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本来面目（一）

［ 作者：王彬彬    来源：粤海风    点击数：1115    更新时间：2006-6-11    文章编辑：chinahexie ］
一般人知道邓拓，是因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共发表杂文150多篇。1961年9月，邓拓又约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吴南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从邓拓于1961年10月间发表第一篇文章《伟大的空话》开始，到1964年7月吴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知难而进》结束，近三年的时间里，“三家村札记”栏目共发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邓拓写了18篇。“文革”全面爆发前夕，《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就成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标。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写作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同日，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伪》则在《光明日报》发表。两篇文章均以居高临下之势，对“三家村”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高炬文章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何明文章则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邓拓则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邓拓含冤自尽。“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种种迫害而自杀者不计其数，而第一个自杀者当是邓拓。
邓拓于1979年获“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杂文随笔则受到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美国的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节专论“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其中说：“邓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官员的领袖。——他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地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他的杂文表面上似乎是温和的社会和历史评论，但实际上却是对毛的领导和政策的毁灭性的（虽然是含蓄的）批评。”这二位美国学者特别强调邓拓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们说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种导致他不合理的行为和决断的精神错乱症”。他们引用了邓拓文章中这样的一些话：“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这二位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在明确地批评毛泽东。邓拓文章中说得了这种“健忘症”的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也被二位美国学者说成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邓拓的《王道与霸道》一文，则被认为是“对毛的最大胆的批评”。邓拓的《爱护劳动力的学说》被认为是“尖锐”地“攻击了毛的大跃进政策”。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被认为是“批评了毛的唯意志论的发展观念”。这二位美国学者还强调邓拓为彭德怀所作的“辩护”：“在攻击毛和大跃进的同时，他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他的几篇杂文显而易见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洁的官员，他们因为抗议不公正的行为而受到不正当的控告。他描述的一个人物是明代的高级官员李三才，李三才因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了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他被拒绝了。据传，李于是说：‘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这可能是暗指据传彭那时正在写的为自己辩护的80000字自述。邓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这篇短文，彭的辩护最终在1962年6月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1]这二位美国学者还认为，邓拓杂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领导所不准许的学者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2]
不仅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作者这样看待邓拓，美国学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P•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道：
人们对毛罢免彭的不满始于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个有寓意的剧本《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免的经过。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是对他错误地罢免了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评。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 ：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错觉中竟吹嘘自己说打破了世界奥林匹克跳远记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那位运动员是谁。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个讽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记以前说过的话，理智在渐渐地丧失。此文在最后十分隐晦地写到 ：“如果谁发现已有此症状，他必须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岗搞分裂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3]这位“专栏作家”即是邓拓。所谓“才能平平的运动员”的“故事”是指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则是指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一文。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邓拓们当时是十分明确地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并要求毛“休息”。在这些海外学者笔下，邓拓简直有点“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甚至有几分“自由主义者”的味道。《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而P•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4]在被译成汉语前，该书“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5]可见，关于邓拓的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国内的论者虽然不至于对邓拓如此“拔高”，但对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往往赞不绝口。国内有些论者，极力强调邓拓作为“书生”的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邓拓的“书生”形象，雕肝琢肾地突出邓拓的“书生”气质，以至于让人忘记了邓拓的本来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写道：“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   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1960年夏天，邓拓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其中颇有歌颂“大跃进”、赞美“大好形势”的作品。在邓拓的笔下，其时到处是饥民并已开始出现饿殍的江南简直是人间天堂。王均伟这样解释邓拓写下这类诗作的原因：“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6]
按照王均伟文章的说法，有着两个邓拓，一个是作为“政治家”的邓拓，另一个则是作为“书生”的邓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饰现实的颂歌，表达的是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现实姿态；而《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里发表的那些文章，表达的则是邓拓作为“书生”的良知和道义。这样的解读，虽然比把邓拓主要看作一个“书生”要令人信服，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却也未必揭示了邓拓的本来面目。
二
要准确地理解邓拓为何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思想文化氛围有尽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7]彭德怀的直言使得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并导致“大跃进”的新一轮狂潮。但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大跃进”带来的最严峻后果是粮荒。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邓拓在1960年所歌颂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哪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8]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9]再如河南信阳地区，当时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阳辖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该地区在“反瞒产”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反瞒产”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既然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打人，公社干部自然不能落后。这期间，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参与打人者占93%。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公安机关为逼粮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狱中；为逼粮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逼走。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有的村子连续80天不见一粒粮食。浮肿、饿死和外逃现象十分严重。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为思想问题。”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被遗弃的孩子，路宪文仍命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封锁村庄、道路，不准人们外出逃荒；不准城镇机关、企业单位收留农村来人；不准街头和交通要道上出现流浪汉。中共河南省委在后来向中央的“检讨”中，说这个时期的信阳“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10]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仅1960年信阳全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11]“大跃进”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种可怕的状况当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12]
如此严峻的形势，迫使最高层不得不对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策略，就连毛泽东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所谓“五风”，则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1961年3月，《农村六十条》开始起草，6月间正式颁布实施。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与此同时，《科研十四条》也被制定，其中鼓励科研人员“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并强调要“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区别对待，防止混淆”。1961年8月，《高教六十条》被制定，其中说：“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了《文艺八条》，其中强调了“双百方针”，强调了“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1961年9月，《工业七十条》也颁布。[13]1962年1月11日，所谓“七千人大会”开幕。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薄一波曾特意写到会议期间的“一个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同志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而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果然做了“检讨”：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等于是承认“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应由自己负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的确是极不容易的。对此，薄一波评说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14]
还应该提到周恩来和陈毅在这几年间的几次讲话。这几次讲话，思想之“解放”，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鼓舞”。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头就说：“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又作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也是一上来就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特别是陈毅于1962年3月6日所作的《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快人快语，说了许多“出格”的话。陈毅首先谈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开场就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那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跟科学家之间，关系很不正常。科学家觉得受了委屈——因此，他们科学论文也不写了。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中间，有很多做法是违反科学的。一亩地，硬说可以产一万斤水稻，他们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反科学的，但是不敢讲。他们说‘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好不讲’。现在事实证明一亩地搞一万斤水稻几千斤麦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听听这些科学家的话，也许我们少走弯路。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六十个剧本’，现在恐怕谁也不敢讲了。这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学的事，浮夸、谎报，以及把不可能的事情认为可能，它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陈毅还主张“搞工厂，倒是要学资本家”。对“审查文艺作品”，陈毅也提出了异议：“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人给你那样大的权？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结论，明天做那个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功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样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中央给你的？中央宣传部给你的？宪法上载有这些吗？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位同志说：中央没有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类似的“出格”之语，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了不少。这次讲话，赢得了60多次掌声和笑声。[15]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邓拓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
三
不过，在分析《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前，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邓拓写过些什么，或者说，应该明白在中共中央决定对政策进行“调整”前，邓拓公开发表过怎样的言论。
毫无疑问，在此之前，邓拓是“大跃进”的歌颂者。为纪念1958年10月1日的“国庆”，邓拓发表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一文，其中说：
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 ：
古来岁月去悠悠，
独向高城瞰九洲 ；
今日天安门外路，
四通八达遍环球。[16]
这完全是与当时的主流“口径”相一致的。邓拓喜作旧体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过《邓拓诗词选》（本文所引所论邓拓诗词均见于该书）。在这本诗词选中，我们看到，1958、1959和1960年这几年，邓拓颇写过些歌颂“大跃进”、歌颂当时“大好形势”的诗词。例如，1959年1月1日，邓拓写了《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再如，1959年2月，邓拓写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最后两句是：“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里的所谓“高潮”，自然指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高潮”二字，在邓拓这时期的作品中是频频出现的。1959年10月，邓拓写了四首《群英赞》，赞美出席全国所谓“群英会”的代表，每首后面都做了注释。第一首是《孟泰会见李凤恩》：“访友探亲又取经，‘大钢’跃进莫休停。东风送暖凤恩笑，孟泰精神老更青。”注释写道：“老孟泰在群英会中会见了老战友李凤恩。为了在武钢推广快速出钢法，李凤恩说要向‘娘家’‘取经’；老孟泰说：‘不分鞍钢或武钢，全国只有一个钢，我们要保住这个“大钢”不断跃进才对！’两人愈谈愈高兴。”1959年12月，邓拓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爽心陀远眺》写道：“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诸如此类的作品，对“大跃进”的歌颂似乎很“由衷”。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说：“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17]
王均伟文章说得不错。邓拓之所以写下这些“大跃进”的颂歌，决非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这样回忆：从1959年冬开始，“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8]韦君宜夫妇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高级干部，丈夫杨述与邓拓是经常唱和的好友，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与邓拓在官阶上居同一层次。韦君宜夫妇耳所能闻目所能睹的事，邓拓当然也能耳闻目睹；韦君宜夫妇所能经历体验到的，邓拓当然也不会经历体验不到。所以，要说邓拓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王均伟文章中说，邓拓早年曾写过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过“深刻”的研究，理应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大灾荒有比别人更敏锐的感觉，这也言之成理。邓拓192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肄业，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1933年在福州参加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就读，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是在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历代灾荒和救荒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初版时用的是文言文，1957年三联书店重印时邓拓将其改成了语体文。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邓拓文集》收入了这本《中国救荒史》。1998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再版了该书的语体文版大字单行本。出版社在写于1998年8月31日的“再版前言”中说：“鉴于当前严重的抗洪救灾形势，征得了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同意，现出版该书语体文版的大字单行本，以满足广大干部、有关的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及其他读者的急需。”原来，出版社是为了指导当时的救灾而特意出版了《中国救荒史》的大字本。如果说1998年的救灾“急需”邓拓的这本《中国救荒史》，那么，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灾荒，就更用得着邓拓的这本书。别人或许记不起这本书，但邓拓自己总该记起它。作为一个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灾荒与救荒者，邓拓理当比别人对这场罕见的大灾荒有更清醒的预见和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这本书的“绪言”里，邓拓曾这样给“灾荒”下定义：“一般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如果这样的定义是成立的，那么，当时的灾荒不正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么，不正是决策者随心所欲地改变生产关系所招致的么。按理，当这种“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开始“失调”时，当既有的生产关系被妄加改变时，邓拓就应该能预见到灾难的不可避免；而当灾难触目惊心地降临时，邓拓应当比别人更加痛心疾首。在这个意义上，邓拓比别人更没有理由昧着良心为“大跃进”唱赞歌。
但事实也是无情的。在这几年间，邓拓的确是唱着赞歌。1960年7月，邓拓作江南之行，并写了组诗《江南吟草》。在序言中说：“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于是，此时其实灾荒已十分严重的江南，是“百里千家足稻粱”（《马山观田》），是“人天美景不胜收”（《游扬州》），是“建设乐园万古传”（《至雁荡山》）。
明白了邓拓这几年实际上一直唱着“大跃进”的赞歌，我们才能如实地评价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