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口转变可以划分为三个有突出特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1957年，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出生率保持在高水平的情况下，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再生产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带来了人口迅速增长。1950～1954年，人口出生率在短期内有所提高，在37‰以上。此后有所下降，但都在30‰以上。同时，随着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各种危害人民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死亡原因就由以传染病、寄生虫病为主，转为以心脏病、脑血管病、癌症为主，使得死亡率急剧降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0‰。随着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且转变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8～1998年，这个阶段相继经历了一个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和两次增长高峰，突出特征是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由于政策方针失误和自然灾害影响，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导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了第二次高峰期。1962～1965年是对被打断人口增长过程的补偿和恢复，从1966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计划生育政策在70年代中期推行，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但是，进入1980年以后，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婚育年龄，中国人口增长进入了第三次高峰期。除1984年外，1981～1990年的出生率均在20‰以上，而死亡率一直保持在7‰以下，自然增长率在15‰左右波动。不过，与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比较有显著降低的趋势。进入90年代之后，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出生率不断下降，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到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0‰以下。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数量长期保持着低水平增长的状态。从趋势上看，由于人口逐步老龄化，人口死亡率将略有提高。如果死亡率超过出生率，那么，人口数量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按照联合国中位方案预测，在未来50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出生率保持缓慢下降趋势，死亡率保持缓慢上升趋势，大约在2030年前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接近，人口数量达到高峰。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结果基本相同。2030年之后，由于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值，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随着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图7-8描述了1949～2050年中国抚养比变化趋势。1949～1964年，总抚养比保持不断上升趋势，从60.95%上升到79.37%；其中，主要是来自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上升，从同期的54.21%上升到72.99%，而老年抚养比保持在7%～8%。在这个阶段，总抚养比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加重。
1964年是中国总抚养比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也是来自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开始出现缓慢上升，但它不足以抵消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因此，1965～2015年，是人口转变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经济红利的阶段。1964年之前和2015年之后，是人口转变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经济负担的阶段。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增长效应
伴随着人口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即首先是少儿年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严重。例如，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0～14岁）占人口比例从36.3%降低到22.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提高到70.2%，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4%上升到7.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少儿抚养比以及总体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特征（见图7-9）。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
（1）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在1978～2002年，经济活动人口逐年增加，其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参与率也达到很高，保持在70%～86%的水平上，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时，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的增长，虽然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图7-10图7-10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和劳动参与率注：劳动参与率为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2）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改革期间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1993年最高时达到44%（见图7-9）。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此外，人口优势蕴含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的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从理论角度看，在稳态经济增长条件下，劳均收入增长是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禀赋、体制和政策等一系列重要经济变量决定的。由于劳均收入增长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因素，因此，可以构造一个含有人口结构变量的增长函数模型，来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改革以来的分省人口结构变动资料分析表明，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每上升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0.115个百分点，反之亦然。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为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为26.8%，即1/4强。
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蔡昉等，1999），我们观察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
在上述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中，物质资本与总体抚养比低所体现的人口红利，与具有很高的储蓄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具有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势能；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达到的高速增长，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三）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黑田俊夫，1993）。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蔡昉，2004；王德文等，2004）。然而，无论是从收入水平还是从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都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经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疑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转变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预计仅在本世纪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Jackson，2005）。
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GDP总量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经济需要在未来20年内，保持每年平均以7.2%的速度增长。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可谓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实现这个奇迹是有可能性的。例如，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中国香港等亚太国家和地区，自从步入高速经济增长快车道之后，一直保持了40年以上的快速增长。1960～2000年，韩国实现了7.9%的年平均GDP增长速度，中国香港为7.8%，新加坡为8.7%，泰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7.1%和7.1%。如果没有1998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打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更高。
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强。如果把未来15年左右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则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根据预测，中国总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中国享受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时间长度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见图7-11），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①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②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起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③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人，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及至消失殆尽之前，只争朝夕地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然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很大，产生一种不利于获取人口红利的倾向。具体表现为：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日趋严重化；②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③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例如，定义比较狭窄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0年以前3.1%的水平，提高到2001年的3.6%、2002年的4.0%，2003年进一步上升为4.3%。而根据一项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本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1年年底进行的，并于2002年下半年进行了补充调查。被调查的五个城市分别为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2002年平均失业率已经提高到13.2%。同时，许多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因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在五城市调查的全部劳动力中，劳动参与率只有55%。而45～54岁年龄组的男性就业率已经下降到80%以下，女性则下降到40%左右。一旦超过50岁，男女就业率都进而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赶超或趋同目标。一方面，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位次的大幅度提升，要求中国整体经济以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增长，特别是以快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要任务是缩小地区差距，要求经济上落后的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更快速度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赶超或趋同的要求，意味着创造条件以改变原来的经济稳态。前面的论述表明，人口结构是决定经济稳态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而这个人口因素一旦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则会对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稳态向较低的水平上回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延误赶超或趋同过程。
然而，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口转变，并且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这一事实表明：①人口转变过程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政策手段加以引导的。因此，稳妥而适度地调整人口政策，有利于防止人口老龄化过速发展，保持人口结构优势，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人口保障。②人口红利的利用是有条件的，需要与其他促进其效果发挥的因素和机制相配合。因此，在人口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保持这些有利于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有助于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障碍等。
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源泉。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使经济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更有利于保持持续、高速、协调和健康的经济增长。
（四）充分挖掘尚存人口红利的政策措施
（1）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一般假定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将失业问题归为短期的商业循环和经济波动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计算的模型中是假定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失业问题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打了折扣。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1995年以来，城镇就业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种状况意味着未能把尚存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但这要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为前提，否则可能会过早地遇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这就要求推动相关领域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包括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性障碍等。
（2）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最主要的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可以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与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且寻求人口红利替代增长源泉的中国经济来说，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对老龄化挑战、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首先，立即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其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通过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
政策模拟表明（蔡昉等，2003），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第一种情形，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继续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达到44.2%。第二种情形，继续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届时只有37.1%。第三种情形，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到31.7%。第四种情形，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第一种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