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佛寺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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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广州市区中心繁华地带的大佛寺，其前身为新藏寺，始建于南汉时期（917～971），为当时二十八寺中“北七寺”之一（见《南海百咏·北七寺》之诗句，上应二十八宿）。规模不大，“梵宫佛殿而已”。宋代已默默无闻而废。元代（1271～1368）在新藏寺旧址再建殿宇，名曰福田庵。明代扩建，改名龙藏寺。寺院建筑颇具规模。南控南城脚，北枕拱北楼；山门朝西，直通龙藏街（龙藏街后来也因此而得名）。明季，佛教渐趋式微，信徒减少，资金拮据，殿宇垂危，无能修葺，被当局改为巡按御史公署。清顺治六年（1649），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直逼百粤，史称“两王入粤”。合围穗城，攻战持续10个月，公署遭战火摧毁（一说毁于野火），沦为废墟。
两王平定全粤后，尚可喜信有神助，且鉴于屠城之烈，拟作祈福，在僧侣等人游说下，遂生营造庙堂之念。于是召集僧侣，商议建寺。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清政府封安南（今越南）都统使莫敬耀为归化将军，以其子元清为都统使。元清随安南王上京朝觐时，顺路观光百粤。尚可喜在拱北楼置酒迎送，当宾主尽欢之际，特约寺僧到席间募缘，恳求资助木材。安南王慷慨允诺，捐赠优质楠木。康熙二年（1663）春，尚可喜自捐王俸，亲自过问主持，重建佛寺，翌年冬竣工。主要建筑有头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两侧建廊庑、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库房、僧舍、客堂。殿宇布局及制式，悉仿京师官庙，寺中诸佛相和范金，亦摹仿北方艺术风格。大雄宝殿坐北向南，面阔7间36.32米，进深5间25.36米，殿高18米，“庄严雄壮，观者耸焉”。大殿中央供奉3尊以黄铜精铸的三世佛像，各高6米、重10吨，成为岭南之冠，故取名大佛寺。“康熙三年岁次甲辰孟冬吉日”，由“平南王尚可喜薰沐拜题”的《鼎建大佛寺记》石碑，至今仍保存在大雄宝殿前面左侧，另有《鼎建大佛题名碑》则在大殿右侧。
康熙六年（1667）八月初一，尚可喜之子尚之隆，晋秩额驸（满族语，即驸马）后，偕固伦公主来粤省亲。之隆在京时，聘请班禅喇嘛僧40人，同来广东，驻锡大佛寺；并在大佛寺内，大修49天“无遮胜会”，斋醮之盛，近世罕见。
据传，尚可喜到了晚年，往往预感有“不祥之兆”，求计于谋士金澄，金献策“逃禅避祸”。于是广招僧侣，盛开法会，并决意皈依三宝。大佛寺山门联“大道有岸，佛法无边”就在这个时期出自金澄之手。以“大佛”二字作鹤顶，言简意赅，至今不改。曾有楹联高手认为上下两联的第二字均仄，有违楹联格律，建议把“道”易“洋”，但难获寺僧通过。
尚可喜一生，除营造大佛寺外，还“捐发帑藏修葺光孝、飞来”（今清远市属）等寺，并捐资海幢寺创建天王殿、铸造幽冥钟，礼请高僧空隐法师前来讲经说法。也许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安慰在屠城时被残杀的无数无辜者冤魂。可是他纵然“放下屠刀”，也难“立地成佛”。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带着失明的双目，被逼回辽东“养老”。其子尚之信等后来以“谋反”罪被杀，此乃后话不提。
康熙中叶，有一行脚僧自乐禅师，云游到此，目睹大佛寺殿宇庄严、金身雄伟，竟无高僧大德驻锡，甚至连出家人也不多见，实属憾事！于是亲自到海幢寺，诚请正目禅师来大佛寺充当住持。由此海幢、大佛两寺僧众，往来甚密，亲如兄弟。大佛寺也渐趋兴旺。
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十一日，世宗皇帝向全国颁布谕旨，清理寺观，振兴佛门。广州府选大佛寺作宣谕之所，特于殿前建宣谕亭。同时在大殿两侧，增建韦驮、伽蓝二殿；在寺院外街建东西两座门楼——东标“佛境”，西榜“禅林”。至乾隆四年（1739）竣工。此时寺院范围，为创建以来的鼎盛时代：东起永汉路（今北京路），西枕龙藏街，南连惠福东，北接西湖路，住僧倍增，佛事兴旺。与光孝、华林、海幢、长寿（在长寿路，已废）四寺齐名，合称广府五大丛林。此后，在道光十三年（1833）、光绪十三年（1887）和民国23年（1934），对寺院进行过较为全面的重修。
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起义，粤府借此占用大佛寺西边的大半僧舍，设立善后局。寺僧渐失寺务管理权，纷纷离寺，仅剩下3人。民国初年，当局占用寺宇，设立广州市政公所。
民国10年（1921），六榕、海幢、大佛、光孝等寺住持有铁禅、务勤、观禅、志光、影园等法师及陈肃简、梁季宽、汤瑛等居士，联名发起成立广州佛教阅经社，借此弘扬佛教，影响社会，净化世道人心。此举深获孙中山大总统嘉许，亲笔书赠“阐扬三密”四字大匾。阅经社社址设在大佛寺内。
民国11年（1922），地方当局以筹集军饷为名，将大佛寺大部分房地产公开标价拍卖。寺僧罄其所有，艰苦募缘，筹集资金，赎回大雄宝殿、毗卢殿、禅堂、库房、方丈室、斋堂及大殿东侧一部分僧舍。民国22年（1933），经寺僧百般艰苦地集资赎回的殿堂房舍，又被广州市警察教练所强借他用。后经海军司令姜西园出面交涉，警察教练所才肯交还。姜司令还礼请著名诗僧月溪法师（八指头陀，云南昆明人），挂锡大佛寺，讲经说法。1934年，大佛寺进行全面修葺，佛像全部重光，此次修葺是由谢英伯、梁致广（梁季宽）、罗碧瑜等男女居士发起的。修葺前，由志光法师任住持；修葺后，居士们一致推举月溪法师任住持。1938年秋，日军侵占华南，敌机滥炸广州。月溪法师离穗赴港，创建万佛、弥陀、金刚三殿，开坛讲经，暇修吟咏。大佛寺大部分寺僧各散东西，剩下个别看管山门。抗战胜利后，志光法师回寺住持，收徒弘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佛寺仍有十来个僧人，由玩经法师任住持。这时，僧人生活陷入困境。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扶持帮助下，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僧人组织起来，生产自救。以库房、斋堂为工场，生产纸伞，产品出口创汇，有效地解决了生活出路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活动席卷大佛寺。10多个自食其力的僧人被赶出山门，珍贵文物全部被毁；具有300多年历史的铜铸大佛像和观音像，被肢解成为废品运入某单位废品仓库（“文化大革命”后经广州市文管部门策划，焊接复原，分别供奉在六榕寺重建的大雄宝殿、观音殿内）。至于全部殿堂房舍，则被有关单位占用，面目全非。
可喜的是，1986年冬，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恢复开放大佛寺，还寺于僧。但延至1991年春，占用单位才将颓垣断壁之大雄宝殿，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管理。市佛协副会长广明法师出任住持。海内外善信闻讯，喜施财物重建寺庙。日本信徒山冈容治先生及夫人山冈加代子（严苏虾女）布施1亿日元。被占房地，亦陆续收回。于是大兴土木，首修大殿；再建山门、天王殿、地藏殿、藏经阁、僧舍、香积厨、斋堂、佛境亭。按原样重铸三尊大佛铜像；重塑观音、地藏、弥勒、韦驮等菩萨及四大天王像。经过三载辛勤，首期工程于1995年冬大功告成。
至1996年大佛寺已有僧侣10多人。1996年3月，青年僧人耀智法师进院升座，接任住持。耀智法师系广东省陆丰市人，1992年从北京中国佛学院学成归来，曾到加拿大、美国、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进行讲经说法，深得海外佛教人士赞誉。新加坡佛教人士回赠500多箱佛教经、律、论等典籍，支持他弘扬佛法。
1993年8月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大佛寺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公布“说明”略云：“1926年周恩来同志在此举办过高级政治训练班”。大佛寺的重建，也为广州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
两王平定全粤后，尚可喜信有神助，且鉴于屠城之烈，拟作祈福，在僧侣等人游说下，遂生营造庙堂之念。于是召集僧侣，商议建寺。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清政府封安南（今越南）都统使莫敬耀为归化将军，以其子元清为都统使。元清随安南王上京朝觐时，顺路观光百粤。尚可喜在拱北楼置酒迎送，当宾主尽欢之际，特约寺僧到席间募缘，恳求资助木材。安南王慷慨允诺，捐赠优质楠木。康熙二年（1663）春，尚可喜自捐王俸，亲自过问主持，重建佛寺，翌年冬竣工。主要建筑有头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两侧建廊庑、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库房、僧舍、客堂。殿宇布局及制式，悉仿京师官庙，寺中诸佛相和范金，亦摹仿北方艺术风格。大雄宝殿坐北向南，面阔7间36.32米，进深5间25.36米，殿高18米，“庄严雄壮，观者耸焉”。大殿中央供奉3尊以黄铜精铸的三世佛像，各高6米、重10吨，成为岭南之冠，故取名大佛寺。“康熙三年岁次甲辰孟冬吉日”，由“平南王尚可喜薰沐拜题”的《鼎建大佛寺记》石碑，至今仍保存在大雄宝殿前面左侧，另有《鼎建大佛题名碑》则在大殿右侧。
康熙六年（1667）八月初一，尚可喜之子尚之隆，晋秩额驸（满族语，即驸马）后，偕固伦公主来粤省亲。之隆在京时，聘请班禅喇嘛僧40人，同来广东，驻锡大佛寺；并在大佛寺内，大修49天“无遮胜会”，斋醮之盛，近世罕见。
据传，尚可喜到了晚年，往往预感有“不祥之兆”，求计于谋士金澄，金献策“逃禅避祸”。于是广招僧侣，盛开法会，并决意皈依三宝。大佛寺山门联“大道有岸，佛法无边”就在这个时期出自金澄之手。以“大佛”二字作鹤顶，言简意赅，至今不改。曾有楹联高手认为上下两联的第二字均仄，有违楹联格律，建议把“道”易“洋”，但难获寺僧通过。
尚可喜一生，除营造大佛寺外，还“捐发帑藏修葺光孝、飞来”（今清远市属）等寺，并捐资海幢寺创建天王殿、铸造幽冥钟，礼请高僧空隐法师前来讲经说法。也许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安慰在屠城时被残杀的无数无辜者冤魂。可是他纵然“放下屠刀”，也难“立地成佛”。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带着失明的双目，被逼回辽东“养老”。其子尚之信等后来以“谋反”罪被杀，此乃后话不提。
康熙中叶，有一行脚僧自乐禅师，云游到此，目睹大佛寺殿宇庄严、金身雄伟，竟无高僧大德驻锡，甚至连出家人也不多见，实属憾事！于是亲自到海幢寺，诚请正目禅师来大佛寺充当住持。由此海幢、大佛两寺僧众，往来甚密，亲如兄弟。大佛寺也渐趋兴旺。
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十一日，世宗皇帝向全国颁布谕旨，清理寺观，振兴佛门。广州府选大佛寺作宣谕之所，特于殿前建宣谕亭。同时在大殿两侧，增建韦驮、伽蓝二殿；在寺院外街建东西两座门楼——东标“佛境”，西榜“禅林”。至乾隆四年（1739）竣工。此时寺院范围，为创建以来的鼎盛时代：东起永汉路（今北京路），西枕龙藏街，南连惠福东，北接西湖路，住僧倍增，佛事兴旺。与光孝、华林、海幢、长寿（在长寿路，已废）四寺齐名，合称广府五大丛林。此后，在道光十三年（1833）、光绪十三年（1887）和民国23年（1934），对寺院进行过较为全面的重修。
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起义，粤府借此占用大佛寺西边的大半僧舍，设立善后局。寺僧渐失寺务管理权，纷纷离寺，仅剩下3人。民国初年，当局占用寺宇，设立广州市政公所。
民国10年（1921），六榕、海幢、大佛、光孝等寺住持有铁禅、务勤、观禅、志光、影园等法师及陈肃简、梁季宽、汤瑛等居士，联名发起成立广州佛教阅经社，借此弘扬佛教，影响社会，净化世道人心。此举深获孙中山大总统嘉许，亲笔书赠“阐扬三密”四字大匾。阅经社社址设在大佛寺内。
民国11年（1922），地方当局以筹集军饷为名，将大佛寺大部分房地产公开标价拍卖。寺僧罄其所有，艰苦募缘，筹集资金，赎回大雄宝殿、毗卢殿、禅堂、库房、方丈室、斋堂及大殿东侧一部分僧舍。民国22年（1933），经寺僧百般艰苦地集资赎回的殿堂房舍，又被广州市警察教练所强借他用。后经海军司令姜西园出面交涉，警察教练所才肯交还。姜司令还礼请著名诗僧月溪法师（八指头陀，云南昆明人），挂锡大佛寺，讲经说法。1934年，大佛寺进行全面修葺，佛像全部重光，此次修葺是由谢英伯、梁致广（梁季宽）、罗碧瑜等男女居士发起的。修葺前，由志光法师任住持；修葺后，居士们一致推举月溪法师任住持。1938年秋，日军侵占华南，敌机滥炸广州。月溪法师离穗赴港，创建万佛、弥陀、金刚三殿，开坛讲经，暇修吟咏。大佛寺大部分寺僧各散东西，剩下个别看管山门。抗战胜利后，志光法师回寺住持，收徒弘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佛寺仍有十来个僧人，由玩经法师任住持。这时，僧人生活陷入困境。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扶持帮助下，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僧人组织起来，生产自救。以库房、斋堂为工场，生产纸伞，产品出口创汇，有效地解决了生活出路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活动席卷大佛寺。10多个自食其力的僧人被赶出山门，珍贵文物全部被毁；具有300多年历史的铜铸大佛像和观音像，被肢解成为废品运入某单位废品仓库（“文化大革命”后经广州市文管部门策划，焊接复原，分别供奉在六榕寺重建的大雄宝殿、观音殿内）。至于全部殿堂房舍，则被有关单位占用，面目全非。
可喜的是，1986年冬，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恢复开放大佛寺，还寺于僧。但延至1991年春，占用单位才将颓垣断壁之大雄宝殿，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管理。市佛协副会长广明法师出任住持。海内外善信闻讯，喜施财物重建寺庙。日本信徒山冈容治先生及夫人山冈加代子（严苏虾女）布施1亿日元。被占房地，亦陆续收回。于是大兴土木，首修大殿；再建山门、天王殿、地藏殿、藏经阁、僧舍、香积厨、斋堂、佛境亭。按原样重铸三尊大佛铜像；重塑观音、地藏、弥勒、韦驮等菩萨及四大天王像。经过三载辛勤，首期工程于1995年冬大功告成。
至1996年大佛寺已有僧侣10多人。1996年3月，青年僧人耀智法师进院升座，接任住持。耀智法师系广东省陆丰市人，1992年从北京中国佛学院学成归来，曾到加拿大、美国、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进行讲经说法，深得海外佛教人士赞誉。新加坡佛教人士回赠500多箱佛教经、律、论等典籍，支持他弘扬佛法。
1993年8月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大佛寺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公布“说明”略云：“1926年周恩来同志在此举办过高级政治训练班”。大佛寺的重建，也为广州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