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韬光养晦：世界主流文明的共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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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威烈教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讲演
时间:2010年08月14日 14时36分 来源:文汇报 作者:朱威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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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外交的各种决策、举措和表态无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停留在“内部掌握”或“只做不说”的层面，而必须转向“既做也说”，并逐步在政策宣示层面公开予以阐述。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释美欧国家的疑虑和曲解，而且希望能更进一步，争取使之成为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
讲演者小传
朱威烈
1941年10月生，浙江嘉善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长。教育部社科委综合学部委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已出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站在远东看中东》、《世界热点：中东》、《简明汉阿词典》、《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中东艺术史》、《十字路口》等专著、工具书、译著30余种，主编《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丛书10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的今天，中国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国领导人近年倡导的和谐理念，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意义十分重大。在确立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地区的目标，高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的同时，我国也在反复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曲解和误解，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外交方略的相关研究和宣传工作尚未能公开、充分地展开，而这又加深了周边国家和西方大国对我战略意图的疑虑与曲解，造成了构建战略互信的障碍。因此，深入解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实际上已是一项不容回避的严肃任务。
一、正本清源：“韬光养晦”的文化蕴含
“韬光养晦”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价值取向，告诫人们即便再有声名、有才华，但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上，仍应收敛、低调，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
“韬光养晦”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的严峻形势下提出的重要外交战略方针。它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战略的“核心”。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将“韬光养晦”说成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欺骗”的手段；《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收录了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完整表述；2006年5月25日公布的当年《中国军力报告》仍将“韬光养晦”译成“hide capacities and bide time”，即“隐藏能力，等待时机”。可以说，美国军方的这种解读，不仅对美国国内舆论，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很大的导向性作用。
从苏联解体后至小布什当政时期，在处于美国对立面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主流舆论一直指望中国能取代苏联，成为对抗美国的另一超级大国。曾任叙利亚驻华大使暨阿拉伯国家使团长的穆罕默德·海尔·瓦迪，在他的《中国外交政策探视》一书中，把“韬光养晦”译成“拖延、规避，以等待合适的反扑时机”。他对这种“反扑”的诠释是“并不必然具有军事色彩，而是集中在外交手段和经济成就上”。
由此可见，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都深受美国影响，对“韬光养晦”内涵的认识基本一致，即“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最终目的似乎都是要同美国“对决”、“摊牌”。
在我国学术界内，对“韬光养晦”也有颇多争论，如有观点认为，尽管它的本意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但还是常常使人联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故事，使人联想到刘备在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时的那种心态，因此“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好不再使用”；另有学者认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独霸天下的战略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树欲静而风不止，继续奉行‘韬光养晦’战略，实际上是‘苟且偷安’和‘鸵鸟政策’。应适时调整政策，以‘有所作为’为主”，等等。
由此看来，无论是国外的误解，还是国内的争议，固然都与特定的政治考虑相关，但是，种种误解与争议的产生，还与对“韬光养晦”这一成语本意理解不够深刻密切相关，尤其是缺乏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与核心价值出发，准确理解其内涵。其实，“韬光养晦”作为成语，乃源于清代郑观应（1842～1921）于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自序》：“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其义类同“晦迹韬光”，亦即主张应隐藏才华，不使外露。用于积极入世一面，是“晦迹韬光德自长”，“如同美玉，藏于泥土之中，一旦出世……始成器”；用于消极出世一面，是为了“避祸”、“避仇”、“隐居”、“绝名利”。
因此，“韬光养晦”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价值取向，告诫人们即便再有声名、有才华，但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上，仍应收敛、低调，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处于转型、重建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包括“韬光养晦”在内的外交思想，显然是要用“韬光养晦”积极入世的一面，强调的是在“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之时，“不当头”，“不扛旗”，低调行事，趋利避害，以期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大家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成语的内容和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成语的新义或新解只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就有了合法的身份。这种确认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邓小平同志在引用“韬光养晦”成语时，已赋予了它明确的时代意义。这是我们必须充分予以关注的前提条件。
“韬光养晦”之所以引起西方大国疑虑，国内学界至今也还未充分地作公开宣示和阐述，恐怕主要是因为在解读上存在误区。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少中外学者都把它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混为一谈所致。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因被吴国打败，入臣于吴，尔后刻苦自励，才得以转弱为强，最后灭亡吴国并被诸侯推举为霸主。用这样的典故来诠释我国当前倡导的“韬光养晦”，不仅时空不对，而且行为模式的出发点和诉求目标更是大相径庭。
勾践的“卧薪尝胆”，目的是用战争手段报仇雪耻，称霸天下；而我们遵循的“韬光养晦”，是从中国人文理念出发，为谋求和平与发展，通过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和谐地区。两者相去甚远，明显不是一回事。
二、理解与沟通：“韬光养晦”应能得到国际舆论的认同
当前公开倡导以中庸、中道文化为底蕴的“韬光养晦”，既与中国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一脉相承，并行不悖，又与东西方国家理性的主流思潮相接近。
要让“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方针在政策宣示中站住脚，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而推动构建我国与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就有必要厘清它在中外历史文化中的渊源，并准确阐明其文化蕴含。
客观地看，“韬光养晦”既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的一种行为模式，它是把“适中”规定为行为的尺度和分寸。因为“韬光养晦”内涵中的积极面同儒释文化中的中庸、中道关联度十分紧密。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指出“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即“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是把处理事情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看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从来就非贬义词，而是一种美德，这是它的历史真实面貌。佛教东渐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大量佛教概念。其中，佛教主张的“中道”，即不赞成“断见”（认为事物灭后不能再生）和“常见”（认为事物常住不变），而是强调要行“中道”，指出“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智慧）”。这就与中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了。
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也提倡中道，认为行为包括过度、不足与适中三种情况，适中是美德的特性，亦即中道。伊斯兰文化的经典《古兰经》中，同样明确反对过分、过度，而主张中间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应是中正的民族，伊斯兰文明是中正的文明。可见，对中外主流文化而言，中庸、中道、中正、中间主义……都是褒义词，都处于伦理道德的高端，在理性、道义层面决不会遭人诟病。
进入21世纪以来，挑战国际关系民主化，阻碍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干扰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消极力量，乃是来自东西方的两股极端主义思潮和势力。一是急欲改变现状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嚣尘上，它的跨境袭击活动不仅严重威胁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了危害；二是以新保守主义强硬派为支撑的美国布什政府公然藐视并违反道义和国际法准则，奉行单边黩武的基督教极端主义。但近年来，中东伊斯兰核心国家正在提倡“伊斯兰中间主义”，引导建立中正均衡的宗教价值观、和平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多元共生的文明对话观、教法创制的法律改革观、公平和谐的社会发展观等，将中间主义与公正、宽容等教义并列作为政策主张，以期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划清界限；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骨干分子也大多已被迫退出政坛，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调整，虽谋求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主导权倾向不变，但至少，单边黩武的极端主义已有所收敛，应对全球治理问题过程中注重对话、谈判的倾向也有所上升。因此，当前公开倡导以中庸、中道文化为底蕴的“韬光养晦”，既与中国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一脉相承，并行不悖，对中国外交形象有利无弊，又与东西方国家理性的主流思潮相接近，因而也应能得到国际舆论的认同。
我国近年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是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理想目标，落实到具体领域，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或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行为模式，也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为依据的，亦即以自强内敛、中道和平的方式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因此，“和谐世界”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两者不但都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内在逻辑关系合理，因果关系紧密。
再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在语义上，“有所作为”凸显了“韬光养晦”的积极含义，是指应“做出成绩”，以避免造成对“韬光养晦”作消极解读，为隐藏才华而不作为，推卸一个新兴大国应负的责任。中国经过30多年的和平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越来越扩展的全球利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也越来越深入广泛。我们当前强调创新、国际化，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高新科技、现代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违背“韬光养晦”，更何况，倡导“韬光养晦”，丝毫也不意味着要我们放弃国家发展目标，处处无端示弱。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事实上，即便是提出“韬光养晦”的郑观应本人，也曾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的总办或会办。他关心时务、热心西学；主张改变专制，设立议院；提出以“商战为主，兵战为末”；要求发展机器制造工业，实行护商政策；并提出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等护商措施。可见，他也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维新改良人物。晚年，他感悟到应“韬光养晦”，是承袭了中国传统的“圣人韬光，贤人遁世”思想，内心深处依然有追求，且自视甚高，仍怀有强烈的入世观念，只是在待人处事的方式上，认为当以低调不张扬为妥。
对当代中国而言，我想在言行举止方面，至少应当恪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但是，“有所作为”也决不是无所不为或大有作为、什么都能做或都该做，而是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能力出发，要作贡献、出成绩，必须实事求是，把握适度，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按照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外交的长期方针及其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既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又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符合一个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的身份和能力。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究竟是战略方针、外交策略还是一种外交行为模式？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在冷战结束之初、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完整表述，毫无疑问是针对国内外严峻形势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江泽民主席1991年7月在对此进行阐释时指出：“实行这个方针，决不是表明我们软弱、退让，更不是放弃原则，而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同时又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对外工作的战略部署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到了1995年，江主席在谈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方针时，又突出强调了“要有所作为，中国不能无所作为”，“在对外工作和国际斗争中，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但也不能没有一点妥协。必要时作出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坚持我们的原则，是原则所允许的”；“要讲究斗争艺术，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问题”。由此来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也是一种策略，一种中国特色的外交行为模式。因此，总的来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十分丰富，应用的面也很广泛，它既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又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符合一个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的身份和能力，因而应当是我国当前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配合和谐世界理念、开展对外交往工作时必须坚持的外交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
新中国建立60年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这30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明显提升。尽管从人均国民收入、环保、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差距等方面看，我国到本世纪中期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仍需继续抓发展、抓建设，但毕竟已经积累起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可以发挥一些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又进一步肯定了“韬光养晦”原则，并与时俱进地提高了“有所作为”的要求和力度，从而凸显了这项已成国策的外交方针所具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外交的各种决策、举措和表态无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停留在“内部掌握”或“只做不说”的层面，而必须转向“既做也说”，并逐步在政策宣示层面公开予以阐述。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释美欧国家的疑虑和曲解，而且希望能更进一步，争取使之成为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外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处身于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理解和对待全球公共问题或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时，我们已必须关注国际公共产品（亦称“公共物品”、“公共财货”）的问题了。这种公共产品可以是有形的，如作为人类共有物的陆地（如极地的利用与保护）与海洋资源（如国际公海与海底资源）的分享，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知识、安全、信息的共享等。就其中不具有对抗性和排斥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涉及软实力的产品而言，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的几乎都是西方提供的，如民主、自由、人权、市场准入等等。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开始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品牌的公共产品，如“和平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等，这些都是在消费过程中不具占有性和排斥性，可以为别人、别国分享的。实际上，这既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之后对国际社会的新贡献。
就此而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及其深厚的中国中庸文化底蕴，也是可以与别国分享的公共产品。因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事实上能力、贫富、强弱都不相同，再大、再富、再强的国家都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国际事务，也不可能由它一家说了算。中国提倡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外交理念，反映的只是中国有自知之明，有与各国真诚合作、同舟共济的诚意，采取的是尽心尽力、恪守职责的态度，别国如愿效仿，中国自然欢迎、支持，因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实有赖于有更多国家秉持中道而不是极端的理念。
时间:2010年08月14日 14时36分 来源:文汇报 作者:朱威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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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外交的各种决策、举措和表态无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停留在“内部掌握”或“只做不说”的层面，而必须转向“既做也说”，并逐步在政策宣示层面公开予以阐述。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释美欧国家的疑虑和曲解，而且希望能更进一步，争取使之成为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
讲演者小传
朱威烈
1941年10月生，浙江嘉善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长。教育部社科委综合学部委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已出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站在远东看中东》、《世界热点：中东》、《简明汉阿词典》、《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无身份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中东艺术史》、《十字路口》等专著、工具书、译著30余种，主编《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丛书10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的今天，中国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国领导人近年倡导的和谐理念，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意义十分重大。在确立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地区的目标，高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的同时，我国也在反复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曲解和误解，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外交方略的相关研究和宣传工作尚未能公开、充分地展开，而这又加深了周边国家和西方大国对我战略意图的疑虑与曲解，造成了构建战略互信的障碍。因此，深入解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实际上已是一项不容回避的严肃任务。
一、正本清源：“韬光养晦”的文化蕴含
“韬光养晦”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价值取向，告诫人们即便再有声名、有才华，但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上，仍应收敛、低调，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
“韬光养晦”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的严峻形势下提出的重要外交战略方针。它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战略的“核心”。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将“韬光养晦”说成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欺骗”的手段；《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收录了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完整表述；2006年5月25日公布的当年《中国军力报告》仍将“韬光养晦”译成“hide capacities and bide time”，即“隐藏能力，等待时机”。可以说，美国军方的这种解读，不仅对美国国内舆论，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很大的导向性作用。
从苏联解体后至小布什当政时期，在处于美国对立面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主流舆论一直指望中国能取代苏联，成为对抗美国的另一超级大国。曾任叙利亚驻华大使暨阿拉伯国家使团长的穆罕默德·海尔·瓦迪，在他的《中国外交政策探视》一书中，把“韬光养晦”译成“拖延、规避，以等待合适的反扑时机”。他对这种“反扑”的诠释是“并不必然具有军事色彩，而是集中在外交手段和经济成就上”。
由此可见，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都深受美国影响，对“韬光养晦”内涵的认识基本一致，即“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最终目的似乎都是要同美国“对决”、“摊牌”。
在我国学术界内，对“韬光养晦”也有颇多争论，如有观点认为，尽管它的本意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但还是常常使人联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故事，使人联想到刘备在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时的那种心态，因此“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好不再使用”；另有学者认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独霸天下的战略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树欲静而风不止，继续奉行‘韬光养晦’战略，实际上是‘苟且偷安’和‘鸵鸟政策’。应适时调整政策，以‘有所作为’为主”，等等。
由此看来，无论是国外的误解，还是国内的争议，固然都与特定的政治考虑相关，但是，种种误解与争议的产生，还与对“韬光养晦”这一成语本意理解不够深刻密切相关，尤其是缺乏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与核心价值出发，准确理解其内涵。其实，“韬光养晦”作为成语，乃源于清代郑观应（1842～1921）于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自序》：“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其义类同“晦迹韬光”，亦即主张应隐藏才华，不使外露。用于积极入世一面，是“晦迹韬光德自长”，“如同美玉，藏于泥土之中，一旦出世……始成器”；用于消极出世一面，是为了“避祸”、“避仇”、“隐居”、“绝名利”。
因此，“韬光养晦”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价值取向，告诫人们即便再有声名、有才华，但在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上，仍应收敛、低调，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处于转型、重建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包括“韬光养晦”在内的外交思想，显然是要用“韬光养晦”积极入世的一面，强调的是在“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之时，“不当头”，“不扛旗”，低调行事，趋利避害，以期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大家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成语的内容和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成语的新义或新解只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就有了合法的身份。这种确认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邓小平同志在引用“韬光养晦”成语时，已赋予了它明确的时代意义。这是我们必须充分予以关注的前提条件。
“韬光养晦”之所以引起西方大国疑虑，国内学界至今也还未充分地作公开宣示和阐述，恐怕主要是因为在解读上存在误区。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少中外学者都把它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混为一谈所致。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因被吴国打败，入臣于吴，尔后刻苦自励，才得以转弱为强，最后灭亡吴国并被诸侯推举为霸主。用这样的典故来诠释我国当前倡导的“韬光养晦”，不仅时空不对，而且行为模式的出发点和诉求目标更是大相径庭。
勾践的“卧薪尝胆”，目的是用战争手段报仇雪耻，称霸天下；而我们遵循的“韬光养晦”，是从中国人文理念出发，为谋求和平与发展，通过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和谐地区。两者相去甚远，明显不是一回事。
二、理解与沟通：“韬光养晦”应能得到国际舆论的认同
当前公开倡导以中庸、中道文化为底蕴的“韬光养晦”，既与中国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一脉相承，并行不悖，又与东西方国家理性的主流思潮相接近。
要让“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方针在政策宣示中站住脚，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而推动构建我国与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就有必要厘清它在中外历史文化中的渊源，并准确阐明其文化蕴含。
客观地看，“韬光养晦”既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的一种行为模式，它是把“适中”规定为行为的尺度和分寸。因为“韬光养晦”内涵中的积极面同儒释文化中的中庸、中道关联度十分紧密。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指出“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即“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是把处理事情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看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从来就非贬义词，而是一种美德，这是它的历史真实面貌。佛教东渐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大量佛教概念。其中，佛教主张的“中道”，即不赞成“断见”（认为事物灭后不能再生）和“常见”（认为事物常住不变），而是强调要行“中道”，指出“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智慧）”。这就与中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了。
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也提倡中道，认为行为包括过度、不足与适中三种情况，适中是美德的特性，亦即中道。伊斯兰文化的经典《古兰经》中，同样明确反对过分、过度，而主张中间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应是中正的民族，伊斯兰文明是中正的文明。可见，对中外主流文化而言，中庸、中道、中正、中间主义……都是褒义词，都处于伦理道德的高端，在理性、道义层面决不会遭人诟病。
进入21世纪以来，挑战国际关系民主化，阻碍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干扰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消极力量，乃是来自东西方的两股极端主义思潮和势力。一是急欲改变现状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嚣尘上，它的跨境袭击活动不仅严重威胁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了危害；二是以新保守主义强硬派为支撑的美国布什政府公然藐视并违反道义和国际法准则，奉行单边黩武的基督教极端主义。但近年来，中东伊斯兰核心国家正在提倡“伊斯兰中间主义”，引导建立中正均衡的宗教价值观、和平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多元共生的文明对话观、教法创制的法律改革观、公平和谐的社会发展观等，将中间主义与公正、宽容等教义并列作为政策主张，以期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划清界限；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骨干分子也大多已被迫退出政坛，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调整，虽谋求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主导权倾向不变，但至少，单边黩武的极端主义已有所收敛，应对全球治理问题过程中注重对话、谈判的倾向也有所上升。因此，当前公开倡导以中庸、中道文化为底蕴的“韬光养晦”，既与中国外交的和谐世界理念一脉相承，并行不悖，对中国外交形象有利无弊，又与东西方国家理性的主流思潮相接近，因而也应能得到国际舆论的认同。
我国近年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是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理想目标，落实到具体领域，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或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行为模式，也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为依据的，亦即以自强内敛、中道和平的方式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因此，“和谐世界”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两者不但都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内在逻辑关系合理，因果关系紧密。
再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在语义上，“有所作为”凸显了“韬光养晦”的积极含义，是指应“做出成绩”，以避免造成对“韬光养晦”作消极解读，为隐藏才华而不作为，推卸一个新兴大国应负的责任。中国经过30多年的和平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越来越扩展的全球利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也越来越深入广泛。我们当前强调创新、国际化，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高新科技、现代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违背“韬光养晦”，更何况，倡导“韬光养晦”，丝毫也不意味着要我们放弃国家发展目标，处处无端示弱。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事实上，即便是提出“韬光养晦”的郑观应本人，也曾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的总办或会办。他关心时务、热心西学；主张改变专制，设立议院；提出以“商战为主，兵战为末”；要求发展机器制造工业，实行护商政策；并提出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等护商措施。可见，他也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维新改良人物。晚年，他感悟到应“韬光养晦”，是承袭了中国传统的“圣人韬光，贤人遁世”思想，内心深处依然有追求，且自视甚高，仍怀有强烈的入世观念，只是在待人处事的方式上，认为当以低调不张扬为妥。
对当代中国而言，我想在言行举止方面，至少应当恪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但是，“有所作为”也决不是无所不为或大有作为、什么都能做或都该做，而是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能力出发，要作贡献、出成绩，必须实事求是，把握适度，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按照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外交的长期方针及其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既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又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符合一个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的身份和能力。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究竟是战略方针、外交策略还是一种外交行为模式？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在冷战结束之初、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完整表述，毫无疑问是针对国内外严峻形势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江泽民主席1991年7月在对此进行阐释时指出：“实行这个方针，决不是表明我们软弱、退让，更不是放弃原则，而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同时又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对外工作的战略部署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到了1995年，江主席在谈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方针时，又突出强调了“要有所作为，中国不能无所作为”，“在对外工作和国际斗争中，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但也不能没有一点妥协。必要时作出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坚持我们的原则，是原则所允许的”；“要讲究斗争艺术，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问题”。由此来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也是一种策略，一种中国特色的外交行为模式。因此，总的来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十分丰富，应用的面也很广泛，它既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又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符合一个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的身份和能力，因而应当是我国当前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配合和谐世界理念、开展对外交往工作时必须坚持的外交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
新中国建立60年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这30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明显提升。尽管从人均国民收入、环保、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差距等方面看，我国到本世纪中期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仍需继续抓发展、抓建设，但毕竟已经积累起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可以发挥一些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又进一步肯定了“韬光养晦”原则，并与时俱进地提高了“有所作为”的要求和力度，从而凸显了这项已成国策的外交方针所具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在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外交的各种决策、举措和表态无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停留在“内部掌握”或“只做不说”的层面，而必须转向“既做也说”，并逐步在政策宣示层面公开予以阐述。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释美欧国家的疑虑和曲解，而且希望能更进一步，争取使之成为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外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处身于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理解和对待全球公共问题或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时，我们已必须关注国际公共产品（亦称“公共物品”、“公共财货”）的问题了。这种公共产品可以是有形的，如作为人类共有物的陆地（如极地的利用与保护）与海洋资源（如国际公海与海底资源）的分享，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知识、安全、信息的共享等。就其中不具有对抗性和排斥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涉及软实力的产品而言，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的几乎都是西方提供的，如民主、自由、人权、市场准入等等。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经开始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品牌的公共产品，如“和平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等，这些都是在消费过程中不具占有性和排斥性，可以为别人、别国分享的。实际上，这既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之后对国际社会的新贡献。
就此而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及其深厚的中国中庸文化底蕴，也是可以与别国分享的公共产品。因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事实上能力、贫富、强弱都不相同，再大、再富、再强的国家都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国际事务，也不可能由它一家说了算。中国提倡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外交理念，反映的只是中国有自知之明，有与各国真诚合作、同舟共济的诚意，采取的是尽心尽力、恪守职责的态度，别国如愿效仿，中国自然欢迎、支持，因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实有赖于有更多国家秉持中道而不是极端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