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学：回应挑战的入世之路 3-3

关怀当下
神学家们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甚至激烈地干预政治，并不是从解放神学才开始的。20世纪初，教会内部就酝酿着重大改革，一批后来被称为“激进神学”的宗教思想家，在面对外部世俗文化的强大挑战时，重新审视宗教信仰，试图探讨真正的宗教之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德国的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朋霍费尔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认信教会”，公开反抗纳粹，甚至参与谋杀希特勒的行动。他是被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的，后被教会追认为20世纪10大殉道烈士之一，与马丁·路德·金齐名。他的代表作有《做门徒的代价》，《狱中书简》、《伦理学》。
其思想曾被教内人士视为异端，但后来，尤其是60年代后，却发展成为英美的“激进神学”、“世俗神学”，以及德国的“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当代基督教神学对尘世的强烈关怀以及宗教的责任感，他也被尊称为在上帝缺席时，“对世界负责的神学大师”。
他明确指出，基督教信仰绝不是仅仅指向来世，而首先是强烈地关怀当下的世界，上帝更希望人们“返回他们在尘世的生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教会也只有在服务社会的卑微中才能彰显自身的意义。他反对圣俗二分，试图弥补世俗生活与基督教信仰的分离，始终“在（人类）生存的牵缠中谈论上帝”。他还将“基督受难”解释为“上帝是以他的软弱去征服世界的强暴和歹意”，而作为基督徒就应去分担上帝的责任，因为“世界已经成年”，而当代的上帝却分外苦弱。这种分担，就意味着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受苦与遭弃绝可以概括十字架受难的全部意义”。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在生活中“为他人受苦从而来与上帝相遇”。即主动参与上帝的“受难”，背着十字架追随基督，在力量中与上帝面对面。
当然，朋霍费尔的思想与后来兴起的“世俗神学”、“上帝之死神学”仍有重大差异。他绝非要削弱信仰，而是希望在更加切实的基础上去坚定地信靠上帝。他强调基督教的本质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生活，更是生命本身。总之，他既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对话与和解
基督教走向尘世，有其必然性：16世纪以来，各国逐渐政教分离，基督教失去了世俗的权力；到了19世纪末，“上帝死了”则成了一个流行的命题。上帝的形象和理念所支撑的西方基督教文化面临崩溃，神学与教会似乎都失去了根基。在此背景下，教会与神学只能以不断的改革来“回应时代中上帝信仰的艰难困境”。解放神学、激进神学就是这种“回应”的最有力的代表。
其实，教会高层人士也强烈意识到这点，教皇若望二十三世于1962年召开了“基督教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Vatican II，1962~1965）”，出席者约有2000多人。教皇在会议召开之初就宣布，会议目的是为了使教会适应时代，为了教会自身的灵修活力以及世界和平。会议中途，若望二十三世去世，继任的保罗六世继续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4个宪章、9个法令和3个宣言，从理论上解决了教会对内实行全面改革，对外向世界开放等问题。
这次会议的决议宣告：教会是服务机构而不是权力所在，教会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教会“失去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神职人员的责任是聆听、辨别和解释我们时代的众多声音，并以神的话语的光辉去判断它们。甚至指出：人们不能谈论自己，就不能谈论上帝，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是人类学的场所；并且，还强调神职人员的培养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使他们熟识当代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并且应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来充实神学。
对外，则追求与其他宗教对话和和解，改变了“教会以外无圣恩”的传统观点，肯定其他宗教也包含真与善，对其他宗教要保持真诚的敬意；相信这种互相尊重，能使各个宗教逐渐从敌对、相互抵制，转变为友善、恳谈到合作；强调指出，在当今世界，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
尘世中的神性
当代西方普遍的道德危机，为宗教的复兴提供了机遇，就如中世纪教会的道德堕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机遇。而且，当代人文科学越来越学院化，越来越缺乏强烈的人文关怀，宗教神学则试图为人们提供意义与价值的伦理资源，来确立自己的生存地位。基督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使得地球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神学发出的坚定而又充满仁爱的声音，其影响力很难被其他声音所取代。
当然，基督教走向尘世，也带来了或许是潜在的负面效应。在市场化的全球浪潮中，走向尘世就可能腐蚀神圣性，消解神圣性。如有人所讽刺的，教会就成了公司，主教成了CEO，信徒成了精神商品的消费者，进宗教场所就如进超市选购商品。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相互竞争，就是力图为顾客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
总之，如何在尘世中保持神圣性，如何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社会中，保护、养育意义和价值的资源，仍是基督教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