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建任务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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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建任务之重

韩咏红 (20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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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上周五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发言中重申要提高中共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新形势下加强与改进中共建设,要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实效。

  关于党建任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中共高层领导这一年多来,三申五令反复强调。今年9月的第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课题就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此后两个月里,政治局的年轻一代领导人借用不同场合,也以撰文或公开讲话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党风不正,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的严厉批评。

  直接掌管官员调升大权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10月中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就会有危险。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李源潮在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痛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少数部门屡禁不止,并已成为损害中共和人民关系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他还不避讳地说,干部到低俗场所找“三陪”小姐是他们腐化堕落的开始,接着要求干部不能为了贪图享乐而去“傍大款”(即结交攀附有钱人)。

  本月中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阐述四中全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目标。习近平批评干部们“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不善学”,主张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注重选拔那些理论素养高、学习能力强、学用结合好、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

  不论是强调党建的科学化水平,敦促党员洁身自好,或者要干部认真学习,这些批判与要求的背后都指向了中共队伍现存的积弊,尤其是指向干部自身行为偏差,价值观逆变的现象。

  对于已经浮现出来的问题,当局自知无法掩饰。四中全会的决定就很明白陈述: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屡禁不止。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还包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

  迹象显示,中共高层几番斥责,最担心的是党员与领导干部变质。当执政党越来越远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想,无须外力介入,全党就可能“自我和平演变”成追求私利的政党,而最终走向苏共的垮台结局。

  只是,通过意识形态与道德教育来约束党员的行为,这剂老药方对于已失去信仰的教育对象,还能产生多大的疗效,其实十分可疑。

  在分析当前中共党员行为与价值观变化的原因时,学者看到几种根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主要是积淀千年的权力本位观念;另外还有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物质享受对个人的巨大诱惑。当然,权责不符,官员权力缺乏监督的环境,显然助长了偏差行为的恶制化发展。

  既然如此,对症下药就需要从思想与制度同时入手,而且配合时代的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外部监督制衡,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建目标,中共也看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不过总体而言“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仍被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如果离开党内文件,往社会现实着眼,制度改革更显得进度缓慢。

  作为一个凭借信仰与奉献精神,在国家危难中发展起来的政党,中共在面对考验时回归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的道路,这是自然的逻辑,也是一种惯性。只是,在新形势下思想与意识形态对人的约束作用早已大不如前。

  换一个角度看,自认肩负民族复兴历史大任的中共所面对的,是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考验。传统中国以皇权官权、道德意识形态来规范与整合社会力量;在革命时代,革命党曾通过党国体制来实现社会整合和动员,但整合力量仍然是意识形态。到了此时,执政党建设的工程应该与现代化目标结合,更多依靠制度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目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这些题目没有破解,中共党建的任务也可能成为难以承受的重。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尽管包括高层成员在内的许多人都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改革的时机仍然在继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