导动则“我要为本行业与职工的发展前途考虑”一类的强多了，甚至不可同日而语，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有很多的具体工作要做，尤其是体制改革有待深入。
令人忧患的是，有的基础性的垄断行业与单位，为了赚钱，不惜制造障碍，违规设卡，全力创造收费的理由。从本质而言，这些与玻璃商雇人砸玻璃，修车的雇人扎车胎等而自创业务需求、消费市场，没有什么两样。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官的、“合法”的，一个是私人的、违法的。难怪人们说：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大楼。一些名义上行使国家职能，维护国家利益的部门的不正当的做法给国家和政府抹了黑。这些，与竭泽而渔，掠夺性经营等多少是沾些边儿的。
（六）
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基础行业的企业把持了社会资金再分配的投向与数量后，却并没有把圈来的资金用于更合理、有效的地方，而是不仅盲目扩大非生产经营性支出，或者造成资金闲置与浪费，还违规加入了股市、房地产等，去吹泡泡，为虚假繁荣和畸形的泡沫经济“添彩”，起到破坏作用。
它们的危害性还表现于减少了我国国际收入，中国正逐渐更广泛深入地融入国际市场，一些行业，如民航、电信、金融等，由于坚持高价而竞争乏力，服务也差，每年均损失了相当数量的国际机票、话费、国际结算等收入。
国内的钱猛赚，花花的外币任流走，强于在国内称雄“发羊财”，弱于在国际市场“发洋财“。此时此刻，唱高调“维护国家利益”的勇气哪里去了？同时，它们更没少打自己的小九九，维护小集团、小行业利益，成为其他行业和众多消费者不满的议论中心。
可叹的是，一些制造“高价位瓶颈者”正开始吞吃自酿的苦果。据了解，今年１至６月份，中国电信固定电话放号数量屡创历史新高，用户总数已达１。６亿户，其他业务用户数也猛增，如因特网用户累计新增７９１万户，增长了２８７。６％。但是，累计收入不仅未与之同步增长（仅增长了５。８％，为８７３亿元），反而比上年同期下跌了１３个百分点。同时，还低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７。９％的增幅。
又如有资料显示，为补缺亏损，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中国邮政进行了多次调价，但名为调，实为只涨不降，仅一封平信便从０。０８元涨至了０。８０元。可是资费大幅上涨不仅没有使邮政业亏损减少，反而从年４７亿上升到了１５４亿。虽然有电话普及、Ｅ－ＭＡＩＬ等因素在内，但“涨价”也是使邮政业务量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据估算，仅１９８５年大幅提高报刊发行费用一项，便把许多报刊“逼上梁山”，其业务收入已经因此损失了３０至４０亿元。这是否陷入了一个“亏损—提价—再亏损—再提价”的恶性循环？其恶便恶在一是自己的搞不好，二是人民与国家陪着它们受损失。
放大来看，“短缺瓶颈—富强瓶颈”则使我国国民经济整体陷入了瓶颈不断，继续发展乏力的尴尬局面。这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走入了调整而未调顺或难以调顺的怪圈，瓶颈者，仍是瓶颈，受阻者仍然受阻。
凡此种种，就象一个永不成熟的楞头青，弱不经风、少不更事时让人为难，膀大腰圆、年富力强了却与人为难，逼人犯难。怎么着，是个难办。这也象一位阿斗，幼弱要人扶，强壮了却六亲不认欺负人，瞎打人，打好人。就象一头劣驴，瘦弱时拉不动磨盘，骠肥腿壮时非但不听指挥不拉磨，还乱跑一气，扔下磨具闹独立，自寻欢，甚至拖垮拖坏了磨具，害得主人东奔西颠，四处抢险求协调，与他商量着，乞求他高抬贵手，共谋发展。这些也令人想起了草莽四起，占山为王，军阀横行的强权时代。放眼我国经济生活，较之很多开放了的发展性行业，许多缺乏竞争的垄断行业及其企业是多么缺乏民本位思想，说好听点是“改革开放了，但仍旧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说难听点就是王霸之气不退，专制作风依旧。不过，也许财阀与军阀、政阀都是一个意思。而且，他们不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更多的是国家扶持起来有正当用途的，是人民、消费者与市场之自由或非自由之选择等托起来的。
更象《东郭先生与狼》之狼的没良心，不懂义利，不识大体，暴露出狭隘的极端自我与自私自利。更象一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混球与昏君，众人辅佐他上台，上台就把功臣防、欺、害，乃至杀，甚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外国强盗合伙杀国内人，自己人。
（七）
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单位与个人，官僚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们摆架子，他们脾气大，官升脾气涨，官大脾气大，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他们挺着，横着，在很多处所做关卡、官卡，官本位之卡，当瓶颈，官本位瓶颈，衙门或机关瓶颈，以此损民利己，损公肥私，与民争利，窃国之公有为己之私有。
有时，衙门朝人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托关系不送礼，就不办事，或缓办事。难以过他们的关卡官卡，不仅正经做事难，正直做人难，很多好事也让他们拖黄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当事人没有摆正自己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中国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
部分“劣质官员”觉悟低，“受教育少”，不知道国家盖办公大楼，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工资奖金住房等福利待遇，打好基础，是鼓励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动则兴师动众，摆谱摆架子。三两个人的内部工作会、通气会、例会，也要搭个主席台，自以为很庄重地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根本否定了还有圆桌会议这样的平等待人的开会方式。录象、录音、照相，话筒、花台，一应俱全。一边喊家底薄，人均资源少，可一点库存，一点家底子，都花在这儿了，成全了几个官迷的官瘾、虚荣心，可谓损公肥私矣。
而且与轻车简从、作风清廉正派等官员相比，这种官往往瘾大技术差，工作业绩不怎么样，花活与漏洞，乃至明知故犯的错误却不少。如上所述，如果经济领域有一个“亏损—提价—再亏损—再提价“的恶性循环，那么，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官本位恶性循环，其恶也是危害极大的。
“劣质官员”们“为官不仁”，他们往往把人民应得的视作其封赏、赏赐或者分配。他们不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仅忘记了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更忘记了自己应该处于社会基础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反而自以为是，本末倒置，以父母官自居，高高在上，不做公仆做主子，人民倒成了儿子与奴仆。
很多挺容易正当的事，他们也要制造“过五关，跑六趟，交八费”的雁过拔毛效应。如汽车等消费市场难以启动，便与其销售与使用等领域存在诸多经济的与行政的瓶颈有关。“买
得起马配不起鞍“消费恐惧心理普遍存在，这费那费，这手续那年检，买车办证跑断腿，养车管车更是劳心费神。有了车，就等于有了一个包袱，多有了一个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做酸孙子的机会。有了一条可以随时抽打你的看不见的鞭子。有了这么一个不言不语却不易伺候的爷，以至于搞不清究竟谁是车的主人。车主，车，还是必须对其俯首帖耳的有关部门？这些不能不令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静观待变而决定消费倾向与时机。
不客气地说，我国的很多好事就是泡汤于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他们筑起官本位高门槛、关卡官卡，形成种种弊端，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浪费大，人浮于事更碍害于事，无效力性财政支出增加，机关等生产关系而企业等生产力更大程度地拥有或垄断资源，国有与民营等企业投资积极性受挫，官场腐败与地下经济、黑帮活动等互相攀升，等等。这些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进程。
电视剧里，遇有洪水等灾情，大贪官和申（加王旁）振振有辞，“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谈什么救民“。官重于民，官大于民，官本位是社会基础，何等强烈、“有理”的统治思想。这实际上是先救生产关系，后救生产力；先救末，后救本；先救金字塔尖，主体塌便塌吧，再找或造一个主体按上。
人民要上访，部分不称职者对以拖宕、敷衍、阻拦，更有人采取了打击报复的言行，还有人开玩笑，搞黑色幽默，要人民“到银河系找外星人解决”。真不知这样的人是怎样混进国家干部队伍里去的。
人民稍有不满，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左帽就扣上来了：不维护大局，不服从集体利益，破坏安定团结，没有保持一致，等等，对人民实行邓小平同志批评过了的“这是真正的管、卡、压“的高压恐吓政策。“大局”之下，掩盖了多少他们个人的小九九；“一致”之下，他们驱散了多少人们保持一致的神圣信念。他们败坏了多少“大局为重”与“保持一致”的事业。
更令人担忧的是，充分就业、劳动者收入稳定增长和收入差距适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可如今工人下岗较多，农民收入相对减少，许多官员干部等基础系统却连续加工资，已经存在了的社会收入等差别正不断扩大，或恶化。这也是基础的却不“基础”的表现之一。
没有基础，没有发展。基础的不安分，或者门槛高，或者开错门，也不利于发展。同时，如同重税奖励走私，基础的不“基础”必然还会阻碍经济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导致市场无序，地下经济泛滥，黑恶势力膨胀坐大等等。
这些必然造成社会心灵距离的扩大，凝聚力减退，致使是离心离德之离心力，而不是同心同德之向心力增强了。这是很危险的，容易激起民变，社会崩盘。
记住，金字塔之主体坍塌时，塔尖往往是粉碎性地埋葬于主体。一些不可一世的贪官，一些肆无忌惮的腐败窝子，一些猖狂如妖魔下凡的腐败团体，一些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是已经粪土尘土于历史废墟了吗？
（八）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霸道，天下无道。须不知，关卡权威，官卡神气，瓶颈厉害，但也很危险。它们能迫使全国人民和发展行业见习“新孙子兵法”，到处装孙子、做孙子，叩头作揖、送礼陪笑脸，也能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和社会焦点、热点。民顺国太平，人祥民和才能长治久安。疏通梳理，平缓的河流不会泛滥，也不会决堤而冲决、荡涤。但关卡与瓶颈，本质是堵塞，其必然逼成悬河与高水位，形成急流、瀑布与汹涌澎湃。
沉迷低级庸俗，不把自己当干部，人民就不会把他当领导；不代表人民，人民就不会把他当代表；高高在上，不把自己当基础，就是把自己架火烤。倒悬人民，人民就是洪水。谁要吃人民，人民就是他的猛兽。
不基础的，位不正的，麻烦大了。看看四人帮的结果，他们应该是当代中国不尊重人民意愿而遭遇惩罚的最高代表了吧。令人信心倍增的是，党和国家决不手软，很多滥用权力者、腐败分子等已经下大牢，或者走上了不归路。他们不安分守己，不尽职尽责，他们欺民骗党，突破“基础”，自造悬河冲自己，自造烈火烤自身，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下大力气解决基础的不“基础”的问题。一是经济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所有制一起上，二是文化领域不提“文化为政治服务”，三是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加强民主与法治。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全社会推行的重民政策，民是一切基础的基础。
如此民重了，官轻了；民回位了，官本分了；基础的“基础”了，发展的发展了。如此，不头重脚轻了，不官重民轻了，不官本位高强于民本位，何愁中国不民富国强。
加强自律和他律，该基础的，别高贵！该低廉的，别高价！该简单易行的，别复杂难办！官本位封建思想严重的，要遵从民本位！照明住房低廉些，说话（通信）便宜些，出行（交通）门槛低些，教育收费少些，看病防老容易些，办事门槛低一些，人民大众而不是官本位是国家的基础与主人，等等。
一句话，让基础的“基础”了，真正消除各类瓶颈、关卡官卡，中国国民经济才是真正做好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社会才是真正理顺了关系，才能够更快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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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坚 [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
2001年11月
（一）
机票打折，不允许；红眼航班，不让开；京津塘等高速公路，往返过关费高于同程火车票价；火车票逢年过节涨价，美其名曰“分流”；电价水价，一涨再涨；医药改革，医药分家，药费仍然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就“练功”；学校收费一年赛一年，有增无减；商品房降价，雷声大雨点小。
尤其是通信行业，手机单向收费，也不行；装机费、月租费它都收着，公司上市，参加了基本建设的广大用户却不是股东，没有股权，不参加分红（电力与机场建设等行业建设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中国电信多次宣布了回报用户的资费调整方案，但许多单项有升有降，总体水平最终基本持平。有的明降暗升，与消费者玩起了官场游戏。
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垄断性价位易升难降。这是怎么啦？细眼一看，相关行业大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并且常常在国内市场中处于行业垄断地位。近年来，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它们推出一些名为“回报用户”等的善举，却常常反而惹得社会各界评论纷纷，反响强烈。面对嘘声一片，这些行业总是振振有辞，无非是“钱没装进自己的口袋，上交国家了”一类的冠冕堂皇，或者是“管理等成本上升了”一类的托词，就是不自问“成本核算合理吗，为什么成本降不下来“。
的确，除去国际支付，国民支出都没有肥水流入外国田。众多的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如电信、电力能源、教育、交通、医药、金融、房地产、科技创新、工业制品、文娱等，无论哪个行业回笼的居民收入，都是“肥水留在国内”，流入国库。但是，如果把有关“吃、喝、行、住、说话（通信）、电力、受教育”等划为基础性行业，科技创新、工业制品、文体娱保健、信息出版等则为发展性行业，那么，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二者之间，国民支出之肥水究竟更大比例地流入哪块领地更划算，更利于国民经济整体走强，更利于全社会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呢？
经济学上有一个恩格尔法则，说的是当某国国民总支出一定时，花在吃喝等维持基本生存方面的比例越高，则该国越穷，社会发展水平越低。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理解，当收入一定时，一是只顾吃喝，忽视了高层次发展，二是“有吃有喝，吃好喝好就得啦”等昏庸观念作怪，不思进取，三是只够吃喝，无力向高层次发展。总之，主观也好，被迫也好，是没有向高层次发展，只停留在“吃饱肚子，走了路，住了房，说了话，看了病”等温饱水平。
这个西方经济学总结的道理是很容易在中国“西化”的，是易于中国人接受的，改革开放之前后的中国是两重天，稍微年长一点的都有亲身体会和对比。尤其是文革期间，吃饱肚子，家家户户便难剩几个闲钱，回家探亲，还要申请路费补助。现在，已然小康的中国虽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解决温饱的支出占比已经下降了许多。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标志。
（二）
显然，恩格尔法则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格局也是适用的。就国民收入总支出的流向与流量而言，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之间也应该有一个适度的系数。可以说，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如果电信、电力、教育、交通、养老等基础行业“圈走（回笼）”的国民收入总支出占比超出了该适度系数，偏低，或者偏高，该国科技创新、工业制品等发展行业的前途则必受掣肘，从而影响国民经济与全社会的健康发育与良性循环发展。
事实上，我国的基础行业曾经是因为过于弱小，“服务与圈钱”能力太差等，而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要致富，先修路”，对于“车皮难，打电话难，行路难，用电难”等，我们是记忆尤新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基础产业薄弱形成的瓶颈问题，我国确立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优先发展道路交通、电力能源、航空、电信、金融、教育等基础产业的经济政策。
由于内资外资，主观努力和优惠政策等一起上，就目前经济运行之行业动态比较而言，诸多基础产业不仅相对发达，日子好过，楼高漂亮奖金多，财大气粗，而且常常因为垄断经营而对发展行业处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任意遏制市场需求和社会呼声，任意推出偏高的垄断价格，有强权欺行霸市之嫌。这便导致了本文开头的一些背离了市场规律的不正常经济现象。
不仅不正常，还有一些反常现象。个别地方的个别行业，自己不“基础”，还不阻止别人“基础”。他们以行业管理之名，行行业壁垒之实，甚至以“打击犯罪、清查”等，借口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名义，构筑利于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垄断霸主地位的行业规矩和壁垒，排斥（国内）竞争者，“外来户”，保一己之垄断利益。
为了固定电话互联互通，降低话费，移动电话单项收费等，仅一家电信公司便压制另一家，在国内市场干了多少仗？这几乎是典型的裁判员参与踢球，以谋取利益，而且很难保证不发生“抓贼行窃”的事儿。
价格竞争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大基本特征与自发要求，为什么排斥？别人能降价，他怎么就不能？都是国字号企业，怎么他干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别人干就是不利于国家利益，乃至出卖国家利益？
那么基础的“不基础”，不顾大局，不守本分，继续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倒是利于国家利益？
培育葫芦它成瓢，大瓢小瓢崴你油；打铁成钢做快刀，大刀小刀割你肉。瓶颈林立，排斥竞争，通道不畅，短缺瓶颈之亏，我们吃过了。现在，仍然是“瓶颈林立，排斥竞争，通道不畅”，我们正吃“富强瓶颈”之亏。
中国形容某人做好事而不走运，是“里外不是人”，那么该基础的不“基础”，则是穷横富也横，弱蛮强也蛮，里外是瓶颈，好歹为难人，反正是瓶颈。
（三）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输血、补差”，我国电信、电力、航空、高速公路、铁路、金融、教育、商品房等基础行业虽然已经得到了空前，乃至超前发展，但困扰国民经济与全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却依然存在。近年来，民航客机上座率低，汽车绕小道躲避高速公路，居民电话通话率低，贷款难，商品房闲置，农民有电不用点油灯，子女教育和养老如两座大山令人们有钱不敢花等，这些经济现象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了。
为什么？因为由于管理不善或乘机涨价等原因，一些基础行业一阔脸就变，它们借助国家优惠政策、比较优势与垄断地位，以价位高、关卡多等而高高在上，令人“敬而难之，远之”，弱化了人们对发展行业之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愿望和能力（还有其自身功能），成为新的瓶颈、拦路虎。
它们摇身一变，从“短缺瓶颈，穷弱瓶颈”嬗变为“高价瓶颈，富强瓶颈”，继续阻碍其他行业发展，使产业结构调整有名无实。可以这样说，一些基础行业，国家重点扶持，给予优惠政策，帮助了它们发展，但它们却没有完全实现国家优先发展基础产业的初衷，当初的“瓶颈现象”继续以其他方式存在。当然，它们的发展本身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成就，我们也不否认它们起到了基础产业的部分作用，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它们做得还不够，还没有更好地发挥作用，没有从更高的国家全局利益出发，没有完全发挥自己作为基础产业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适当位置。
“为富不仁，恃强凌弱”，贫弱时获得优先发展权，富强了翻脸不认人，还以势（垄断地位等）压人，致使居家过日子、办企业、干事业等有诸多不易。这不仅不道德，而且有害。有报道说，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天津市已经于２０００年底完成了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全市３８４１个村的１４０万农户，即使处于最偏僻的山区，其照明用电也可以享受每度０。４９元的全市统一过度电价。仅此一项，即可减轻全市农民负担约２亿元。
天津是“大城市，小农村”，中国是“大农村，小城市”，农村人口占８０％。解决用电瓶颈，一个天津一年可以为农民减负约２亿元，全国该是一个如何惊人的数字！如果再加上其它该低价、基础却高价而高贵了的支出，如水费、邮电费、公款吃喝招待费、臃肿的机构吃去的财政收入等，多少农民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能力被耽误了，多少农民可用于购买发展行业制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被阻遏、蒸发了？又增长了多少怨气、不满和社会暗流？别把为农民减负吊在嘴边，别把为人民服务当口号，多做些把农民和全体人民放在心里的实事，至少多清除一些瓶颈，至少自己逐步少做或不做瓶颈。
目前，基础的不“基础”，很多个人与家庭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包括预期收入）投入了购房、防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基础生存方面，常常处于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的以“食”为天的初级阶段，为“生老病死，吃喝出行说话，接受教育”等积蓄、犯愁。如某省城调队调查显示，按２００１年教育支出水平计算，该省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家庭要为自己的一个在学孩子年支付５７２７元人民币，占家庭总收入的２７。４％。按各学级的费用计算，一点儿弯路不走，不计算在家的生活费用等，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总支出为１３万元。这类巨大的预期消费，已经明显影响到了我国居民的即期消费，使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增长政策受到来自一些国家行业与部门的“阻碍”。与借未来的钱满足即期消费相比，存储或免去即期消费为着未来消费，显然不能说是为未来打下良好基础，而是不得已为之，它们更是削弱了即期消费能力对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社会信用环境差，无法大力以信贷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至少也不能过于以远期消费影响即期消费吧。一定程度而言，中国人民不是天生善于实践“省吃俭用”美德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多半是基础的不基础造成的。
就单位与企业而言，电信、电力能源、交通等办公成本逐年追赶生产经营性成本支出。这些都会减弱全社会的工业品消费和科技创新能力，导致诸多发展行业等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积压、甩卖，再生产乏力，陷入相对萎缩与衰退的困境。这恐怕是我国一方面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品市场却有效需求不足，国有工业与商业企业效益下滑，持续低迷，不能产销两旺的基本原因之一。
金融界已经飞速发展了，但毛病也很大。它们“嫌贫爱富，只求保险”，不把自己当基础，或者缺乏把自己当基础的眼光，也是有失偏颇的。如银行贷款投放，过去是不讲风险，现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讲风险，不讲扶持与创新。一方面多家银行争着给一些效益好的企业“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急需“雪中送炭”的新兴产业与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资金扶持，相当程度上减弱了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动机的领头羊作用。
有些银行，信贷、结算等主营业务下滑，乃至亏损，却忙于争夺代发工资、代收水电煤气有限电视费等利润业务。不是说这些不可以，而是说如果把这些当作主要的“经济增长点”，那则是与“金融”二字相去太远。
又如保险业，风险不大，稳赚不赔的险种个公司一窝蜂争相开发、推销，一些急需保险，风险甚大的险种却鲜有问津，乃至空白。收保费时“勤勤恳恳”，踏破门槛，理赔时“千呼万呼始出来，难于上青天”。个人与企业，“保”是投了，“险”之后顾之忧仍存。人们不禁要问：我很安全，何需你保险；我很忧危，保险哪里去了？如此保险业，没它也没事，有它多揩一层油，多掉一层皮，有收刮民财之嫌。只保自己“平安”赚钱，不保他人“危险”，凡事以“自己保险”为重，其社会保障作用不是大打折扣吗？至少，这样的保险业是不完整的，业
务操作水平也是不高的。
（四）
社会总支出等社会资源一定时，基础行业与发展行业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跷跷板。它们互相支撑，又互相制约，尤其是制约对方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基础的”的欠缺，或弱小时，形成瓶颈，阻碍了诸多发展行业的上升空间，不利于总体发展；另一方面，“基础的”很发达，却也很“高贵”，门槛高、要价高，服务差、关卡多，造成“上路难，通关难，用电难，讲话（通信）难”等，同样也会形成瓶颈，压抑发展行业的前程，不利于整体发展。
有快车道，路宽、网带宽，话线长、铁路线长，飞机宽、商品房宽，电网多、资金多，管道粗、电缆光缆粗，硬件硬，等等，人们却难以上去运行，或者代价很高，或者关卡多，跑道不畅肠梗阻，却反而“门前冷落鞍马稀”，形成资源运行中的闲置（它有运行成本，比普通闲置更糟），那么它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它没能支撑起人民廉价、容易而有效的幸福生活，妨碍了工业、科技、信息业等发展行业的强势发展，它至少没有尽责，反而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失调，瓶颈、臃塞仍存。
谋取高效益是自觉的商业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凭借垄断经营地位，并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逆市场价值规律而实际自顾了小团体部门与行业利益，则不仅是计划经济弊端一面的影子再现，还是有害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利益的。如果社会大众的收入常常因为满足了“民以食为天”等的基础消费而所剩无几，如果发展性行业常常被基础性成本支出而搞得焦头烂额，它们的发展后劲有从何而来？
中国还有一个习惯说法，一个人或家庭，如果发家却只知吃喝玩乐，及时行乐，便是败家子。但是，如果其收入仅够吃喝等维持基本生存，那他等也是发家无望的。顺而言之，如果说硬件短缺基础薄弱，曾经妨碍了中国发展，那么，如果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总是穷忙于应付基础消费后，便所剩无几，则也是很难发国，很难走向发达国家的。此之阻碍者，既败民败家，是败民子、败家子，也便是败国子。人民与家庭是国之根本，夺民夺家就是夺国，败民败家就是败国。
发人，发家，发国，有时那么近，那么紧。有时却被迫搞的那么远，乃至对立。如大跃进至文革结束，人民发家致富便是一些人眼里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定罪于私有化、资本主义尾巴之位而割了不可。结果，人民不能有自己的财产，集中存在公家的财产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人民不能私有，公也难以为继；人民穷了，国库也所剩无几了；对人民致富与财产的公有化“坚壁清野”，恰恰使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好在情况变了，改革开放了，文革中的那些小丑，都已经陷入了民愤怒潮而不得翻身。
富国宜先富民，强国宜先强民。中国欲建设发达国家，必先有发达之人民，发达之家庭。不能以基础的不“基础”而迫使国民穷忙于应付维持基本生存，致使民贫国弱。
毫无疑问，放长线，铺宽路，筑高桥，建宽带，硬金融等，解决瓶颈问题，优先发展基础行业是正确的。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太贵了，有米巧妇也难炊。如果有关基础的宽、大、粗、硬、长、强了，却以此“拥兵自重”，不仅有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一盘棋，还恃强凌弱，对国内其他更待发展的发展性行业保持诸多压制势头，以最大限度地掏国内普通消费者的钱袋为能事，而弱于配套服务，疏于赢得ＷＴＯ等对外竞争，则是对“宽、大、粗、硬、长、强”等的误解、误用与浪费。
ＷＴＯ在招手，入世在即。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等竞争的要害在国门以外，我们不能“内战内行，凶且猛；外战外行，悚切弱”。现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仅要让“基础的”强起来，而且要让“基础的”便捷、安全、廉价、易行起来，真正消除那些道路瓶颈、交通瓶颈、电力瓶颈、能源瓶颈、信息瓶颈、教育瓶颈、资金瓶颈、金融瓶颈等，为各行各业“入世”而能“立世，赢世”打好基础，最终壮大综合国力。这些才是优先发展基础行业的真正含义。这才是真正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有了真正意义的强大硬件设施，奠定了良好的协调发展基础，为个人与企业等全社会腾出空间，更顺当地向高层次发展。
（五）
短缺瓶颈是软弱瓶颈，富强瓶颈是霸道瓶颈。软弱也好，霸道也好，总起来一个词，就是差劲。这样的差劲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危险。
可以这样说，国家优先发展基础行业，解决瓶颈问题，本意是不想让基础行业之欠缺与弱小等限制发展行业的发展。而是希望基础行业硬实一些，条条宽阔坚实畅达之公路、铁路、航空路、电话与因特网路等能担当国之栋梁，使其他发展行业与公民等能更加便捷、快速、有效、低价、顺利地通过它们，获得较快较大的发展。说白点，就是全社会不为吃喝、走路、说话（通信）、用电、住房、接受教育、养老等犯愁，好腾出精力大干事关发展的大事。
然而如今，在社会物价指数整体持续回落的同时，交通票价高、商品房价高、电话费电费高、书价高、学费及其所谓入学赞助费高等“几大高”不仅有松动，有的还不降反涨，或者明降暗涨。
有些行业不是因为发展好了而降价，让国民与全社会得实惠，而是自认为腰板硬了，可以涨价了。如有的学校，本来收费不高，一旦国家投资改善了校舍，增加了师资等，它马上向高收费看齐，美其名曰“优质优价”。为此，还有些行业与企业，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抓业务，搞创新，多快好省（也获利）地满足社会需要，而是忙于拉关系，淘汰改造，忙于评级上档次。为什么？档次高了，收费也就名正言顺爬跳上去了。
国家与人民为此吃了大亏。帮助了它的建设，它还要反过来向你多索取。如同个人评职称、定巡视员级别等的，给了荣誉，还要给相应级别的工资、住房、用车等福利待遇。至于他的贡献是水涨船高了，还是原地不动，乃至退步，就不管了。而这些，不都是居民消费能力（或民脂民膏）堆砌的吗。
有的行业或企业，让你“宽进严出”，美其名曰培养消费群体，占领市场。它实则以低价或免费等降低门槛吸引大批消费者上了“贼船”后，马上提高船票价格，让你欲罢不能，乖乖挨宰，可谓“关门打狗”。
还有个别行业与个别企业，为了扩大收入，还推出了锦上添花的消费项目，有误导、助长奢靡、畸形消费之嫌疑。如手机销售及其个别增值业务（化装、短信息一类的），有些方面是重于赶时髦而掩盖了其本身的通信功能。这些不可不谓经济领域不正常的贫富悬殊。
有些不当牟利的经济活动，简直就是破坏经济。如华中某城市一家公司搞了一次“打电话获大奖的活动，规定在一定期限内打其电话累计次数最多者可获高级家庭影院或云南７日游，价值４８００。最终，最多者打通电话２万余次，前１０名平均次数超过了８０００。不论是公费电话，还是私费电话，这项业务的社会正当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创造市场需求与营业额、利润，合适吗？
有的行业，不惜违背常理，乃至伤天害理，为了扩大收入，它们自造市场，乃至链式市场。如有的医院治病，哪怕是极轻极易极微的病，有用没用，有必要没必要，他也先推荐你用多种仪器查一番，捞足了银子再看病。人们戏曰如今的大夫不会看病，其实非也，病会看，但更会看钱，而且先要看钱。还有小病大治，轻病下猛药等，也属此类。
他们不是看哪种药疗效好，经济实惠，而是看那种药回扣大，利润高。先看钱，后看病；看见钱，再看病。如果这是个别大夫的所作所为，也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这还是一些医院明里暗里确定的创收主渠道，有“官方”色彩。虽然卫生部长张文康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他“不是６００万医务人员的卫生部长，而是１２亿人民的卫生部长”，虽然比起另一些基础部门的领导动则“我要为本行业与职工的发展前途考虑”一类的强多了，甚至不可同日而语，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有很多的具体工作要做，尤其是体制改革有待深入。
令人忧患的是，有的基础性的垄断行业与单位，为了赚钱，不惜制造障碍，违规设卡，全力创造收费的理由。从本质而言，这些与玻璃商雇人砸玻璃，修车的雇人扎车胎等而自创业务需求、消费市场，没有什么两样。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官的、“合法”的，一个是私人的、违法的。难怪人们说：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大楼。一些名义上行使国家职能，维护国家利益的部门的不正当的做法给国家和政府抹了黑。这些，与竭泽而渔，掠夺性经营等多少是沾些边儿的。
（六）
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基础行业的企业把持了社会资金再分配的投向与数量后，却并没有把圈来的资金用于更合理、有效的地方，而是不仅盲目扩大非生产经营性支出，或者造成资金闲置与浪费，还违规加入了股市、房地产等，去吹泡泡，为虚假繁荣和畸形的泡沫经济“添彩”，起到破坏作用。
它们的危害性还表现于减少了我国国际收入，中国正逐渐更广泛深入地融入国际市场，一些行业，如民航、电信、金融等，由于坚持高价而竞争乏力，服务也差，每年均损失了相当数量的国际机票、话费、国际结算等收入。
国内的钱猛赚，花花的外币任流走，强于在国内称雄“发羊财”，弱于在国际市场“发洋财“。此时此刻，唱高调“维护国家利益”的勇气哪里去了？同时，它们更没少打自己的小九九，维护小集团、小行业利益，成为其他行业和众多消费者不满的议论中心。
可叹的是，一些制造“高价位瓶颈者”正开始吞吃自酿的苦果。据了解，今年１至６月份，中国电信固定电话放号数量屡创历史新高，用户总数已达１。６亿户，其他业务用户数也猛增，如因特网用户累计新增７９１万户，增长了２８７。６％。但是，累计收入不仅未与之同步增长（仅增长了５。８％，为８７３亿元），反而比上年同期下跌了１３个百分点。同时，还低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７。９％的增幅。
又如有资料显示，为补缺亏损，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中国邮政进行了多次调价，但名为调，实为只涨不降，仅一封平信便从０。０８元涨至了０。８０元。可是资费大幅上涨不仅没有使邮政业亏损减少，反而从年４７亿上升到了１５４亿。虽然有电话普及、Ｅ－ＭＡＩＬ等因素在内，但“涨价”也是使邮政业务量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据估算，仅１９８５年大幅提高报刊发行费用一项，便把许多报刊“逼上梁山”，其业务收入已经因此损失了３０至４０亿元。这是否陷入了一个“亏损—提价—再亏损—再提价”的恶性循环？其恶便恶在一是自己的搞不好，二是人民与国家陪着它们受损失。
放大来看，“短缺瓶颈—富强瓶颈”则使我国国民经济整体陷入了瓶颈不断，继续发展乏力的尴尬局面。这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走入了调整而未调顺或难以调顺的怪圈，瓶颈者，仍是瓶颈，受阻者仍然受阻。
凡此种种，就象一个永不成熟的楞头青，弱不经风、少不更事时让人为难，膀大腰圆、年富力强了却与人为难，逼人犯难。怎么着，是个难办。这也象一位阿斗，幼弱要人扶，强壮了却六亲不认欺负人，瞎打人，打好人。就象一头劣驴，瘦弱时拉不动磨盘，骠肥腿壮时非但不听指挥不拉磨，还乱跑一气，扔下磨具闹独立，自寻欢，甚至拖垮拖坏了磨具，害得主人东奔西颠，四处抢险求协调，与他商量着，乞求他高抬贵手，共谋发展。这些也令人想起了草莽四起，占山为王，军阀横行的强权时代。放眼我国经济生活，较之很多开放了的发展性行业，许多缺乏竞争的垄断行业及其企业是多么缺乏民本位思想，说好听点是“改革开放了，但仍旧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说难听点就是王霸之气不退，专制作风依旧。不过，也许财阀与军阀、政阀都是一个意思。而且，他们不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更多的是国家扶持起来有正当用途的，是人民、消费者与市场之自由或非自由之选择等托起来的。
更象《东郭先生与狼》之狼的没良心，不懂义利，不识大体，暴露出狭隘的极端自我与自私自利。更象一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混球与昏君，众人辅佐他上台，上台就把功臣防、欺、害，乃至杀，甚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外国强盗合伙杀国内人，自己人。
（七）
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单位与个人，官僚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们摆架子，他们脾气大，官升脾气涨，官大脾气大，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他们挺着，横着，在很多处所做关卡、官卡，官本位之卡，当瓶颈，官本位瓶颈，衙门或机关瓶颈，以此损民利己，损公肥私，与民争利，窃国之公有为己之私有。
有时，衙门朝人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托关系不送礼，就不办事，或缓办事。难以过他们的关卡官卡，不仅正经做事难，正直做人难，很多好事也让他们拖黄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当事人没有摆正自己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中国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
部分“劣质官员”觉悟低，“受教育少”，不知道国家盖办公大楼，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工资奖金住房等福利待遇，打好基础，是鼓励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动则兴师动众，摆谱摆架子。三两个人的内部工作会、通气会、例会，也要搭个主席台，自以为很庄重地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们根本否定了还有圆桌会议这样的平等待人的开会方式。录象、录音、照相，话筒、花台，一应俱全。一边喊家底薄，人均资源少，可一点库存，一点家底子，都花在这儿了，成全了几个官迷的官瘾、虚荣心，可谓损公肥私矣。
而且与轻车简从、作风清廉正派等官员相比，这种官往往瘾大技术差，工作业绩不怎么样，花活与漏洞，乃至明知故犯的错误却不少。如上所述，如果经济领域有一个“亏损—提价—再亏损—再提价“的恶性循环，那么，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官本位恶性循环，其恶也是危害极大的。
“劣质官员”们“为官不仁”，他们往往把人民应得的视作其封赏、赏赐或者分配。他们不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仅忘记了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更忘记了自己应该处于社会基础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反而自以为是，本末倒置，以父母官自居，高高在上，不做公仆做主子，人民倒成了儿子与奴仆。
很多挺容易正当的事，他们也要制造“过五关，跑六趟，交八费”的雁过拔毛效应。如汽车等消费市场难以启动，便与其销售与使用等领域存在诸多经济的与行政的瓶颈有关。“买
得起马配不起鞍“消费恐惧心理普遍存在，这费那费，这手续那年检，买车办证跑断腿，养车管车更是劳心费神。有了车，就等于有了一个包袱，多有了一个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做酸孙子的机会。有了一条可以随时抽打你的看不见的鞭子。有了这么一个不言不语却不易伺候的爷，以至于搞不清究竟谁是车的主人。车主，车，还是必须对其俯首帖耳的有关部门？这些不能不令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静观待变而决定消费倾向与时机。
不客气地说，我国的很多好事就是泡汤于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他们筑起官本位高门槛、关卡官卡，形成种种弊端，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浪费大，人浮于事更碍害于事，无效力性财政支出增加，机关等生产关系而企业等生产力更大程度地拥有或垄断资源，国有与民营等企业投资积极性受挫，官场腐败与地下经济、黑帮活动等互相攀升，等等。这些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进程。
电视剧里，遇有洪水等灾情，大贪官和申（加王旁）振振有辞，“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谈什么救民“。官重于民，官大于民，官本位是社会基础，何等强烈、“有理”的统治思想。这实际上是先救生产关系，后救生产力；先救末，后救本；先救金字塔尖，主体塌便塌吧，再找或造一个主体按上。
人民要上访，部分不称职者对以拖宕、敷衍、阻拦，更有人采取了打击报复的言行，还有人开玩笑，搞黑色幽默，要人民“到银河系找外星人解决”。真不知这样的人是怎样混进国家干部队伍里去的。
人民稍有不满，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左帽就扣上来了：不维护大局，不服从集体利益，破坏安定团结，没有保持一致，等等，对人民实行邓小平同志批评过了的“这是真正的管、卡、压“的高压恐吓政策。“大局”之下，掩盖了多少他们个人的小九九；“一致”之下，他们驱散了多少人们保持一致的神圣信念。他们败坏了多少“大局为重”与“保持一致”的事业。
更令人担忧的是，充分就业、劳动者收入稳定增长和收入差距适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可如今工人下岗较多，农民收入相对减少，许多官员干部等基础系统却连续加工资，已经存在了的社会收入等差别正不断扩大，或恶化。这也是基础的却不“基础”的表现之一。
没有基础，没有发展。基础的不安分，或者门槛高，或者开错门，也不利于发展。同时，如同重税奖励走私，基础的不“基础”必然还会阻碍经济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导致市场无序，地下经济泛滥，黑恶势力膨胀坐大等等。
这些必然造成社会心灵距离的扩大，凝聚力减退，致使是离心离德之离心力，而不是同心同德之向心力增强了。这是很危险的，容易激起民变，社会崩盘。
记住，金字塔之主体坍塌时，塔尖往往是粉碎性地埋葬于主体。一些不可一世的贪官，一些肆无忌惮的腐败窝子，一些猖狂如妖魔下凡的腐败团体，一些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是已经粪土尘土于历史废墟了吗？
（八）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霸道，天下无道。须不知，关卡权威，官卡神气，瓶颈厉害，但也很危险。它们能迫使全国人民和发展行业见习“新孙子兵法”，到处装孙子、做孙子，叩头作揖、送礼陪笑脸，也能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和社会焦点、热点。民顺国太平，人祥民和才能长治久安。疏通梳理，平缓的河流不会泛滥，也不会决堤而冲决、荡涤。但关卡与瓶颈，本质是堵塞，其必然逼成悬河与高水位，形成急流、瀑布与汹涌澎湃。
沉迷低级庸俗，不把自己当干部，人民就不会把他当领导；不代表人民，人民就不会把他当代表；高高在上，不把自己当基础，就是把自己架火烤。倒悬人民，人民就是洪水。谁要吃人民，人民就是他的猛兽。
不基础的，位不正的，麻烦大了。看看四人帮的结果，他们应该是当代中国不尊重人民意愿而遭遇惩罚的最高代表了吧。令人信心倍增的是，党和国家决不手软，很多滥用权力者、腐败分子等已经下大牢，或者走上了不归路。他们不安分守己，不尽职尽责，他们欺民骗党，突破“基础”，自造悬河冲自己，自造烈火烤自身，可谓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下大力气解决基础的不“基础”的问题。一是经济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所有制一起上，二是文化领域不提“文化为政治服务”，三是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加强民主与法治。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全社会推行的重民政策，民是一切基础的基础。
如此民重了，官轻了；民回位了，官本分了；基础的“基础”了，发展的发展了。如此，不头重脚轻了，不官重民轻了，不官本位高强于民本位，何愁中国不民富国强。
加强自律和他律，该基础的，别高贵！该低廉的，别高价！该简单易行的，别复杂难办！官本位封建思想严重的，要遵从民本位！照明住房低廉些，说话（通信）便宜些，出行（交通）门槛低些，教育收费少些，看病防老容易些，办事门槛低一些，人民大众而不是官本位是国家的基础与主人，等等。
一句话，让基础的“基础”了，真正消除各类瓶颈、关卡官卡，中国国民经济才是真正做好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社会才是真正理顺了关系，才能够更快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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