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芜湖--孤舟蓑笠翁的blog

八十九年前，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芜湖虽远离运动中心，却也卷起了巨大的怒涛，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江城人民自然不甘人后，积极响应，冒着敌人的刀枪棍棒，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并于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遭北洋政府的军事镇压，逮捕学生三十余名，北京学生遂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消息传到芜湖，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纷纷集会声援。5月10日上午，各校学生推举代表多人在芜关中学开谈话会，讨论有关事宜；下午赴道（当时省与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区）教育会开会，由该会会长崔晓涛致电北京北洋政府和巴黎和会，力争山东权利，捍卫国家主权，拒绝和约。12日上午，又由道教育会出面紧急函告各学校、团体，通知下午4时召开特别大会。共有各校学生代表、教职员一百余人参加了特别大会，大会首先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由高语罕所拟的电镐，第五中学、第二女校相继陈述意见：1、提倡国货；2、抵制日货；3、举行示威游行。

为了加强运动的领导，芜湖各校在原“学生自治会”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芜湖学生联合会，公推朱大猷和翟宗文为会长，蒋侠生（即蒋光慈）负责宣传，组织是李宗邺，主要领导成员还有二农的朱大猷、王持华、五中的李宗邺、二女校的方金銮、芜关中学的王崇典、张震球和萃文中学的翟宗文、翟光炽等。学联成立后，对外宣读了《芜湖学生联合会宣言书》，并致电北京学生，表示声援。广大莘莘学子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组成了许多个十人演讲团，在江城的大街小巷进行演讲。他们慷慨陈词，历数北洋政府的卖国腐败，痛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谈到国事日非、列强虎视眈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演讲者与听众无不掩面失声……此外，他们还创办了工人义务识字班、职工义务夜校、工人子弟小学及职工学校，开始教全市一向无识字机会的工人和工人子弟识字，并教一些粗具文化的职工进一步学习文化。

“五四”运动中，一个最为直接的行动便是抵制日货。为了抵制日货，芜湖各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学生，冲破了封建军阀统治者的阻挠和压迫，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在学联的领导下，各校学生先是在校内检查日货，将检查出来的日货，如脸盆、文具、布衫等全部烧毁，并组织检查日货队道商家进行检查。学生们四处散发传单，劝江城百姓勿购日货，勿乘日轮。广大市民与学生同仇敌忾，他们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和日本洋行，把日本草席钉在路旁电线杆上，上写“若用日货，男盗女娼”，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热潮。“凡乘轮而行于中途者拉下，如有日本制造之帽、伞、扇等物辄夺毁，日本草帽钉在电线杆上用大字标明：劝人勿用。大马路有日人大商铺一家，左右均有人看守，虽不干涉其经营，然见有人携带物而出即夺取。至今日午后三时许，该铺门前群众乘警岗不备，将该铺门面捣毁。”（见1919年5月23日《申报》）5月17日，芜湖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由各业商董召开各业商店讨论会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所有商店一律悬挂“勿忘国耻”的白布旗。18日，栈业公会决定不再代售日本船票，拒绝日本游客；划船邦也决定不接送日轮旅客。日本商轮上下水过芜，所载货物及乘客陡然减少。明远电灯公司也派出专人将电灯杆上的日商广告全部撕毁，而墙壁上的日货广告，则由屋主自行撕毁。

与此同时，各界店员、职工积极呼应学界的行动，纷纷闭门停止营业，进行罢市斗争。安徽督军倪嗣冲于6月10日致电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称：“芜湖于本月八日受沪、宁罢市影响，有多数商店纷纷闭市”。

对于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为威胁江城人民抵制日货的活动，在华日军派出数艘军舰驶至芜湖江面，不时四处挑衅，以武力相威胁，这引起了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芜湖各界在接到省总商会“坚决抵制日货，罢市三天”的通知后，各行各业纷纷响应。长街药业开会公决不再进日货，广湖帮各米号则决议嗣后不再雇用日本轮船运米，各洋纱行公议即日起不进日本洋纱，各埠各货号也不再卖日本糖。教育界与社会人士如刘希平、洪世奇、朱蕴山、卢仲农和蔡晓舟等，在《皖江日报》上纷纷发表文章，对抵制日货表示热烈支持。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维持反动统治，同全国各地军阀一样，对芜湖各界爱国运动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进行镇压。他们下达戒严令，派兵沿街警戒，禁止示威游行，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消息，严密检查来往邮件，妄图用暴力将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工商日报》和《皖江日报》均因“立论偏激，混淆视听”而遭警察厅的特别检查。

“五四”运动至6月初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6月3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演讲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及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的群众运动。在这轰轰烈烈的群众爱国运动中，芜湖的码头工人、黄包车工人、手工业工人象学生一样，很快地行动起来纷纷罢工。、罢市，参加示威游行。各钱庄于6月6日晚在公所决议，于次日起一律暂停汇划；广、湖两帮米号，因金融停顿，也于是日起暂停采办。7日，长街一带发现鸡毛报及传单多种，皆系规劝各商号于8日一律罢市。总商会会长汤善福和副会长邵侃如见之，即于当晚召集各帮商董到会，开紧急会议。除发一无关痛痒请释被捕学生之北京电报外，责成各商董赶紧规劝各帮商店，万不能罢市。散会后，邵又赴皖南镇守使马联甲处，请求军警上街维持秩序。8日，长街由西门至红口各商店，及城内马路沿河两岸，皆相继关上店门，芜湖进入了“三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高潮。在强大的人民攻势下，汤和邵被迫辞职，从而使芜湖抵制日货运动继续深入地发展下去。

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时期江城人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动摇了封建军阀在芜湖的统治基础。在“五四”运动中，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觉悟和积极性，有利地推动了以后江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团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做了充分准备。