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毛泽东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后都做了啥？

本文摘自《纵横》杂志2009年第5期 作者：陈漱渝
新民学会成立会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的一个革命团体。它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湖南能成为国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是与新民学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新民学会究竟成立于何时？参加成立会的有哪些人？成立会的情况如何？以前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上述问题的说法不尽准确。如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说：“1918年4月18日，一个礼拜天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寺蔡和森同志的家，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这天到会的共有13人，除毛泽东同志外，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诸同志。”(第72页)这段文字中，除新民学会的成立地点和出席人数正确外，其他的情况都与事实略有出入。
新民学会成员、成立会参加者萧三在成立会召开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月初四日 四月十四号(日)晴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在对河荣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按：即蔡和森)寓，到会者，二兄(按：指萧子升)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芝、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缔、叶兆桢(以上第一师范)、罗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按：即陈昌)、熊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
由此可见，新民学会发起于1917年秋，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不是4月18日。陈昌、罗学瓒同志虽然都是新民学会的组织者和重要成员，但并未出席新民学会成立会。
又，周世钊同志在《湘江的怒吼》一文中，说新民学会成立会“开了一天”，通过了会员道德上、生活上的几条戒律：“不嫖，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推选了五个评议会干事，毛泽东同志被推为评议会副总干事”。但据萧三同志的日记记载：“关于本会之戒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十一时到齐，议事至下午五时后始闭会……”由此可见，成立会只开了半天，不是“开了一天”。规定的戒律有五条，周世钊只回忆对了两条。成立会上推举了三名干事，不是五名干事。毛泽东的任职是“干事”，不是“副总干事”。周世钊当时未能亲自参加这次成立会，萧三则亲自参加了会议，并于当天留下了日记。所以萧三的日记比其他回忆材料更为准确。
毛泽东与《新湖南》周刊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接编过一种《新湖南》周刊，该刊是继《湘江评论》之后的又一个著名刊物。它的出版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湖南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湖南》周刊原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版的一种刊物，龙伯坚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张维、李振翩等，由长沙湘鄂印书馆印刷，每期约发行1000份，刊名脱胎杨笃生(守仁)的一本书——《新湖南》。该书出版于1910年，线装一册，其中有“在天星阁撞自由钟”的句子(按， 天星阁是长沙的一处名胜古迹)，意思是号召湖南人民认清大局的危迫，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所以《新湖南》周刊沿用了这一很有群众性和号召力的名称。
《新湖南》周刊出至第六期后，由毛泽东接编。因为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在付印过程中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为了给毛泽东继续提供舆论阵地，《新湖南》周刊的原编辑主动邀请他接编。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于是，从第七期起，《新湖南》周刊就成为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毛泽东在该刊刷新宣言中说：“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第七期上，刊登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工读问题》等文章，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见《长沙社会面面观》，《新青年》七卷一号)。
毛泽东接编的《新湖南》周刊共出几期，历来说法不一：该刊原主编龙伯坚说共出九期，即毛泽东接编了三期后停刊。周世钊说：“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其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期，但已替《新湖南》添加了不少的光彩……”(《湘江的怒吼》，收入《“五四”运动在湖南》及《光辉的五四》两书)“还不到四期”和“只是短短的四期”，行文似有矛盾。《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在介绍该刊时说“《新湖南》周刊出版到十期左右，终于被军阀政府封禁了”。1919年12月3日，北京《晨报》刊登一篇署名“H·C”的《长沙特约通信》说：“《新湖南》系湘雅学生所发行，自第七期后加入校外编辑，已有起色，至12期发行后又因意见不合停办矣。”这样，关于《新湖南》的总期数就有了9期、10期、10期左右、12期等几种说法。因解放后一直未找到《新湖南》周刊的原刊，一时对上述各种说法的正误尚难于判断。不过，我认为当时报刊的介绍，恐怕要比几十年后的回忆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貌。
《新湖南》周刊主要在湖南发行，但其影响显然已波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刊登的《长沙特约通信》说：“……‘湘雅医学校发行底《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同年11月8日《晨报》刊登的《湘省教育底一忧一喜》中，说《新湖南》周刊“很有实在的价值”。它的发行是湖南教育上的一线曙光。旅欧华人团体创办的《旅欧周刊》也介绍说：“……湘雅学校发行之《新湖南》，为《湘江评论》之化身，内容极为完美。”(《国内新闻·湖南之新思潮》，1920年1月24日《旅欧周刊特刊》)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和较重要的地区之一。1919年6月15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六周之后，湖南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就组织了一个名为健学会的学术团体。该会宣言：“盖自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渐入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不可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1919年6月16日湖南《大公报》)毛泽东对健学会的活动曾多方推动和尽力赞助，使之在传播新思潮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健学会成员的思想状况较为复杂，其中虽有徐特立、何叔衡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但也混进了主张“防止过激主义”的不良分子。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该会成立之后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情况真正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在湖南，较早和较正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情况的团体，是俄罗斯研究会。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于何时？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成立于1920年8月(如《湖南省志》第一卷第410页)，一说成立于同年9月(如《“五四”运动在湖南》第62页)。
事实上，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是1920年8月21日下午3时召开的，会场设在长沙县知事会署，与会者20余人。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列宁领导下的劳农政府对华新政策，批驳了布尔什维克“均产共妻”等谣言，并推举彭璜、毛泽东、包道平、何叔衡四人为筹备员，规定了该会三项会务：
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杂志；
二、遇有机遇及必要时，得派员赴俄国从事实地调查；
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长沙发起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
1920年9月16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式召开成立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议干事各一人。毛泽东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同时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长沙潮宗街56号的会所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该会会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不少介绍俄国政治、经济方面情况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了“人人享权利，个个尽义务”和“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黄金时代”。毛泽东还将《共产党》月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上的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推荐到湖南《大公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任弼时，也在这一时期经毛泽东的慎重介绍，第一批去苏俄留学。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一篇佚文
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1卷2期上，有一篇毛泽东的早期论文——《学生之工作》。文章前言写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7年(按：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游”，是在1918年8月间，目的是帮助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送别第一批留法的友人后回到长沙。他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显然草成于同年4月至11月之间，而《学生之工作》一文，则是该计划书中的一章。
毛泽东当时认为：“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创建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毛泽东设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毛泽东当时设计的新社会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读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在学校中，学生用六分之二的时间睡眠，六分之一的时间游息，六分之二的时间读书，六分之一的时间工作。读书实行自习、教授相结合，自学与听课的时间各占一半。工作内容包括种园、种田、种树、畜牧、种桑、养鸡、养鱼……目的是使教学与生产、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学生把学校当做家庭。在合并个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成立工读同志会，会下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离校，可取走个人应得财产之一部分，而仍留存其余的部分，以便使学生与学校保持长久的联系。
《学生之工作》一文，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五四时期宏大的抱负、除旧布新的精神和对新社会的热切憧憬。他关于学生宜加强自学，教学应联系社会实际，联系生产劳动等思想，冲决了旧教育思想的网罗，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思想光辉。但是，毛泽东在1919年12月第二次“北京之游”以前，还没有在理论上及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跟当时其他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在政治上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但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杂质。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日本的“新村运动”，美国的“工读主义”，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当时的思想中既有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有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学生之工作》一文表现了毛泽东青年时期探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进取精神，也更为具体地反映出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