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统帅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后

        华北敌后抗战战略展开后，毛泽东即把目光迅速转移到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他认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肯定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所以，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1939年春，他派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同年12月，又派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的政治形势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显得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所面临的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1940年初，项英决定：由他同叶挺率新四军军部和第3支队进驻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1、第2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并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4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并成立江北指挥部。

        刘少奇到中原后，即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配合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而项英则坚持其原定计划，认为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主张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上述两种意见，1月18日，毛泽东等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刘少奇的意见。1月19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东南局，说明了新四军应该向北发展的方针。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3月间，部队由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约1．5万人，并开辟了向苏北发展的道路。

        新四军的发展，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命令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毛泽东获悉后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决定：“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特别提醒“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月1日，他命令八路军立即抽调4至5万人的兵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事宜，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问题。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毛泽东一面同意周恩来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力争时局的好转；一面致电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我应乘此时机派军南下。

        不过，毛泽东最担心的还是皖南的情况。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三面有国民党重兵，北面是日军封锁的长江，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因此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随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关于皖南军部应率部即向苏南靠拢的意见，并重申“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但是，项英仍然犹豫不决。5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等，批评项英：“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同时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根据这个指示，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全部消灭新四军于苏南地区的图谋。但项英固执己见，不仅丧失了转移的时机，而且对国民党顽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没有必要的准备，致使皖南新四军军部愈来愈陷入危险境地。

        1940年7月，蒋介石更是加快了反共的步伐。7月16日，他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导；将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带，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划定地区。这立刻使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要求各根据地在加紧同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做好反磨擦的准备。在此期间，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乘八路军进行“百团大战”之际，于9月3日向位于苏北的新四军发动进攻。为打退顽军的进攻，毛泽东命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南下增援新四军苏北部队。10月3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说明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但国民党顽固派无视共产党的劝导，于4日向退守在黄桥地区的新四军发起进攻。新四军苏北部队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奋起还击，歼顽军韩德勤部主力1.1万人。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10月10日，八路军第5纵队南下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更加强了新四军的力量。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了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盟；苏联也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样，蒋介石得意忘形，执意反共。10月19日，蒋介石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通称“皓电”），限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毛泽东对“皓电”的处理特别慎重。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反复讨论，11月3日，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采取缓和态度，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9日，他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起草了复何应钦、白崇禧电（通称为“佳电”），首先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接着，就部队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等大计，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并强调：“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苏北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皖南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限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并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尽管如此，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他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并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

        12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已集中12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为此，毛泽东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并提出：军事指挥，在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由陈毅、刘少奇指挥；叶挺渡江后，统一由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1941年1月4日，顾祝同秉承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旨意，向新四军发动突然进攻，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非常强硬态度，不怕决裂，坚决打退国民党的进攻。17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却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的命令。毛泽东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另7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他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并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这个谈话不仅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而且得到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的支持。他们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担心共产党过于强硬而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等亦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全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蒋介石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之后，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        2月3日，叶剑英回到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和他为抗议“皖南事变”而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在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国内外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称：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
           （本文摘自《军事统帅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