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 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我的检查

信阳事件认罪书集
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我的检查
信阳县五九年冬至六0年春季，在工作上由于违背了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示，积极贯彻执行了以路宪文为首的原信阳地委的错误方针政策，加之我们在执行中那些问题，又有所发挥，因而造成了残（原文如此，应为惨——编者）痛的死人事件。我对信阳县的死人事件应负主要责任，我在这事件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浮夸。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鸡公山公社已有十一个大队统销粮食。公社确定秋季亩产为一千斤、八百斤、七百斤三个方案向我汇报，我听了不高兴，批评他们想动摇千斤公社，为这事曾批评过阎凤梧同志三次。五九年十二月上旬，县委在鸡公山公社开扩大会议时孔繁志向我汇报说泗河岗公社秋季稻子亩产只有七百二十五斤，我当时批评他：“你们还说五八年减产吗？大跃进搞的什么？有右倾指导思想，现在产量越搞越低，信阳县三个千斤公社我是不动摇的。”结果压得下面只有空报成绩。
二，大搞反瞒产大搞征购。
五九年本来是灾年，而自己却认为是大丰收的年份。县常委研究总产量五亿多斤我相信。五九年秋季征购，地委三次给信阳县一亿一千多万斤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强行征购继续贯彻四边四快先国后社的精神，要一气呵成，并规定先用稻谷抵交黄豆任务，用社办工业粮食抵交国家任务，结果把公社的工业粮、队里的种子、饲料、口粮大都搞光，使社员生活无法安排。在这种情况自己并不认为下边没有粮食，反而认为下边粮食多的很，因此在安排群众生活时奇连续搞反瞒产。
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县委扩大会议和十月五日县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即贯彻了路宪文的“粮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三级干部会议中专门拿一天多时间解决粮食问题的错误指示。于县委扩大会议上斗争了刘忽先、邢占祥同志，于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了二三十个干部。会后先党内后党外一直贯彻到群众。在干部中展开反右倾，在群众中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结果是说老实话反映粮食问题的都把他当着（做——编者）右倾进行斗争处理。
五九年十一月九日县召开扩干会议反瞒产，培养邢集公社五一大队妇女主任廉白珍（共产党员）在大会上进行反瞒产斗争经验（介绍）。会议上斗争和撤职了该队高振银的支部副书记职务，提廉为支书，并用录音机把廉的发言录下来向全县广播半个月，表扬廉为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女战士。
五九年十二月六、七号，我去鸡公山公社参加安排生活的扩干会议，谢元贵给我说皇湾大队有几个小队报不出粮食，我就找小队干部座谈。他们说：“以前是想有顾虑不敢说，说了怕增加任务，怕大队调”。我给他们讲公余粮任务已宣布结束了，粮食再多国家也不要了，你们小队拿出粮食先仅（尽——编者）你们自己安排生活，多余地上交大队，那么报出粮食好，明天我去看你们的粮食。公社扩干会结束后，我随着鸡公山区的管理干部去到管理区，管理区干部分到各大队去工作，我和谢元贵去黄湾大队看粮食，大队干部说已拿出二十多万斤放到食堂里了，我听了狠高兴。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公社党委，公社要在这里开现场会。我不放心，晚上去楼房湾看稻穴子，夜晚看不清。第二天白日又去看，一检查里边是假的，上边放一层稻子，下边都是稻壳。回大队又开小队长会议，动员大家说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横竖是你们自己拿出来自己吃，别人有不要你们的。各小队干部又报一遍，都说有粮食，并放在什么地方。管理区干部和大队干部分头到个小队去验收，回来汇报都说有粮食。大队开群众会叫曹端业介绍报出粮食好如何安排群众生活。第二天我与谢元贵又去曹端业队看，到吴家畈有一小穴，有一个人说这就是这次报出的粮食穴子。我用手向下一插，上边是稻子，下边是稻壳。我对谢说这家伙不包（保——编者）险。谢当时批评那个人，问他是谁叫搞的。他就是大队青年团曹支书。我与谢又去黄湾周德贤小队看粮食，见他办公室内有一个稻穴，几个缸都盛的是稻子，食堂饭也比过去好（这是群众说的）。这时我认为有假的有真的，弄假的可能思想上还有顾虑，需要进一步做工作。十二月十日晚上在管理区召开八个大队支书好管理区的干部会议，汇报各队报出粮食的情况，大家说已弄到食堂的粮食共有七十多万斤，而且都是真的。我在会议上表扬老门、马河、武胜关大队，说他们有干劲、有办法，批评万家冲、台子畈大队，说他们思想不对头，方法不对头。我总结了四条经验：1，大讲政策；2，大讲大丰收；3，依靠贫雇农积极分子；4，干部要深入工作，并告诉大家，公社准备来这里开现场会议，大家回去把粮食都拿到食堂叫人家参观。散会后我与谢元贵研究同意公社来这管理区开会。同时对各队报出的粮食进行分析，我说看起来是真的多，假的少，黄湾大队有的个（别——编者）队所以弄假的，主要是小队干部有顾虑，对政策不完全相信，怕大队调他的，公社来开现场会，可以叫人分队参观，我们看了是假的，不要让人家再看。为了开好现场会，就叫刘金秀到老门大队，李道岭到马河大队，侯甫到新店大队，检查验收大队报出的粮食。后来也到马河大队看了两个湾都有粮食。现场会确定重点参观马河、老门、武胜关三个大队，先参观后开会。会议上由黄湾小队长周得贤，新店大队长詹金有介绍报出粮食的思想变化和今后怎样安排好社员生活等情况。会前周得贤说：“从前没有在会上讲过话，不敢讲”。我认为周还可能是怕大队调他的粮食，我给周说你怕什么勤讲啦！我给你撑腰。会议最后我做的总结。主要意思是：1，表扬介绍情况的人；2，继续讲那四条经验好政策；3，号召大家去弄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
五九年十二月份以前县委未经地委批准，先拿出二百四十万斤粮食小给农村（动用的城市用粮）。十二月底元月初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安排生活，全县确定销给农村两千三百万斤（到接麦），叫阎凤梧去地委找（王——编者）达夫要粮，王扒除出田店南湾灌渠的民工粮二百六十万斤，县委又扣下十二月份以前销的二百四十万斤，实际销给农村一千八百万斤，这是全县安排生活才基本上停止了反瞒产。
三、放棉、麻卫星
地委宣布粮食征购任务结束，指示继续完成棉麻任务，完成者为满堂红县。这时信阳县的棉麻任务还未完成。我为了争夺满堂红县，就布置放棉、麻卫星突击完成，县成立办公室，规定公社党委有一书记专抓，三天完成任务，麻可以不再留免购点，生产需要用麻可以找代用品，未扒皮的麻杆也可以收购。为了收购的快，可以多设收购点，交通要道可以设临时收购点，每个收购点要有三至五人，照过称付款为准，收购人员不足，可以临时抽调国家干部去帮助。一天几次电话会促催任务进行评比，表扬好的，批评落后的，继续造成全县普遍而又严重的违法乱纪。有的搜查群众，有的抢拿群众财物，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四、大收外流捕杀牛犯。
不折不扣的执行路宪文时期地委的收外流捕杀牛犯的错误指示，打击人民群众，不让人民群众自己求生，致群众于死地。收外流不仅积极地贯彻执行，反而进行了发挥，如我又规定了四不准进（不准进县，不准进公车，不准进大队，不准进村）（指逃荒的饥民——编者）。结果是火上添油，助柴（原文如此，应为纣——编者）为虐，残害了人民群众。
五、关于疾病和死人问题。
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月份，我县疾病和死人情况已发展的很严重。县里虽然成立了防疫办公室，有书记专抓，组织县里医生向专（专署——编者）里要医生治疗，要商业部门供应一些副食，但疾病和死人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对疾病和死人情况分析分析是错误的，没有肯定疾病和死人就是因为没有吃的，是饿的而是认为是疾病的发展。我在鸡公山公社时疾病和死人所做分析就是错误的：1，天气不好骤冷骤热；2，卫生搞的不好，细菌容易传染；3，党委抓的不紧，措施不力；4，因为有两条路线斗争，富裕中农捣鬼，生活未完全安排好。
疾病和死人发展的很严重，没有向上级党委写过正式报告，只是每天向地委去人口头回报或送报表。
六、关于人民群众来信问题
1，五九年冬季，肖王公社黄湾大队有一无名信反映食堂有饿死人的情况，我把信交给苏鲁明（当时公社党委书记），要他调查解决（县给该公社有统销粮）。以后苏向我说：“食堂没有停火，更没有饿死人，这信可能是一个小学教员写的”。我当（时——编者）批评他：“不要管他是谁写的，就看反映的真不真，是真的应该给该大队解决粮食问题，反映的事不真也不要再去追查他，是哪个人写的，你们今后要注意检查生活安排。”
2，五九年冬鸡公山公社甘家冲福利大队有十几个群众到县人委请愿，反映食堂停火，没有粮食吃。（我——编者）叫县人委把群众先说服回去，后叫侯辅弼和鸡公山公社去干部调查解决。不几天县公安局在明港开会，我碰见侯辅弼。我问他那里情况怎样？那（他——编者）说不是群众请愿反映的那样，食堂没有停火。后来我又去鸡公山公社，在晏向真同志，屋内侯又向我说，甘家冲群众请愿，食堂没有停火，该队还有粮有菜。我说只要有粮，食堂未停火就祘啦！
3，公安局副局长暴朝兴向我说肖店公社发生有活人吃死人肉的情况，我当时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对暴讲，你再调查一下，究竟真不真。以后暴说是真的，我说你没（应为改——编者）个名称。暴回公安局，改为“破坏尸体”。由于在反右倾中，加上粮食问题和连续搞反瞒产等一系列的错误措施，结果使全县人民群众家贫如洗，身无衣被，吃无米面，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父南子北，牲畜死亡。土地荒芜，房屋倒塌等的悲惨景象，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罪恶是我应当负主要责任。
我在信阳县惨痛事件中的具体错误，也是我自己的沉痛教训，也是造成信阳县事件的主要原因：
一、在浮夸方面，自己有争先进，争名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想法，只要下边报的是高产量，自己就高兴，就表扬，就相信；下边若要是报的是低产量，不但不相信，反而加以批评，说他们右倾地产论等等。在作风上强迫命令极端不民主，不愿倾听正确意见，不实事求是，造成全县虚夸，层层虚夸。
二、在反瞒产方面，1，贯彻执行了路宪文的错误指示，而我在执行中又是积极的，没有按照中央的正确指示做，在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指示时，没有仔细调查对待，而是硬干盲干。2，自己在思想意识上有唯心主义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满脑子大丰收，满脑子两条道路斗争满脑子右倾，因而自己无论在工作中、在思想斗争中都是采取了左倾蛮干的作法。鸡公山管理区的现场会，当时我在思想上认为真的多，假的少，在方法上仅采用对假的进行封锁的办法，不叫群众去参观，叫群众去看我们认为是真的地方。这种对现场会的态度和作法是及其错误的，当时发现有假的不应该组织现场会，应全部停下来进行彻底检查，如果全是真的再开，如果不是全真的，应该马上向上级要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不应再叫队里做工作，就不会造成全县性的反瞒产，就不至于造成全县这样惨痛的事件。
三、在放粮食卫星工作上的错误。当地委指示叫突击棉麻任务，样样完成满堂红县的时候，自己为了当满堂红的县，会放卫星，对具体问题不作调查分析，主观摊派，强逼完成，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争名誉当先进，光为自己有名，不管群众死活的错误做法。
四、在捕杀牛犯收外流方面的错误是，我最根本的错误是没有阶级观点，没有群众观点，把农民当成了打击对象。第二条错误是在执行收外流指示时自己发挥了四不准进（不准进县，不准进公车，不准进大队，不准进村）。这一条主要是限制湖北省或外县人口流入。这是对外流人员不是抱着同情感，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的态度，而是打击的态度。
五、在疾病和死人问题方面的错误：1，没有写过正式文字报告，仅是每天向地委去人口头回报或送报表。现在想，当疾病死人大发生的时候，应该向上级党委（省、中央）写正式报告，以便使省、中央即（应为及——编者）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最大的错误是自己把疾病和死人的原因分析错了，当时只认为是疫情，没有敢肯定它是粮食问题，生活问题，如果当时能面对事实，实事求是的确实的发粮食给群众吃，也不会造成这样惨痛的死人事件。
结合以上的错误事实，由于我积极执行路宪文时期的地委的错误方针政策指示和自己没有阶级观点没有人民群众感情，没有把农民当成阶级同盟者看待，反而当成敌对阶级加以打击，因而在执行指示时不但是积极的，而且加以发挥，火上加油，造成全县性的惨痛的死人事件，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破坏，使人民遭受了一次大灾大难。现在每当回忆起来，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了沉痛的记忆这个惨痛的历史事件，我现在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根源是：
1，积极贯彻执行原信阳地委和路宪文的错误方针政策指示，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的作风，只做了对路宪文负责的坏事，没有作向群众负责的好事。在执行时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积极的硬性的贯彻执行。2，错误的分析了农村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把两条（道路——编者）斗争扩大化，把农民当成打击对象，把大灾年说成是大丰收年，因而就造成反右倾的扩大化。粮食工作和安排群众生活上连续反瞒产，打击了好干部好群众。3，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没有阶级观点，没有群众观点，办事不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一时争名誉、争先进、夺红旗，因而在工作上即采取左的措施，在生产上订高指标，在作风上极端不民主，强迫命令，唯我独尊，结果是害了党，害了人民，害了干部，自己也犯下了历史性的罪过，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我现在所抱的态度是认真地检查自己，深刻地接受教训，积极地工作，立功赎过，改造自己。
徐国樑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