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20世纪西方神学美学思潮出现的原因及意义

迷茫与救赎——试析20世纪西方神学美学思潮出现的原因及意义
发布时间：2008-01-24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简圣宇
[摘  要] 20世纪西方神学美学思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理论，如何看待、阐析西方神学美学在20世纪重新粉墨登场，以及这种回归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就成了值得我们认真思索、探讨的课题。本文将试图从其历史背景和理论内质着手，分析该思潮出现的原因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 20世纪；神学美学；原因；意义
Perplexity and redemp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theological aesthetics” in 20 century
JIAN Sheng-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xi Art Institution,Nanning Guangxi 530022,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of thought “theological aesthetics” in 20 century is the proportion that worth noticing but always neglected actuall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s analyses th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bas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nterior factors.
Key words：20-century; “theological aesthetics”; reasons; significance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美学与神学（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西方的持续了千年左右的中世纪时代里，教会是承担文化传播重任的关键组织，其中汇集了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的人才，因此，神学在西方文化基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十四至十六世纪，标志着西方现代文明开端的文艺复兴运动曾对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颠覆了神学的千年统治，但神学并没有就此彻底土崩瓦解，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着，一方面泛化开来，成为后来诸多领域的大师、权威建构自己思想体系和话语系统时所仰赖的基础之一，如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甚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都与神学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英国神学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美国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Paul Knitter）、美国后自由主义神学家林贝克(George Lindbeck)、美国后现代神学家菲律普斯（D. Z. Phillips）和英国后现代神学家唐·库比特（Don Cupitt）,还有提倡”解放神学”的秘魯神学家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以及瑞士神学美学家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人的整合、丰富和发展，神学美学终于以新的面貌于20世纪下半叶重新登上美学史的前台，在当代文艺学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因此，如何看待、阐析西方神学美学在20世纪重新粉墨登场，以及这种回归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就成了值得我们认真思索、探讨的课题。
一、两个应注意的历史背景
要研究、分析西方神学美学在经历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当代三次科技革命的一连串思想大地震之后，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发展，首先就必须深入地审视以下两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背景及其深远影响：
（一）西方社会的历史惯性和政治因素
神学在西方世界曾产生过持久、深刻的影响，在中世纪时，神学几乎渗入了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或隐或显地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表述依据。意识形态一旦成形，便会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别是神学这种有着上千年累加起来的历史惯性的意识形态，就更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彻底地清除干净。
实际上，这种惯性在西方人的话语表征上就有很明显的反映。以大不列颠英语为例，“唯心主义”（idealism）的另一个重要所指是“理想主义”，带着“浪漫、乐观和热情” 等褒义色彩。而与此相对的 “唯物主义”（materialism），其常用义则居然是“唯利主义”，含有贪婪、无耻和“物质利益第一主义”的庸俗腐化气息。也就是说，即便是一般的生活日常用语，在其语义深层结构里也隐晦沉积着西方人贬低唯物主义而赞赏唯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加上在冷战年代里，由于政治需要，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更是遭受到了由官方意志钦定的刻意歪曲和丑化。马克思主义当然首当其冲，在某些学者的论述中，它竟然还不如“弗洛伊德主义”更可取（如盖瑞·加廷[1]P248-249），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作为一种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而冷战也早已于20世纪90年代末结束，可实际上唯物主义并没有真正在20世纪冲破官方打压，以完整、全面和辩证的形态进入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实现对唯心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二）神学的时代流变性
必须看到，20世纪神学美学是经过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洗礼和改造，融渗着世俗世界大量合理性因素的思想体系，它接受甚至倡导个人自由、现世欲求、现代伦理等不容于旧神学意识形态的观念。这直接导致在其理念体系里，神学被人学化，上帝被泛化。即神学美学不再是那个窒息人的生命激情的专制、僵化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理论体系，相反，在其中“神”与“人”实现了理论和解，完成了哲学结构内的统一。如巴尔塔萨就认为“神性被证明是人的最高贵的善行，因此，它也证明人的出身充满天赋和实力，是神的人……上帝的力量靠他们的精神而发挥出来。”[2]P109 同时，“上帝”也不再是具有特定指向的概念实体，而只是神学美学的言说体系赖以为基的“元依据”，是一种对“终极信仰”所指的话语置换。如蒂利希就明确提出，“上帝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一个存在（《系统美学》）”，“关于我们的终极关怀所讲的一切，不管我们是否称之为上帝，都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指向其本身以外，同时还在其所指向的事物中有份（《信仰的动力》）” [3]P365。上帝因而具有了人的属性。
实际上，如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角度来看待的话，神学的这种时代流变性其实是可预期和可阐析的，因为从史的层面来看，基督教理论体系与“人学”色彩浓重的古希腊哲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即便是在中世纪的所谓正统神学哲学思想中，如被称颂为“基督教世界始终的至高无上的理智权威和永不枯竭的思想之源”[4]P191 的圣·奥古斯丁思想中，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被赋予着崇高的地位[5]P440-441。因此20世纪神学美学的出现不过是印证了“人学（古希腊）—→神学（经院哲学）—→人学（20世纪神学美学）”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辩证进程罢了，是历史曲折前进环链中必然要经历的一段。
二、20世纪神学美学存在的实际意义
无论我们对此的好恶如何，神学美学在西方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也表明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神学在西方社会具有相当的存在合理性。因此我们应该秉持科学的、唯物的学术态度，认真分析其存在的现实意义。神学美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除了先前所述的历史原因之外，实际上在更重要的是在它自身的意识结构中，恰好有许多地方符合了西方历史发展的要求，契合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内心欲求。所以要较为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研究处于资本主义腐蚀性和异化性运作机制状态中，相应的社会心理的特定需求，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在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西方社会，神学美学为什么能够在科技高度发展、物质空前丰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出生机，展现出一种直接面对当下的现实意义。
（一）对“迷途羔羊”的拯救与劝戒
严格说来，20世纪神学美学其实并不是专门研究、阐释我们学术范畴中所说的那种“美”，他们实际上是让“美学”回归到昔日与伦理学互融互渗的话语表达维度，力图重现“美”与“真”、“善”在神性光辉下的合一状态，即一种“主体间性”的生存方式，从而在言说“美”时，以介入现世的姿态表达出一种形而上的劝戒意识和真挚关爱。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看，“世俗化的现实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它是一种沉沦、异化”。 [6]P22
须知，传统“上帝”的地位实际早在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之前，就已经在文艺复兴以来地一系列大地震中变得岌岌可危，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帝的退场和缺席并没有让西方人的日子更好过，一方面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随时引发毁灭性核战的冷战、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难以抵御的资本主义消解机制等，使西方人真切感受到了《圣经》中所描述的末世图景；另一方面科学理性在从根基上动摇传统神学观之后却愈加变得失去控制，几乎成为了人类世界新的上帝，没有了传统价值体系的依托，又有着只遵循工具理性的科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怂恿，人们过去深藏于内心的诸多阴暗欲望便时常被以极端化的形式唤醒。为了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人们变得竭斯底里、为所欲为、不计后果和不择手段。最终，西方人悲哀地发现，“上帝”死后，人非但没有成为主体，反而跟着变得更加空洞化、非人化了，而人的内心深处，却需要一种指向自由和无限的超越性的生存状态，于是在这种现实精神危机深重、人们进退失据的境域中，“彼岸天堂”透射出的耀眼光芒就在一片灰暗之中，吸引了因疏离上帝而沦为“迷途羔羊”的西方人的注意。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是高度强调神性对人性的规劝和拯救的学说，它声称尘世间的一切都将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由此它不断提醒、呼唤沉沦于无度欲望泥沼中的羔羊重归正途，在忏悔之后回到上帝严厉而又充满关爱的旨喻光辉之中。这样，宗教就从“信仰主义”的角度，致力于把人“从有限的存在提升到完善的存在”，让人进入超越的领域。[6]P23
如前所述，科学的唯物主义由于西方的历史原因而难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神学美学在经历“否定之否定”后又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桎梏，回归“人学”，于是神学就在一定程度上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填补人们心灵空白、支持精神重建的时代责任，把人性化了的“上帝”（类似于“神性化了的人”）树立为终极价值参照系，从而引导人们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焦虑、抑郁中获得再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隆代要坚持“哲学的核心在于选择上帝，并因此而获得了一切，包括美”[2]P9，而巴尔塔萨则声称“教义是一片丰富的诗意沃土，在基督教里，激情不但不会泯灭，反而会变得更加旺盛”[2]P112。
在神学美学理论中，所谓领悟上帝的“启示”而获得“美”（包括“善”、“真”），具体地说来，就是人要达到“自由”和“澄明”的状态，其中要求人们遵循神性的博爱原则去关心、爱护和帮助周围的一切人：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邻居、爱同事，甚至去爱你的敌人。即要求人们具有“超阶级、超种族、超性别、超信仰”的神性化的博大、深沉和人道主义的道德情操。无论这是否能在具体操作时具备普遍可行性，总之，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西方人那被资本主义异化机制抽空了的灵魂重新找到了家园感，使他们的存在有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给他们道德规范的再次树立以坚实的理论与精神的保障，从而获得克服个人私欲邪情、避免继续堕落消沉的信心，得到了精神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最终从异化了的现世的“非存在”状态，飞升至升性化的本真状态。这也就实现了神学美学范畴中的“美”在“澄明”之光里的诗意彰显。
（二）上帝之光辉在彼岸对众生的抚慰
如何解答、阐释人的“存在”和“终极”，是哲学面对的一项重要问题。人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即可以说人既是一种物理的、肉体的实体性存在，又是一种精神的、意识的虚体性存在。实体存在的有限性、局限性与虚体欲求的无限性、超越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并由此产生出难以调和的激烈冲突，这样，人的现世存在就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烦恼、痛苦和无奈。而且人的存在总有尽头，死亡是不可回避、不可替代和不可超越的，它不与任何人和解、妥协，无论是皇帝还是乞丐，是智者还是白痴，都无法挣脱现世存在终结的宿命。所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人的现世存在（即他所称的“此在”）叫做“走向死亡的存在”。[7]P175
人总是怀有趋向完美、恒久和无限的心灵指向，因而人们在短暂的、不完满的现世存在中，就时常渴求一种来自于永恒、绝对的“元依据”的温蔼抚慰，我国学者李建盛就在其研究宗教心性的著作中指出，宗教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在根深蒂固的人类心理深处，仍然需要某种看似空无而又真实的情怀。需要某种遥远的精神心理性的东西来充实心灵的空地，宗教中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就成为了满足精神心灵的重要文化因素”[8]P6。在有过千年宗教史的西方就更加如此。毕竟，科技和理性不能解决一切，面对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如残疾、慢性病、癌症等），以及对肉体将死的恐惧，它们往往束手无策。而与此同时，这一科技和理性的软肋恰恰是神学作为非理性宣导体系的强项，因为它的言说结构决定了它是一种慰藉语境的情感性表述，具有着非科学的“不可证伪性”，这样一来，神学美学就以其言说特色而能够使西方人在“面临生命的苦难和厄运时”，以及在“处于人生的绝望境域时”，为他们“提供一条不至于使精神淹没在黑暗大海里的救生艇”[9]P336。
在20世纪神学美学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光辉”、“自由”和“终极关怀”。它们都把个体生命的“存在”和“终极”问题作为自己话语言说的直接指向。
“光辉”这一理论范畴的意义在应用时较为宽泛，不过主要关涉、意指着上帝所给出的“神性之光辉”，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人的沉思和追求才能获得本真化的“澄明”（在海德格尔那儿被化用为“去蔽”），最终在圣洁的虔诚热情中完成对现世存在的超然体认和“摆脱”（Liber）,飞升至超存在的灵魂“自由”的完满状态。在神学美学语境里，人的肉体是有限的，具有难逃一死的具体时间性，但灵魂是不朽的，可以在肉体消亡之后作为一种超越尘世的实体而继续独立存在下去。具有终极决断力的上帝将根据一个人生前的品行进行奖惩，恶者被投入地狱，庸者坠入炼狱，而那些完成了“真”、“善”、“美”三者合一的人则能够在彼岸天堂得到永生，恒久的沐浴在上帝恩赐的博大悲悯的光辉之中。于是灵魂的“自由”就成为了人们确证自己现世存在的绝对尺度和心灵依据，即人们在现世的辛苦工作和博爱行善得到了终极保障，因为具有了“真”、“善”、“美”的人，连在死神面前也不会黯然失色。
通达上帝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超越了尘世的“关怀”(Care)，因为它完全不受时空之维度的囿限，而“既是人自身自由的无限，更是上帝的无限”[4]P365，所以在神学美学中，所谓的“美的活动”，实际就是指在神谕灵光的普照下，“美”作为一种神性解释和“启示”的现世实现，在这种“美”的状态里，“有限和无限是可以被超越的”，“会超越具体的活动指向终极”[3]P365，于是在它的面前，死亡这种恐怖得不可言说的终结之渊也无法成为“此在”的休止符，而是一种可以转化为碎裂之后诗意再生的可能性，故此它才是真正的“对人自身存在的本质性关怀”。
小  结
我们进入21世纪已经有几年了，而神学美学在西方至今依然处于发展、变化的活跃时期，在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营造的消解、迷茫、悲观语态的对峙中，它是否会因其在面对现世存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的、悲悯的介入精神而继续其上升进程，并在接受广泛吸收、融通其他理论的优秀成果和精华部分后，再次突变为哲学、美学史上新的重要理论体系；抑或相反地，逐渐因为其言说机制的内在缺陷而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和革新的动力，最终与当年的经院哲学一样陷于停滞，我们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积极地、动态地去研究、关注它，无疑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履行的学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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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slx.com/htm/zlsh/mxll/2008-01-24-224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