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从领导农民暴动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

　


　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②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④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⑤。

　　在筹组********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⑥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⑦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⑧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⑾。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⑿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⒀。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⒁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⒂。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⒃。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①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②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③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小组综述》，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小组》(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④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小组》(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⑤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⑥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⑦ 李达：《中国******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⑨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⑩ 李达：《中国******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⑾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⑿《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⒀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⒂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⒃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五、在内工作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军阀并****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①。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但仍保持******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②。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本部刚好要派******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由于谭延闿率军讨赵，湖南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组织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旧的错误观念。”“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③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④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⑤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

　　上海执行部是******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分子案”。十八日，******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⑥。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⑦。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⑧。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宣传工作体制。******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员在******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的******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别。他写道：“本人信仰********，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之三民主义，以****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⑨。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指为******，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⑩。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⑾。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中央起草了《中国******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员和******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员在******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员加入中国******时，声明自己是******员。(二)******员要将在******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员加入******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者，也决不是真正******员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的活动，“在******的友党中国******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员加入******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做的”⒀。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新右派却没有触动。“中国******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和******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员进入******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员和******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员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⒁

　　中国******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在******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员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1923年7月1日。

　　② 《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三大通过)。

　　③ 《****中央第十三号通告》，1923年12月25日。

　　④ 《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⑤ 《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⑦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⑧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⑨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 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⑾毛泽东：《******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⑿《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1月。

　　⒀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43年11月17日。

　　⒂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⒃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

　　六、走向农民运动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员和******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帝国主义就说“****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基层组织同******、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军阀而不要****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员占四分之一，******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央通知，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人和******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员和******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七、霹雳一声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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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议事日程上来。在******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央还认为，湖南******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⒁

　　八月十九日，****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⒂

　　****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⒃。二十三日，****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的******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⒆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的道路，只是在******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我就变成了******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八、上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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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当局曾误以为******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21)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当局，也使******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列强，****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

　　① 陈伯钧：《井冈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② 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7页。

　　③ 何资深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27年12月28日。

　　④ 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1页。

　　⑤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页。

　　⑥ 陈士榘：《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8页。

　　⑦ 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页。

　　⑧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

　　⑨ 毛泽东给****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2日。

　　⑩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⑾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⑿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⒀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页。

　　⒃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19日。

　　⒄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

　　⒅****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

　　⒆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

　　⒇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2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九、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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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⒃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同****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协商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⒄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③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④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⑤ ****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⑥ 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⒀毛泽东致****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⒄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十、反对本本主义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它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①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些人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但这些说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毛泽东还指出，这些人攻击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从争论中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并且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②

　　因此，他在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时，把“唯心观点”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写道：“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③

　　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复杂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周密而系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在这以前，毛泽东曾作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那五个县是大革命时代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但这些材料因为马日事变和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了。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这样长时间的停留，在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是少见的。

　　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④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⑤

　　和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的。文章中说：“******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分兵发动群众。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形成，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民主政权已先后成立。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南阳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汇报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半年来的形势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讨论了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对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

　　以后，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⑥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⑦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⑧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①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② 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③ 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页。

　　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页。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

　　⑦ 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⑧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这时，******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 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十二、打破三次“围剿”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⒇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苏区中央局给****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页。

　　③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④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

　　⑦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⒅《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5日。

　　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6日。

　　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27)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十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打破******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①筹备工作改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②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④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⑦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以党治国的余毒。”⑧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⑨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⑩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⑾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⒀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⒁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⒂。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⒄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⒅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⒅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⒆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⒇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2)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分子;向群众宣传******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①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④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⑤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⑥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⑦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⑧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⑨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⑩ 《****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⑾《****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⑿****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临时中央的电报。

　　⒀《****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⒁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党史资料》第17辑，****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⒅《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⒇《****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党史研究会、****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⑿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⒀

　　打破******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⒁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⒂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⒃

　　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八月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⒄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开展起来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毛泽东说过：“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⒅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临时中央那时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⒆这就使查田运动大大复杂化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王观澜回忆说：“我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是毛泽东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叶坪乡视察，征求我的意见后，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三个区(云石山、壬田区、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全县。”⒇

　　六月一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训令中也有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21)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

　　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十五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32)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34)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5)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

　　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暲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47)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①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②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③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④ 1933年5月4日。秦邦宪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⑤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央电，1933年3月。

　　⑦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

　　⑧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⑨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页。

　　⑩ 《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页。

　　⒀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⒁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页。

　　⒂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页。

　　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⒅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⒆《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⒇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5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

　　(2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1933年6月14日，载《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5)《****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9、551、552、561页。

　　(26)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49号，1933年10月10日。

　　(28)《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2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5页。

　　(3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2页。

　　(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

　　(32)《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页。

　　(3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35)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36)《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37)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39)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34年6月22日。

　　(40)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4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43年11月15日。

　　(42)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45)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年9月20日。

　　(4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47)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页。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