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约研究员 沈建光 [ 2010-08-31 ]
2010年第二季度日本名义GDP达到1.288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GDP为1.339万亿美元。从二季度单季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了日本，这进一步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模式的广泛讨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以渐进方式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谋求政策转型，已经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其发展模式是否是世界独有，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哪？笔者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结合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期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世界独有？
2009年，中国GDP达到340507亿元，以当时人民币对美元6.83的平均汇率计算，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相当于美国1966年、日本1973年、韩国1987年左右的水平，而当时这几国经济均享有较快增速，五年平均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增速在6%左右，而韩国、日本增速均超过9%。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独有？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向4000美元迈进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本文首先通过与日本高速增长阶段的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体现的特征并非独有，历史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似的外部环境。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美国经济正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美国政府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促使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货币升值。“广场协议”签订后的3年内，日元升值50%以上。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外部形势与当时的日本极为相似，美国“双赤字”依旧，中国升值压力较大。
相似的发展战略。战后的日本，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基础设施投资较大，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直至1970 年初，伴随着国内产能过剩，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瓶颈，日本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投资主导型”转变为“出口主导型”。而中国一直以来同样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上占据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2007年经常项顺差占GDP比重达到10％。
相似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1965～1989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其消费率持续低于60%。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消费率同样偏低，并不断呈现下降的态势。2008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为35.3%，同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
相似的宽货币政策。八十年代的日本，货币供给的年增长率均维持在10%以上。M2占GDP比重从1980年140%左右的占比，增加到1991年的近190%，每年持续上升。而近几年的中国同样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M2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135%，达到2009年的180%左右，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相似的稳健财政。1980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近5％左右，其后财政状况越加改善，赤字逐年减少。中国近几年财政赤字同样稳健，即使在大幅财政刺激的2009年，赤字占GDP比重也只有2.2%，依然控制在3％的国际警戒线以下。
相似的资产泡沫风险。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均伴随着资产泡沫的积聚。八十年代日本土地投机的热潮高涨，地价、股价联动，资产价格循环上涨。而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前，地产泡沫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相似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中日两国政府都积极实施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换，促进提高三产比重。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政策，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作用明显。
相似的转型战略和举措：1986年4月，日本政府采纳了当时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书中提出的建议：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强调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目前中国同样将扩内需、调结构将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十分类似，以上八大相似特征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并非独有，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仍可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中寻求一定的借鉴之路。
二　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足，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短缺”，低廉劳动力带来的传统竞争优势不可持续，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似乎遭遇瓶颈，经历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将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竞争力削弱。过去中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自主专利较少，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以后，传统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出口将面临下降。
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货币政策面临收紧压力。“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工资变化将显著提高，未来有可能带动核心CPI稳步上涨。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将给货币政策带来收紧压力。
企业运营成本加大，利润率份额降低。“刘易斯拐点”出现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形成了激烈的城镇就业竞争，劳动力工资较低。伴随着劳动力工资提升带动成本上涨，将会降低企业利润率，无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短期活力。
三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步入“刘易斯拐点”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重大转型。以下五方面的机遇，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泉。
居民消费率逐步提高。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劳动者收入提升带动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未来中国消费有望大幅提升。我们估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1%，将带动消费支出提高0.73个百分点。未来中国家庭消费将会大幅增加，估计中国很可能在五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居民消费国。
自动化和产业链升级。“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将促使企业更积极性地通过使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通过实现作业的智能化的手段来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企业寻求更有效率的生产手段，将推进整个经济活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进程，促进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让步服务业。“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由于劳动力报酬上升将带来消费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为消费和服务总需求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带来动力。同时，制造业让步服务业为将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有望改变目前农民工和大学生劳动力工资结构性失衡现象。
区域经济更加平衡。目前，东南沿海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导致了企业在东部设厂成本增加，很多企业已经选择把厂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这一积极变化的出现，将有助于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区域结构的转型。
自由灵活的汇率改革。劳动力工资上涨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缓解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笔者认为在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的情况下，人民币并没有较大幅度低估，这为自由灵活的汇率改革创造了机遇。
总之，经历过“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机遇：消费增长、制造业让步服务业、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区域发展更为平衡、形成更为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等。故而，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一些内外部挑战，但“刘易斯拐点”过后的经济结构转型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高速增长有望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