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建国后做了三件事

——读《毛泽东传》

如果概括起来讲，毛在建国以后的探索，主要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建设。有的人讲，毛根本不懂建设，而且兴趣也不在建设，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在建国以后用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这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的建设。

从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现在现代化的理论来讲，实际上毛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实现中国的初级的工业化。毛经常将现代化和工业化经常混用，他没有严格地区分两者的界限。

毛在建设中，实际上做了三个重要的选择，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选择，是制度方面的选择。

工业化有很多很多的道路，有很多的制度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包括社会-主-义像苏联那样的制度选择。在当时来说，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选择苏联道路。

在当时来说，就是在他最初进行选择的时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实中确实很难避免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起家的本领，我们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在当时先进的技术西方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取之于苏联为首社会-主-义的阵营。

同时，这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有关的。当时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苏联的道路，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既然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一五计划”的制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像李富春这些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但是到了苏联以后甘当小学生，从ABC学起，请苏联的计划经济专家来给他们讲课。我们的“一五规划”，实际上在苏共政治局里面是经过了多次的讨论。

毛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但要走自己的道路，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任何一个决策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的目标取向越高，付出的代价必然也越大，它的风险也越大，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后来在现代化、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跌了很多的跤。

但是有一点，我们在《毛传》已经反映了，毛还是汲取了“大跃进”失误的教训的。尽管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他上万言书，他看了以后火冒三丈。但是也有个过程，刚开始他不以为然，后来几个大区书记去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跟谁的旗的问题，你再不说话的话，人家就跟彭老总的旗跑了，这个时候毛重视了起来，他一晚上睡不着觉，在不冷静的情况下讲了关键性的话，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但是，庐山会议以后，毛也在冷静地思考。到了1963年的时候，要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计委的同志脑子很热，定了很多的高指标。主席就把李富春他们叫来，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定指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计算时间。

在制度方面的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可以造，从什么都不能造到基本上都可以造。

第二就是路径的选择。

制度的选择之后有一个路径的选择。这个路径的选择，我指的是一种比较低层面的路径选择，主要是指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要搞初级的工业化，这个时候工业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那么资金的来源，也就是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有几种途径：要么就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像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像苏联一样来搞高积累，也是带有牺牲农民的色彩。

作为中国来说，毛在路径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呢？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工业本身解决，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对外掠夺，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毛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选择就是外部关系的选择。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在讲制度选择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就是：就对外关系来说，我们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毛的考虑是从历史延伸下来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半封建这种依附性的经济，要独立起来。同时，客观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这些国家对我们不仅是封锁，而且还制裁，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希望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完蛋。这个问题因为前面已经都讲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毛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外交上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国的大国地位在近代以来失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中国进入了安理会，但是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大国地位。

这一方面毛对中国来说是功不可没，我们到现在还在享受着毛当年为我们奠定中国大国地位基础的好处，受益匪浅，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抗美援朝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现在大家都在说，见仁见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所得，就是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中国不是句空话。为什么呢？过去中国政府说什么话，第一，没人听。第二，说了白说，没人怕。第三，没人信。你究竟能不能兑现，你说你不会坐视不救，我打了瞧，到你鸭绿江边，我看你敢不敢过来，跟你叫板。所以，这个“得”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致地要邀请中国代表团。尽管他不给中国代表团相应的正式的外交礼遇。但是他承认，解决越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

十几年以后，美国在1964年前后制造了东京湾事件，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上的试探。如果中越两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示弱的话，包括苏联，它就可以派兵越过北纬17度线，扩大战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如果美国人胆敢把战争扩大到17度线以北的话，中国的辽阔国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话，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和美国人打起来，战争没有国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话，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这句话是一个外交辞令，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人，你别忘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听美国的学者讲，当时美国的五角大楼，就因为中国政府这三句话一周彻夜未眠。五角大楼忙活起来，赶紧去分析，包括调动它各种各样的侦查系统，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人说这几句话是要动真的。一直到1973年巴黎和约（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它从来不敢派一个兵越过17度线，它只敢狂轰滥炸。它不敢出兵，这对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棋子是非常重要的。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无穷。现在我们中国政府为什么说话还有信用？人家还怕？一般的声明，美国人、台湾人不怕。到了真正叫板的时候，说一句狠话、硬话，他还是怕的。为什么？跟这个教训有关系。所以，我说抗美援朝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受益无穷的一件事。

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这个我不多说了，这里就补充一个信息：毛在1955年做出搞原子弹的决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这句话看来很不经意地从毛嘴里说出，但是事后想想很有道理。去年年初，我曾经跟咱们核物理工程研究院的前任院长，也是一个院士，见过一次面。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毛当年说搞一点原子弹？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只知道他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到底怎么说，我也没太在意。他说，这个“一点”特别有学问。为什么呢？要搞，不搞你没有大国地位。而且要搞就要早搞，像模像样地搞，搞晚了人家不让你搞了，制裁你，你就搞不成了。但是不能多搞，搞一点就行。多搞了，就跟苏联一样，要上美国人的当，被军备竞赛把你拖垮。这是中国的国力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决策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杀手锏”的意味，但是，原子弹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远比今天的“杀手锏”更重要。原子弹爆炸以后，尼克松马上就改变了态度。

还有也是争取中国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不细说了。说到这里，我顺便讲一个个人想法。我总觉得，如果要讲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话，至少应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才能够比较清晰地、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出这一条历史脉搏的跳动。

第三件事情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是有关系的，就是怎么巩固中国共产D长期执政的地位，当时的话叫“江山不能变色”。

文革的确是个大题目，左派右派往往各执一辞，争个不亦乐乎。其实对于如此大规模、长时段的历史事件，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确都是失之偏颇。

毛在逝世前评价自己，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还有一件事是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觉得文革那么重要呢？甚至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呢？

为什么毛要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呢？因为毛觉得在一个理想的国度里是容不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这种思想就是我理解的“反对弱肉强食”的思想。只不过他没有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罢了。只不过他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罢了。

为什么毛要写出《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文章出来呢？因为毛觉得他的所谓的革命队伍里头的思想太混乱了。什么思想都有，需要有一个思想来统一认识，以利于革命的胜利。换言之，需要一个标准来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需要确立一种革命的政治正确性。谁要不是为人民服务，谁就不是革命的，谁就有被剔出革命队伍的危险。这就好像今天，赞成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正确性一样。而这个革命的政治正确性其实也是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

为什么毛要发动同苏联的十年论战呢？因为他发现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了。为什么会有官僚呢，还不是因为官僚可以吃别人，官僚的社会地位更高？

为什么毛要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与工农群众接触呢？因为他发现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仍然未能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他们还在想着出人头地，还在想着成名成家，还在想着向上爬。据说，有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差而自杀，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向上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为什么毛最后觉得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因为毛觉得他一生反对弱肉强食，到头来，却发现他的社会里头还是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行为和意识。

毛为什么老跟精英过不去？因为社会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是最有可能替弱肉强食的逻辑辩护的，也是这种逻辑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据说知识分子们已经找到人类自私的基因了。而一大堆赞成或不反对弱肉强食的知识分子是最让毛很头疼的了，官僚集团还在其次。因为官僚集团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同了，你不能删除他们的思想呀！而且只要他们还存在着，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传播他们的思想，跟你对着干。知识分子最爱记仇，而且能量很大，秦始皇给骂了两千多年，毛也被骂了几十年。毛不在乎，他早就预料到自己会给打得粉碎，他说，那又有什么，无非是打得粉碎而已。

毛死了三十年了，看看老百姓的家里，贴的不还是他的像吗？人们不还是从他的思想里汲取营养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说到文革的消极面，文革死没死人？肯定死了，而且不止张志新这几个。仅据公布的材料，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被审查、揪斗、关押，87180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疾，16622人被迫害致死。对于全国来说，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如果说死人就否定文革的话，那么北伐死了多少人？解放战争死了多少人？这笔帐只能算到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头上，难道还能算到北伐和解放战争头上不成？！两千多年来，以上帝的名义被迫害而死的异教徒，只怕也不下千万了吧？以阿拉的名义被迫害而死的异教徒，为数也不在少。这笔帐，难道不是算在去实施屠杀的人头上，反而要算在上帝和阿拉头上？

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非洲将很多老殖民主义者赶回了老家。非洲人民自己也非常兴奋，我们黑人自己来管理工厂了。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人们发现，自己的干部更糟糕了，贪污受贿、没有规矩，广大的职工意见更大。但，是不是因此就应否定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了呢？文革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某些造反派掌握权力后腐化得更快。但能够因为这样就否定民众对官僚集团的斗争吗？

冤有头债有主。文革期间，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多着了，不能因为他们干了坏事，就归咎于这面红旗。文革只是一个名字。毛/泽/东也只是一个名字。应该循名责实，而不应该因名废实。当年纳粹也说是社会主义党，能够因此就把纳粹犯的大罪归到社会主义上吗？文革中，内人党案件，还有广西韦国清杀人，这些人难道是文革的拥护者吗？他们难道不正是人民造反的对象吗？群众哪有本事杀人，造反派群众既没有组织资源，又没有武装资源，他们只有被官僚集团欺骗和杀害的份，而且事后还要为官僚背黑锅！官僚集团掌握组织资源，军事力量，造反派有什么？只有毛/泽/东的支持而已！当官僚集团扛着红旗反红旗，把造反派的政治支持也争取过来后，造反派只有一派涂地的份！文革中的迫害者，很少是造反派，而是官僚，军队干部！干部子弟！真正去冲击官僚机构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没一个有好下场！联动杀了多少人，一点事情也没有！时势一变，又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可是78年后，造反派坐了多少年的牢！

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后来在改革年代“先富起来”的！真正的造反派，也就是跟官僚叫板的人，怎么可能在文革后依然飞黄腾达？早就关到牢里去了。真正的造反派永远也不可能掌权，这是力量对比决定的。我虽然没经历过文革，但我知道力量对比。

分析文革，仅仅有良知还是不够的。还要有阶级分析方法。这样才不会被表象所骗——要知道，历史行为的真实目的，通常与历史人物的宣言、口号是不搭界的。现在说得什么事情都是毛搞起来的，毛一个人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有人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宋任穷的女儿中学生宋彬彬说“要武嘛”。结果，宋女就改名为“宋要武”了，学生都动不动就拿皮带抽人。毛还说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文斗，比如不设国家主席，怎么没人听呢？无非是视乎自身阶级利益而已。

有人说，没有受过文革的迫害，没有文革经历的人，不足以谈话文革。难道只有亲身经历者，才有资格谈文革吗？我想很多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看历史就像照镜子那样，并不是越近越好的，有时候，要拉开一些距离。后人比较少受到利益和偏见影响，往往会更客观一些。例如四十年前毛说“资产阶级就出在D内”，当时大家不以为然，现在呢？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吗？甚至有时候外国人研究的水平还更高一些。比如文革小字报，中国几乎找不着了，可以外国却有保存。我们看一看剑桥文革史，再比较一下中国编的文革史，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其实，我并不怎么关心文革，也不关心毛/泽/东。我只关心现实的斗争。但是，我还是经常写点这方面的文章，完全是因为，文革与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历史存在，王力雄说，毛/泽/东是中国头上的一把剑。尽管他跟我立场不同，但我很赞同他的见识。这把剑对于官僚买办阶级来说是有很大威力的，为什么我们要扔掉它呢？如果走到民间去问一问，会发现大多数民众，还是信任毛/泽/东的，还是崇拜毛/泽/东的，谁不喜欢毛/泽/东呢？官僚买办，还有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但是你们受到的伤害到底是谁干的？你们查过吗？想过吗？事实上你们往往不敢，因为这些正是官僚集团干的，而他们依然掌权！你们宁愿得罪死人毛/泽/东，却不敢得罪当权派！

就算毛/泽/东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比起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原则，难道你们的仇恨就没办法放下？毛/泽/东是一面旗帜。扔掉这面旗帜是很不明智的。（风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