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能学习中国经济模式 | reut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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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2010年8月30日《华盛顿邮报》，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路透社全球资深编辑 Chrystia Freeland /文

未来，当历史学家们回顾2010年这个夏天时，他们根本不会想起在纽约“9.11”遗址修建清真寺的争议；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在西班牙的奢侈度假更不值一提；就连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也算不上什麽大事。2010年夏天最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应该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的来说，这是件大好事。中国的迅猛崛起，以及速度稍逊一筹的印度崛起，改善了数十亿赤贫人口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这两国的人均GDP在1820-1950年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在1950-1973年间增长了68%，在1973-2002年间则猛增245%。

但是，从中国的复兴中能学到什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危险的错误结论莫过于“威权主义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诱人，尤其是在今日的美国，无论左派右派的大批人士都对美国政府的效力大加置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商两界的诸多顶尖人士对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则表达了公开的艳羡。

剑桥大学政治学者Stefan Halper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Ian Bremmer等人注意到，目前学界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後，中国的经济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似将取代美国模式。

这真是大错特错。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的确效果斐然，尤其是在转型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由别的国家发明出来以後。例如，在1930-1950年代，苏联的经济模式一度显得欣欣向荣，就是这个道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对原本极度贫困的农业经济进行工业化改造。即使在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3,600美元，与萨尔瓦多或阿尔巴尼亚大致相当。中央集权的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在尖端的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与别国展开竞争，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当韩国在1980年代经历同样的转型期时，其政治体制变得更加民主，经济也向更加自由的资本主义演化。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逐渐力不从心，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愈加富强，想要增强公民的消费力而又不想给他们更多的公民权，这恐怕难以为继。未来十年，中国的一大经济挑战是扩大内需，这就意味着要让中国人有更强大的购买力。但随着更多中国人加入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可能会要求更多政治权利。

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大局限在于创新。美国的政经体制固然缺点众多，例如基础设施破败，中产阶层外强中干，但美国也拥有一大优势：在技术创新和将创新转化为商品方面，全球无出其右。美国是孕育了苹果公司、谷歌和Facebook的地方。这些驱动技术革命的发明创造，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才能产生。

实际上，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对技术革新构成威胁，中国即是一个实例。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大问题是，14世纪时的中国已处于工业革命的边缘，但为何後来却似乎放弃了根本性的科技变革，将主导权拱手让于欧洲？对于这个问题，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答案也恰恰能够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

经济历史学家Joel Mokyr曾写道：“缺乏政治竞争未必意味着技术进步毫无可能，但一位决策者就能给技术进步以致命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混乱、分裂、无效的欧洲，如果某一位君主决定打压革新者，“他不过是将经济重心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相比之下，独裁者们则无法自我纠正。

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应对中国的崛起而感到自满。中国的崛起至少意味着美国公司、政客和民众需要转换角色：由原来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舒适状态，转变为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内运作。

中国的仰慕者们以其举世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为例，质问为何人均收入12倍于中国的美国，却无法实现类似成就；他们问得有理。

美国可以尊敬中国，却不必模仿中国。独裁者容易引发敬慕，对远观者尤其如此；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近观之永远是纷乱无序、效率低下。但创造了现代社会并不断推动其前进的还是民主的资本主义。这是世界迄今为止得出的最佳模式。（完）

作者为路透社全球资深编辑，此前曾任《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