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对左联的几点基本理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36:53
时间:2010年07月19日 09时37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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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就几个基本问题谈谈肤浅看法:一、何谓左翼？二、何谓“左翼文本”？三、鲁迅与左联究竟是什么关系？
什么叫“左翼”？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情境中，“左”的内涵各不相同。1924年至1926年间，法国众议院有一个左翼联盟，矛头指向教权主义。据冯雪峰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左翼”二字是鲁迅最终拍板敲定的，目的是明确表示这一文学团体的政治立场。有人说:左翼的特点是反帝、反封、救亡，作品有强烈的批判性。我认为这种概括不一定准确。批判性是从古至今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从《诗经》中的“风”到清代的谴责小说无不渗透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精神。至于反帝、反封、救亡，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切进步文学的共同倾向。即使周作人的作品，也不能说没有微弱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比如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日记，就揭露上海殖民者修建的公园门口悬挂了“犬与华人不准入”的七字金牌；他1919年6月5日写的《前门遇马队记》，也揭露了北洋政府的马队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的暴行。但周作人的立场跟左翼作家泾渭分明。我认为，在上世纪30年代，如果在国际上区分左、中、右，主要看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要在中国区分左、中、右，主要试金石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当时国内有两个政权:一是苏维埃政权，另一个是国民党政权。凡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体制外批判的作家可称左翼，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走第三条道路的是中间势力。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如果没有直接参政，也应该视为中间力量。只有维护国民党政权(如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才是右翼。
什么叫“左翼文本”？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在今年5月召开的“殷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产生的。因为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孩儿塔》以高度评价，但《孩儿塔》中的不少作品则是写亲情、人情，调子较为低沉。有研究者从鲁迅的评价与作品的实际所形成的反差中，感受到“左翼文本的复杂性”。结论是:“左翼创作与左翼理论并不完全是同步行进的”；“左翼诗作的情绪基调有两类，一是‘激愤’，一是‘忧郁’”。
我们知道，《孩儿塔》是殷夫生前的自编诗集，共收诗作76首，作于1924至1929年，其时殷夫14岁至19岁。虽然殷夫15岁就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17岁由团员转为党员，但他参加左联之后仍决心更向前进，实行“方向转换”。殷夫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表示，他认为自己参加左联之前的创作方向并不完全正确，需要重新调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左翼文本”？是左翼作家的创作都算“左翼文本”，还是左翼作家左联时期的创作才算“左翼文本”？抑或“左翼文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左翼作家的创作都划归“左翼文本”的范畴，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和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岂不也都成了“左翼文本”？我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化地用“左翼文本”和“非左翼文本”区分出作品的文野高低。而只是认为，如果要想准确评价左联时期的创作得失，还是应以左翼作家左联时期的作品为依据，不要提前，也不要延后。对于左联作家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从地域、社团、流派等不同角度加以区分恐怕较为合适。
鲁迅与左联究竟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研究者重视从鲁迅著作中挖掘个性主义的思想资源，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鲁迅是一位个性主义色彩十分鲜明的作家。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有尼采、斯蒂纳尔、叔本华、契开迦尔(通译为克尔凯郭尔)、易卜生，还有他的业师章太炎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强调个性解放最彻底的应该就是太炎先生。他从佛教教义中提炼出了“依自不依他”的观点，尊崇一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立”的非凡人格。需要说明的是:章太炎的“依自”就是“自信”；并非“利己”，所反对的只是社会对个人的过度抑制。章太炎虽然说过“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但目的是要求正确处理“独”与“群”的关系，不是一概反对组建任何团体。
鲁迅跟章太炎一样，不但有个体意识，还有一种被有些研究者所忽略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不是对个性的放弃，而实质上是对个性的拓展。洞察中国国情的鲁迅深知，旧社会的根底是非常顽固的，要在中国进行改革，单靠个人独自叫喊于荒原中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必须寻求战友。他同样懂得，要形成一个团体，就必须服从纪律，就必须“从公意”，难免“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参加的社团有十余个，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
左联虽然一成立就是一个“半政党”的团体，但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俗话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更何况左联领导层内还有瞿秋白、冯雪峰、丁玲、胡风、柔石这些尊崇鲁迅的作家和其它“反左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给鲁迅以支持和肯定的是中共当时的高层领导人“洛(张闻天)、恩(周恩来)”，而被鲁迅痛斥的徐懋庸当时只是一个进步文学青年，直到1938年8月才在延安入党。鲁迅对解散左联的做法始终是不同意的，表现出鲁迅对左联历史功绩的应有肯定。鲁迅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统一战线内部要有一个核心。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还公开表示拥护“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就更明确地表示了他临终前的政治态度。所以，我认为对左联后期鲁迅跟中共的关系作简单化的概括，跟错综复杂的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今天我的思考多半也会惹大家发笑。但我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榷商才能真正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在这种交流过程中，需要的是理性，更需要的是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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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就几个基本问题谈谈肤浅看法:一、何谓左翼？二、何谓“左翼文本”？三、鲁迅与左联究竟是什么关系？
什么叫“左翼”？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情境中，“左”的内涵各不相同。1924年至1926年间，法国众议院有一个左翼联盟，矛头指向教权主义。据冯雪峰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左翼”二字是鲁迅最终拍板敲定的，目的是明确表示这一文学团体的政治立场。有人说:左翼的特点是反帝、反封、救亡，作品有强烈的批判性。我认为这种概括不一定准确。批判性是从古至今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从《诗经》中的“风”到清代的谴责小说无不渗透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精神。至于反帝、反封、救亡，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切进步文学的共同倾向。即使周作人的作品，也不能说没有微弱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比如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日记，就揭露上海殖民者修建的公园门口悬挂了“犬与华人不准入”的七字金牌；他1919年6月5日写的《前门遇马队记》，也揭露了北洋政府的马队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的暴行。但周作人的立场跟左翼作家泾渭分明。我认为，在上世纪30年代，如果在国际上区分左、中、右，主要看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要在中国区分左、中、右，主要试金石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当时国内有两个政权:一是苏维埃政权，另一个是国民党政权。凡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体制外批判的作家可称左翼，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走第三条道路的是中间势力。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如果没有直接参政，也应该视为中间力量。只有维护国民党政权(如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才是右翼。
什么叫“左翼文本”？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在今年5月召开的“殷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产生的。因为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对《孩儿塔》以高度评价，但《孩儿塔》中的不少作品则是写亲情、人情，调子较为低沉。有研究者从鲁迅的评价与作品的实际所形成的反差中，感受到“左翼文本的复杂性”。结论是:“左翼创作与左翼理论并不完全是同步行进的”；“左翼诗作的情绪基调有两类，一是‘激愤’，一是‘忧郁’”。
我们知道，《孩儿塔》是殷夫生前的自编诗集，共收诗作76首，作于1924至1929年，其时殷夫14岁至19岁。虽然殷夫15岁就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17岁由团员转为党员，但他参加左联之后仍决心更向前进，实行“方向转换”。殷夫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表示，他认为自己参加左联之前的创作方向并不完全正确，需要重新调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左翼文本”？是左翼作家的创作都算“左翼文本”，还是左翼作家左联时期的创作才算“左翼文本”？抑或“左翼文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左翼作家的创作都划归“左翼文本”的范畴，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和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岂不也都成了“左翼文本”？我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化地用“左翼文本”和“非左翼文本”区分出作品的文野高低。而只是认为，如果要想准确评价左联时期的创作得失，还是应以左翼作家左联时期的作品为依据，不要提前，也不要延后。对于左联作家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从地域、社团、流派等不同角度加以区分恐怕较为合适。
鲁迅与左联究竟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研究者重视从鲁迅著作中挖掘个性主义的思想资源，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鲁迅是一位个性主义色彩十分鲜明的作家。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有尼采、斯蒂纳尔、叔本华、契开迦尔(通译为克尔凯郭尔)、易卜生，还有他的业师章太炎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强调个性解放最彻底的应该就是太炎先生。他从佛教教义中提炼出了“依自不依他”的观点，尊崇一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立”的非凡人格。需要说明的是:章太炎的“依自”就是“自信”；并非“利己”，所反对的只是社会对个人的过度抑制。章太炎虽然说过“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但目的是要求正确处理“独”与“群”的关系，不是一概反对组建任何团体。
鲁迅跟章太炎一样，不但有个体意识，还有一种被有些研究者所忽略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不是对个性的放弃，而实质上是对个性的拓展。洞察中国国情的鲁迅深知，旧社会的根底是非常顽固的，要在中国进行改革，单靠个人独自叫喊于荒原中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必须寻求战友。他同样懂得，要形成一个团体，就必须服从纪律，就必须“从公意”，难免“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参加的社团有十余个，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
左联虽然一成立就是一个“半政党”的团体，但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俗话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更何况左联领导层内还有瞿秋白、冯雪峰、丁玲、胡风、柔石这些尊崇鲁迅的作家和其它“反左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给鲁迅以支持和肯定的是中共当时的高层领导人“洛(张闻天)、恩(周恩来)”，而被鲁迅痛斥的徐懋庸当时只是一个进步文学青年，直到1938年8月才在延安入党。鲁迅对解散左联的做法始终是不同意的，表现出鲁迅对左联历史功绩的应有肯定。鲁迅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强调统一战线内部要有一个核心。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还公开表示拥护“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就更明确地表示了他临终前的政治态度。所以，我认为对左联后期鲁迅跟中共的关系作简单化的概括，跟错综复杂的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今天我的思考多半也会惹大家发笑。但我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榷商才能真正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在这种交流过程中，需要的是理性，更需要的是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